1、全球风险时代的国家治理2022年初，新型冠狀病毒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在全球蔓延，不仅让全世界人民深陷恐慌，也让本就动乱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显得扑朔迷离。在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中国政府率先以强有力的防控手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3月底逐渐控制了国内的疫情。中国的疫情防控，既保障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中国经济的开展格局，也为世界各国的防疫争取了珍贵的时间。但是，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社会主义举国体制在这场防疫人民战争中发挥的巨大成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应对这种现代社会突发风险的过程中，当前中国的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短板。春天总会到来，疫情终将被战胜，中国的社会经济也必将继续开展前行
2、。为了中国未来能实现更加持续和平稳的开展，我们必须从此次疫情应对中的薄弱环节出发，理清我们当前所处时代的结构性特点，认识我们当前社会的复杂性，意识到完善现代治理体系的紧迫性。为此，本期文化纵横从新冠肺炎揭示的全球风险出发，聚焦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现代工业社会本就是开展与风险共存的社会。更何况，正如强世功的双重社会转型时代的国家治理难题一文所言，如今中国社会除了继续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外，同时还在经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的信息化社会的转型。双重社会转型和三种社会形态叠加的复杂现实，为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特殊的难题。而许多地方政府的决策机制仍停留在工业时代，民众和一些官员的心态更是停留在小农社会
3、，这无疑缺乏以应对人口、信息、知识和经济要素高速流动的后工业社会的潜藏风险。接续着强世功对中国当前“双重社会转型的分析，严鹏在从抗疫“总体战反思工业发动与工业文化一文中，那么从“工业发动的独特角度深入剖析了此次疫情防控的一个新特点。这场被命名为 “总体战“阻击战的抗疫人民战争，对各类物资的全面、快速要求，显示了工业生态体系多样性与完整性对于大国是何等重要。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确实为此次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奉献，但我们的工业发动能力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强国家一个支柱，“强社会的培育那么应是此次疫情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也是我们最为迫切的课题。刘炳辉的高流动性与低组织化中国社会危机治理的双重挑战一文那么指出
4、，中国目前已进入大流动社会，高速的社会流动加剧了种种社会风险，但基层社会组织发育迟滞，导致基层社会尤其是城市社区呈现出低度组织化的局面，这非常不利于公共危机时刻的社会治理。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是未来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和社会建设必须补上的一课。王绍光的预防必须为主和曹东勃、叶子辉的公共卫生专业化治理如何可能？，那么为我们分析了在疫情防控中首当其冲的公共卫生体系的问题。王绍光通过回溯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发现但凡强调和落实了“预防为主方针的时期，就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而没有落实“预防为主的时期，往往就会出现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2003年的SARS和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正是最近的两次。曹东
5、勃、叶子辉那么把公共卫生治理放在更宏观的公共管理体系中加以考察，他们指出一般领域的官员素质、科层体系和治理逻辑，无法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公共卫生治理。为此，必须警惕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委托-代理逻辑和“政治包办逻辑，建立专业化和垂直管理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疫情演变至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将新冠肺炎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全球风险的时代。人员、物资、货币、信息、知识的高速流动，一方面带来了技术的创新并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似乎都无力处理此种全球风险。由此，我们必须面对全球风险的现实挑战，全面提升我们的现代治理能力;进而开展全球协作的治理能力，为真正构建一个相互协同的全球风险防控机制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