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现代意识兼论马克思“制度哲学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23016198（2022）0300182023 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学的重要走向之一。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整体建构、系统推进的社会历史过程。因此，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社会历史方面的制度哲学的分析，能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价值理念上的指导。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相关著作中关于制度变迁思想的厘定与分析，阐释马克思关
2、于制度变迁思想的根本内容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建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哲学分析的理论构架。 一、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的唯物史观的理解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从“制度是个人交往的产物出发，马克思把唯物史观引入到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析之中，把经济制度变迁纳入到社会、历史以及人的存在与开展的方式中加以考察，通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相互作用，阐释人类社会开展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马克思这一思维方式上的革命性成果表现为：其一，把生产活动看作社会主体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根本
3、活动，从而形成了经济社会互动分析的理论构架。其二，把再生产活动纳入到社会交往系统中进行考察，使生产活动带有了社会性的特点。其三，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理解社会再生产，从而使法权、科技、意识形态等要素被纳入到经济社会开展的分析之中。其四，从社会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物与人的关系），分析经济活动中商品关系所掩盖着的人的关系，进而把人的存在和价值纳入到经济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历史开展之中。这四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制度分析的理论方法，使马克思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包含着历史的理解、社会的理解以及人学的理解。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把制度理解为个人交往的历史的产物，把制度变迁理解为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人的存在和开
4、展制度的互动变迁，形成了马克思制度哲学历史理论的根本结构。这一结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被概括为五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经典性命题：a.由需要而生产。b.由生产工具引起新的需要。c.人口生产是历史开展的第三个因素。d.需要和生产方式是人们社会交往关系的根底。e.意识是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开展的。马克思所界定的这五个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分析的结构要素，结合其他的论述可以进一步拓展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生存需求与社会满足的制度条件。人类生存与开展的主体根据起源于需求与满足的矛盾。需求是主体性的；满足是对象性的。主体性的需求只是通过对象性的满足活动才能实现。对象性的满足活
5、动既不是费尔巴哈宗教式的满足，也不是黑格尔抽象劳动式的满足，而是变革自然的直观形式的满足。满足人类生活现实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社会生存和开展的需求与满足的矛盾，实质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主体性表现。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人类社会生存与生产的一系列的制度条件才得以实现。 第二，劳开工具与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人类生存的质量与开展的能力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而物质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决定于人采取何种劳开工具和技术手段提高人与自然交换方式的质量和水平。在手工生产时代，自然资源主要是生存环境所提供的“直观资源。驱动手工工具的动力主要是人的体力和自然力。在这种情况下，（血缘群体关系的）生存制度对于驱动
6、人类体力的数量以及对自然力的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大机器生产时代，科学技术创新的“物化，使自然资源以“科技物化的加工资源为主。“科技物化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使人与自然交换的性质和水平开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分工协作的）工厂制度、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对于提高人与自然交换的性质和水平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科技创新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日益成为生产力开展的内在组成局部的时候，技术创造的产权制度以及科学发现的保护制度对生产力的开展也越来越重要。 第三，人口增长与素质提高的制度环境。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的理论，人类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人口的生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和质量的
7、生产要与物质资料生产的水平相适应。就人口数量的生产而言，当生产力的状况一定时，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形成整个社会的人口压力，造成资源供给的紧张，形成人口供过于求和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就人口质量的生产而言，它与一定时期生产力创造的剩余所能提供的全社会的教育投入密切相关。无论是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是解决人口的质量与教育投入的矛盾，都需要由科技创新物化为生产方式所提高的生产效率来解决。 第四，社会交往与财产所属关系的制度机制。人类生存与开展的矛盾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所形成的巨大生产力来解决，但生产力诸要素作为商品，只有通过交换关系才能获得生产诸要素的使用价值。在此条件下，一系列的交换和交往的制度机制就成
8、为物质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交换和交往制度的实质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产权或法权的交换。产权或法权交换的制度机制具有两个方面的职能。从管理的角度看，产权交换制度制约着微观生产组织和宏观生产组织之间鼓励与约束机制的效率。 第五，意识形态与社会运行的制度系统。从社会再生产的交换关系看，生产过程不仅包含着生产技术分工与协作的制度关系，还包括着产权管理意识形态的制度关系。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过程是三个方面的统一，即人与自然变换的制度关系，人与社会交往的制度关系，人与意识形态互动的制度关系。人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与改造人类社会、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能力相结合。改造
9、自然的物质生产力客观要求改造社会的制度管理力和改造主观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制度控制力与之相适应。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开展的制度生产力、制度管理力、制度控制力的三维尺度。 二、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的唯物史观的考察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史既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史的“原生形态，又是经济制度变迁史的逻辑前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奠定在“经济社会历史开展的根底之上。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亚细亚、古代、日尔曼三种所有制形式）以及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史。马克思指出，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也是部落共同体的一
10、种“生存方式。其生产方式的社会前提是部落共同体的自然形成，并占有相应的土地（包含着原始形态的生产要素），形成了公社财产的“间接公有制，即公社财产的双重占有关系：一方面，公社财产属于更高的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由于其血缘的身份在“观念上是公社财产的所有者。另一方面，公社成员实际上占有属于自给自足的份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土地“公有实质是公社成员“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等。亚细亚土地公有制的特点是部落成员“观念所有与生产者“实际占有的二元所有制结构。与亚细亚的所有制不同，在古代所有制的形式中，“公社制度的根底出现了“三元结构，即“公社财产作为国家财产，公有地在这里是和
11、私有财产分开的，以及小块土地为根底的私有财产。公社自然共同体具有演变为“军事共同体的倾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6.）。在日尔曼所有制的形式中，公社制度根本瓦解，由“三元结构演变为“单元结构，形成了以土地私有制为根底的利益联盟。“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公社只是在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公社财产本身只是表现为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从而“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480482.）。 马克思
12、在分析公社制度“二元结构三元结构单元结构的变迁动因时指出，公社制度存在（天然）的社会条件是劳动和土地的自然、有机的结合。所谓“自然是指，人与生存环境（土地）的“天然统一；所谓“有机是说，公社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以“个人所有制（个人生产和生活的原始生存方式）为根底或以原始生产要素的原始统一的生产方式为根底。然而，一旦公社制度引进“增量的要素，如生产的开展、人口增加、战争征服等，就会使“个人所有制各种生产要素的天然的统一日益分化，个人原始的生产活动日益专门化为不同的生产要素，首先是劳动与生产的其他要素日益别离出来，破坏了个人原始的生存方式，同时意味着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原始公社制度与有限的生产力相适
13、应，生产力的开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开展。公社所有制的历史变迁说明，生产力诸要素的变化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形成不同的社会交往制度，生产方式与交往制度的相互作用推动原始公社制度的社会变迁。 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的产生是在摧毁原始公社个人所有制的根底上形成的。这一过程的社会历史前提是个人由于分工而被片面化个人不是由于“人而成为人，而是由于从事不同的职业而成为行业人。人被异化为“物的形式而存在，具体表现为制度所有权的“三个别离，一个对立：即劳动者与土地（生产资料）所有权别离，劳动者与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别离，劳动者与生产所有权的别离，劳动者与资本的对立。
14、劳动者与土地所有权的别离是资本生产方式需要“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确立“雇佣劳动的前提。劳动者与劳开工具的别离是资本生产方式打破“行会同业工会制度的控制，使劳开工具同劳动者别离出来，丧失其独立的生存能力。劳动者与劳动所有权的别离是由于“对于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9501.）。三个别离的客观结果是劳动者与资本的对立。劳动者与资本对立的结果产生了资本家和雇佣劳动制度。资本所有制度和雇佣制度的产生，一方面是生产方式创新的历史结果；另一
15、方面，适应创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所建构的一系列经济管理制度，也加速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如在资本生产方式打破“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过程中，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现代保护关税制度都是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9.）。马克思指出，“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税收制度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一个组成局部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而
16、这一系列制度都强化了资本原始积累。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根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摧毁了封建制度下的土地所有制度、宗法制度、行会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雇佣制度、货币交换制度、贸易制度以及工厂制度。在生产者和生产条件别离的条件下，开展了社会生产力、开展了分工协作，并把科技纳入到生产过程：一方面既创造了庞大的机器和生产系统，又创造了庞大的劳动。人的需要超越了简单的人与自然的狭隘联系，自然变成了服从人的需要的对象，形成了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又超越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孤立个人的狭隘界限，形成以货币为媒介的、普遍的交往关系。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行为，一开始就受到其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