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艺苑全才马公愚翻开文本图片集马公愚先生为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幼承庭训，工诗文，擅书画篆刻，举凡文人之事，无一不能，亦无一不精，素有“书法宗匠“艺苑全才之誉。经亨颐曾赠诗，发出“永嘉山水钟神秀，五绝于今谁与俦之感慨。与其兄马孟容一时竞秀，并称“永嘉二难。马公愚出身“书画传家二百年的书香望族，为他少年学生时期学习传统文化提供了优良环境。他于三代鼎彝、秦汉石刻、六朝碑志、魏晋简牍、唐宋元明清各家墨妙，无不一一研习，书法而外，对篆刻、诗画、文字学也有相应的研究。一、书法篆刻马公愚的书法，篆、隶、真、草无一不精。他于髫龄从父学书，十五六岁便以能书闻名。他认为临池习字，必先读书，所蓄既富，气质自雅，游于艺
2、者宜取法乎上。他的篆书得力于石鼓文、秦公簋、秦诏版，下笔古朴厚重，典丽儒雅。隶书融汇汉张迁史晨两碑，结字疏朗，波挑舒展，柔中寓刚，雍容古雅。真、草书初习赵之谦，后取法钟太傅，于宣示表黄庭经有深契。草书喜拟章草，笔力浑厚，结体宽博。行书学王右军，观之俊逸神超，妍美流便。马公愚的临池功力之深，世人推为神手。其所作榜书碑碣，遍见于大江南北。他喜用硬毫和马毫笔，得其刚柔相济，拙而不滞，且洒脱奇肆。其晚年书风趋于老辣凝练，严谨之外复归平淡。其金石篆刻，功力最深，直入秦汉之室，无丝毫晚近习气，所拟秦小玺、汉玉印，非皖、浙诸家所能梦见。沈禹钟印人杂咏咏之云：“退笔堆墙老未休，白眉才艺压时流；秦时小玺参应遍，
3、玉印还从汉法求！以其治印能采本求源，故能超迈时流。马公愚6岁已能刻石，由其祖父兰笙公授以刀法和篆书。稍长，入温州府学堂读书时，经学大师孙诒让校长对他颇为赞赏，勉励他上溯三代，注意从书法艺术的根源古籀上多下功夫，立志做金石家，降而次之，可不失为有成就的书家和印人。此语极大鼓舞了少年马公愚。从此，他醉心于篆籀艺术，曰积月累，篆籀书法艺术日臻精纯，并在他整个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公愚一生，其书法以篆书最为擅长。小篆通行于秦代，汉代以后篆法开始失传，唐李阳冰至清乾隆年间钱坫等人偶有创作，皆雄浑厚重缺乏，与秦篆古风相去甚远。直到邓石如取法汉碑篆额，用中锋雄健之笔间以侧锋取势，才苍头突起，重振篆书艺
4、术。清末吴昌硕取邓氏篆法作石鼓文，把原本呈正方形的石鼓文写成上下左右参差，体斜偏长那么有横肆之势，颇有窈窕之姿。马公愚认为它“气势旺盛，笔力雄健，别开生面，但已非纯粹，加上用笔过于重疾，“略无含蓄，实在“不宜学步。于是他直追源头，从石鼓、秦代刻石与周代钟鼎长铭重器如大盂鼎毛公鼎史颂簋中汲取雄厚静穆之气，继而把兴趣转到在他看来保存了“秦朝小篆真面目的权量诏版上。这可以从他写给其侄马亦钊先生的信中略知一二：“秦朝小篆的真面目，却是在权量诏版上。此种诏版是铜制的，所以不烂，当时凡事标准的权量上都有的，其数一定很多，但是传到数千年后的今天，很难见到，已成稀有的古董了。此种诏版上所刻之字，正是当时通行的
5、小篆，不过是行草体，随便写的，错落参差，有生动流丽之致，无拘束板滞之象与石刻上正体篆书之整齐严肃者迥然不同。篆书有正体草体，隶书亦有正体草体，正同楷书有正体草体一样。此种诏版篆书，看见的人不多，懂的人更少，向来不为人所注意，很少入学它，我却喜欢写它，我题画有时亦用此种篆体，可说是创举可见马公愚正是发现了秦诏版文字的错落参差、生动流丽且无拘束板滞的草篆风格，与秦刻石中横平竖直、笔画圆匀、结体均衡、体势修长、体态庄严妍美的风格迥异，并转而师之以创自身独特风格。诏版文字因其大小曲直，欹侧跌宕，难于用它来作要求对称的对联。马公愚作于20世纪40年代之初的作品袭号刻辞四言联就将这矛盾处理得和谐自然，虽然
6、字字大小不一，如“袭“辞二字特大，“刻“功二字又特小，但整体毫无违和之感，而且用笔以圆笔裹锋入，故凝重坚实；以方笔露锋出，故奇肆屹动。又因功力纯熟，笔酣墨饱的同时间见枯笔，轻重徐疾恰到好处，所以整幅作品精神飞动，豁人耳目。马公愚晚年的印风之变如其篆书同样得力于秦诏版为多。看他1925年之前，30岁前后的印风，有雁山老樵無声诗何其臞以及公愚书画等印，皆苍浑古穆，注重古籀笔意，可见他在30岁前后已经奠定了古玺印根底，并同时受到吴昌硕的沾溉。而其晚年的作品如青松岁久色逾新七五叟公愚依然有吴昌硕印风痕迹，“六亿神州尽尧舜更显得古意扑面，笔意自然，深厚苍劲。而比拟特殊的是一类看似汉白文，却既不似汉凿印，
7、也不似汉玉印，似与不似之间，甚有品位。比拟典型的如72岁所刻双峰插云，及未署年款的山阴章氏受苍珍藏郎静山印故李将军杨庆簪印修辞立其诚等。这类白文印章与时风拉开了距离，风格显著，气格宏大，生动自然。这些印章正是以秦诏文字入印、风格为之一变的作品。故李将军田父等印更以平实中见功力而受到不少印人的赞赏。马亦钊先生说方介堪先生生前就对他与学生说过，“田父两字很不好刻，公愚能举重假设轻，把它刻得平实有古气，很不容易。还说，秦小玺与战国古玺四周都配方框，汉印无框无直，公愚有胆有识，妙在此印中间加一直，似隔实连。但“故李将军一印却篆法诏版，施以汉铜凿印法，线条遒劲内含，坚韧而富有弹性；章法上以紧凑的结字配以
8、疏宕的字距和紧窄的边距，使全印奇肆而能平正，紧密而能开张，将军气概，两汉风范，汇为一体。杨庆簪印也取法诏版，用冲刀法镌刻，较故李将军方挺平实，不事雕琢，也是一方不可多得的印作。马公愚6岁时在他祖父马元熙的指导下学习篆刻，于20世纪20年代已经于印坛享大名，但对于他的评价，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看法。符璋先生在其30多岁撰成的印谱上称：“自然入古，直可置之汉玉秦金之侧，无一笔一画落入后世所谓皖、浙派之窠臼。对于皖浙诸家，马公愚早年不可能没有涉猎。他在复戡印集序中曾高度评价赵之谦、吴昌硕的篆刻艺术“度越前人，别开生面。当时海上印坛以吴昌硕的苍茫、赵之谦的精细及王福庵的工整为风气，加上同乡好友方介堪，已经
9、将汉印的典雅精微发挥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很清楚“假设无新变，不能代雄的道理。所以符璋先生当时看到的应该是年轻时期的马公愚在摹古印上下功夫所取得的成果。而马国权先生那么有不一样的评价，他在近代印人传中云：“余谓冷翁深契秦诏版，虽拟汉玉印，而秦诏版峻厉奇崛之意存焉，拟汉铸白文印，亦深厚古苍。这两种评价构成了马公愚一生印章创作风格变化的两面，一面是渊源周秦小玺及汉印，属于其早期的“师古不倦之印风；另一面是以秦诏版文字化入印中，参以汉玉印刀法，得峻厉奇崛之意者，属其受到时代影响，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为其晚期变法。晚清到民国初期，篆刻家在历年上经历了“印从书出到“印外求印的开展，使篆刻艺术出现了新的开展阶段。以此审视马公愚的篆刻，显而易见，其早年下大力气于古玺、汉印，正为其“印从书出“印外求印铺垫了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