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民工尊严感现状调查及对策陈静 罗丹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中，农民工可能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偏见和歧视，面临着就业困境、权益侵害、社会排斥、社会融入、心理健康等一系列问题，让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体会到有尊严地生活。提升农民工尊严感，让他们能够在城市中留下，乃至“扎根，过上体面的生活，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市民共同努力，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方式迎接农民工进城，并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创造良好的气氛和社会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平安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农民工是广阔人民中的重要群体，他们在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开展、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
2、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奉献，理应得到应有的尊严，过上体面的生活。调查样本根本情况本次调查采用自制问卷对N市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共计完成有效样本240份。调查对象男女各占有人数119（49.6%）、121（50.4%），年龄范围为18至69岁，平均年龄35.04岁。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小学及以下47人，占比19.6%;初中70人，占比29.2%;高中或中专68人，占比28.3%;大专及以上55人，占比22.9%。从职业上看，工人81人，占比33.7%;商业效劳人员35人，占比14.6%;机关、企事业单位临时工24人，占比10%;个体工商户28人，占比11.7%;公司职员40人，占
3、比16.7%;专业技术人员19人，占比7.9%;企业管理人员8人，占比3.4%。从收入上看，月收入2000元以下19人，占比7.9%;2001-3000元73人，占比30.4%;3001-4000元61人，占比25.4%;4001-5000元40人，占比16.7%;5001-6000元30人，占比12.5%;6001元以上17人，占比7.1%。尊严感调查数据分析结果（一）农民工尊严感本问卷共设计七个指标测量农民工尊严感受，采用Likert5 级评分，并根据指标的态度倾向，进行正反向赋分。进行计算，得分70.94（总分值为100）。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遭遇过尊严被侵犯的情形。2.5%的调查對象
4、认为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中“很屡次遭遇尊严受侵犯的情况，12.5%的调查对象认为外来人口“经常遭遇尊严受侵犯的情况，55.83%的调查对象认为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中“偶尔会遭遇尊严受侵犯的情况，“从来没有遭遇尊严受侵犯的情形仅为29.17%。（二）农民工尊严感影响因素分析在农民工尊严感影响因素调查中，工作情况与职业开展占比47.4%，公民权利占比18.9%，城市融入占比14.6%，与亲人、朋友的关系占比13.2%，与市民的关系占比5.9%。可见，良好的工作环境与职业前景成为影响农民工尊严感的首要因素。其次，公民权力、社会融入及人际交往成为影响着农民工尊严感的重要因素。在公平与尊严关系调查中，调查对
5、象认为，就业时机公平（21.30%）、社会保障公平（19.37%）、教育时机公平（18.53%）、收入分配公平（15.64%）、公平竞争环境（13%）、制度规那么公平（12.16%）影响尊严感的提升。同时，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仅占9.17%的调查对象认为“有钱才能有尊严，23.33%的调查对象认为钱是有尊严的前提条件，67.5%的调查对象认为，尊严与金钱没有必然的联系。（三）维护尊严的方式与途径数据显示，调查对象认为积极保卫自身人格尊严（21.22%）、合法权益（20.35%）、提升职业地位（15.26%）、是维护自我尊严的主要方式;其次是通过提高自我正义感（13.65%）、物质生活水平（13.
6、02%）的方式保障自我尊严。再次是使自己变得有权有钱（9.3%）和在社会地位上超越他人（7.2%）。在选择维护自身尊严的途径上，将采取强有力的方式回击的占比18.14%、寻求法律帮助的占比15.99%、选择忍让的占比15.37%、寻求街道社区帮助的占比15.24%、向上级政府反映的占比15.24%、寻求同乡亲友帮助的占比10.20%、寻找中间人调节的占比9.82%。尊严感调查结果不容乐观（一）农民工尊严感有待进一步提升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面临着尊严问题。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中，农民工可能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偏见和歧视，面临着就业困境、权益侵害、社会排斥、社会融入、心理健康等一系列问题。这让农民工在城
7、市中难以体会到有尊严地生活。调查显示，4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生活并没有经常感受到有尊严，同时超过70%的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中遭遇尊严受侵害的情况。尊严感的缺乏，将进一步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和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幸福感的获得。（二）诸多因素影响农民工尊严感的提升调查发现，金钱并非是农民工获得尊严的充分必要条件，即金钱并不必然带来尊严感的获得。就业、公民权力、教育、社会保障、城市融入及人际关系成为影响农民工尊严感的主要因素。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开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定势、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着变化。然而，局部城市居民却依然抱守着对农民工的固有印象与偏见。城市居民对农
8、民工群体的偏见具体表现为政治偏见、经济偏见、文化偏见和组织偏见等方面。在政治层面上，认为农民工不属于市民，因而作为外来者的农民工不具有参与城市社区政治选举、公共事务管理和决议的权力。在经济层面上，认为农民工从事的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这与城市居民所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存在差距，因而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工作报酬理应有所差距。（三）农民工维护自我尊严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各种根本需要的出现一般是按照生理需求、平安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顺序。生存需求是根底需求，尊重需求为高阶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开展，大多数农民进城务工的动机已经由生存需求跃迁至尊重需求，农
9、民工维护自我尊严的意识也与之提升。调查显示，在遭遇尊严侵害的情形时，农民工会通过法律途径，通过政府、亲友、同乡及中间人等较为理性的方式来解决，然而，也存在局部农民工企图通过武力、忍让的非理性的方式来解决。另外，农民工在企图寻求法律、政府、社区等方面的帮助时，遭遇“寻路无门、被相关部门“踢皮球等情形，这让农民工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我尊严面临障碍。提升农民工尊严对策及建议提升农民工尊严感，让他们能够在城市中留下，乃至“扎根，过上体面的生活，就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市民共同努力，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方式迎接农民工进城，并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创造良好的气氛和社会环境。（一）政府一是实现农民工体面就业。
10、其一，扩大农民工就业创业时机。地方政府要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进行自主创业，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其二，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制度，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强制用人单位为农民工购置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及其他特殊险种，实现农民工工资不拖欠，将恶性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拉入“黑名单，并予以失信惩戒。二是保证农民工子女享有平等就学权力。针对局部公立学校拒收农民工子女就读，或是收取高昂的“借读费等现象，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同时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就读学校资金扶持力度，对学校根底设施、教师人员配置、教学质量上进一步优化。三是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根据农民工流动性强、收入偏低、
11、劳动关系不清晰、社会保险参保面窄等特点，实行广覆盖、低缴费、易参保和易转移接续、能与城镇社保和农村社保相衔接的新型社会保险制度。（二）社会组织一是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困境。通过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帮助其获得就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能力;积极与企业沟通，提升农民工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帮助农民工提高平安生产意识和知识，保护其生命平安。二是提供子女教育效劳。其一，努力为农民工子女争取平等入学时机。社会组织积极与当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进行协调，促使农民工子女能够在当地获得平等入学的权力。其二，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成绩。一方面，与学校领导、任教老师进行沟通，让他
12、们能够获得学校和老师的关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支持系统。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个案和小组方法，激发农民工子女的学习动机，提升其学习主动性。同时，针对个别家庭困难的学生，社会工作者努力为其链接资源，保障其学习条件。三是促进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促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通过小组工作、社区宣传、社区活动的方式增加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相互接触、深入了解的时机，化解彼此的误解和刻板印象，促进城市社区居民从心理上、文化上和交往上理解和接纳农民工，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社区。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帮助农民工树立“社区居民意识，将自己定位于社区的主人，热爱其所在的城市和
13、所在的社区;通过城市礼仪、生活习惯、娱乐休闲方式的倡导和教育，帮助局部农民工形成适合现代城市社会生活的行为;培養农民工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他们参与社区的选举和公共事务，让他们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四是为农民工提供法律维权和政策咨询效劳。一方面，社会工作通过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普及的教育培训，帮助农民工增强权利和义务的意识，让他们学会以法律正当途径维护自我权益。另一方面，在农民工遇到侵权时，社会工作者积极介入协助其维护自身权益。在为农民工提供维权效劳的同时，社会工作还为他们提供政策咨询效劳。由于对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政策缺乏了解，农民工难以享受到相关效劳和资助，社会工作者通过政策宣讲和政策咨询，让农民工了解政府的具体政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参考文献1经卫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偏见研究：特征、类型、因素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22（18）：119-120+150.2冯慧娟.新生代农民工尊严缺失问题及对策研究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22（01）：181-182.作者简介陈 静 川北医学院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