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道酬勤“六六六会议始末1957年6月6日上午10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六位大学教授和其他几个人，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6月6日六教授，故称为“六六六会议。这六位大学教授是：曾昭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钱伟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费孝通，原清华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参加会议的还有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此外，还邀请民盟副主席史良、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金假设年出席了会议。胡愈之在会议开始前即
2、离开会场。反右派斗争发起之后，闵刚侯写了一篇题为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的揭发文章，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追述。尽管闵刚侯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这确实是一次紧张的集会，许多人激昂慷慨地发了言，这些发言不像是人民内部的共同语言，因之给我的感受极其深刻，不易磨灭。但事隔近一个月，个人的追述与实际的发言内容难免要有所出入，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的气氛，对闵刚侯的措词不能不有所影响。因此，我们还必须参考一下其他人的有关回忆材料，才能比拟准确地了解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章伯钧等人举行这次会议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闵刚侯断言，“章伯钧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过和罗隆基的联盟参加这次会的曾昭掄、费孝通和吴景超
3、等都是罗隆基的小组织人物，点上火在学校里烧起来企图威胁党，以到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狂妄目的。闵刚侯的这个论断实际上也就是中共中央对此所作的结论是很值得我们重新研究一番的。果真是章罗结盟的会议吗？闵刚侯下这个断语时，显然忽略了民盟副主席史良一贯的政治态度。众所周知，史良一贯是站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立场上说话的，在整风运动刚刚发动的时候，史良就坚决反对罗隆基的观点，表示要和他争鸣一番。那么，如果“六六六会议有任何结盟反党的迹象，史良不会觉察不到，也不会不表示反对的。事实是，史良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建议，他们几个人一同去向共产党的负责同志反映情况，这说明，“六六六会议根本不可能是章罗结盟的
4、会议。果真是一次“点火的会议吗？这个结论也错了。恰恰相反，这是一次“灭火会议。章伯钧后来交代说：6月5日下午，曾昭掄、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掄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时任高教部部长笔者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
5、这样严峻。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但是没有接上头。章伯钧等人一再指出局势的严重性，无非是强调“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如果继续“放，民盟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但如果要“收，共产党就不能离开民盟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局势已经严重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而这正是民盟发挥作用的时候。第二天会议的发言，更加清楚地说明了他们主张“灭火的动机。费孝通回忆说：中午章约史良、胡愈之、叶笃义、黄药眠和我十二人在文化俱乐部吃午饭座谈，除胡、闵、金没有发言外，大家都谈了。在情况估计上，除吴景超觉得正常之外，都认为是紧张和严重的，有人说这是匈牙利事件前夕，所不同的就
6、是学生还没有找到头儿，教师们和学生一联起来，上了街，就会闹大了。民盟应当怎么办，做工作是应当的，但是这里关键是在动向问题，我在会上提出，民盟的领导在帮助党整风运动中曾否和党联系过。民盟的方针只是解除顾虑，有啥说啥，是不够了。章答复是没有联系过。当时，大家都要几位副主席赶紧找党的负责同志谈一谈，其中也包含了错误的看法，就是对党中央是否已掌握了各校实际情况有疑心。章说可以找周总理、李部长李维汉、康生、彭市长彭真。史良副主席主张在座的人一起见党的负责同志，问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会上一样都说出来，我们都说愿意。她说晚上要遇见总理，如果总理同意，当晚就可以召集大家谈，各人留下，由叶笃义联系。费孝通所谈的情况
7、和章伯钧的交代是一致的。章伯钧回忆说：6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峻。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7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们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想必中央已经决定了大规模还击右派的方针，周恩来不便于表态，只能“未置可否了。将“六六六会议定为“点火会议，显然难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章伯钧等人为什么急于同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谈谈？特别是史良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了
8、相当大的积极性。如果是为了“点火，如果是为了把事情闹大以迫使共产党下台，章伯钧等人就会在这“匈牙利事件前夕下到基层，去“呼风唤雨，推涛作浪，而不是急于同中共的负责人取得联系。答案只能是：章伯钧等人急于向中共负责人反映局势的严重性，以促使中共下定“收的决心，并赋予民盟更多的政治责任。所以我们说，“六六六会议不是“点火会议，而是“灭火会议；把这个会议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顶点，也属不实之词。应该说，这次会议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第一、一局部人过分夸大了局势的严重性。如章伯钧在会上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峻。“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
9、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还有的人认为，当时的情况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后来章伯钧成认，他所说的计委门口贴大字报的事，是道听途说，不符合事实的。第二、一局部人过分夸大了共产党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如章伯钧在会上分析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标准了。他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
10、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缺乏，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还有的人认为，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十分严重，主要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个人作风问题。第三、由于对形势以及党所犯错误的不切实际估计，使一些人过分夸大了民盟的政治作用。有的人说：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章伯钧说：在共产党进退失措、没有方法收的时候，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他认为，民盟现在大有搞头，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开展，同时还要深入到县一级，这
11、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他建议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局势的开展超出了共产党的估计，共产党已经陷入困境，现在只有民盟站出来说话，才能控制住局势。这也是他们急于同中共负责人取得联系的根本原因。这种过分夸大民盟政治作用的观点，不仅容易在实践中产生无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伯钧等人利用“危机迫使中共给民主党派更大权力的政治野心。至于这种野心膨胀到何种程度，是否已严重到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取共产党而代之的程度，当然是应该分析的。选自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萧冬连 谢春涛 朱地 乔继宁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2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