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道酬勤汉隶：书法开展史上的伟大变革下葛承雍西汉中期是古隶向成熟汉隶的演变时期。其体势逐渐趋向长方形，横画行笔先昂后沉再挑起作尖锋而呈波状，撇与捺相背而分张，也作尖锋挑起。这种特点虽然还只初具形态，但其變化是很明显的，作为隶书的波磔之态似与东汉隶书大体相同。大量的简牍材料证明，这时的隶书不仅同篆书毫无相通之处，就是同云梦秦简上的早期隶书比拟，也相去甚远。以武威简本仪礼上的隶书为例，线条圆劲流畅，结体方扁自然，用笔技巧成熟而有规律，转折处方圆并施，以方笔为多，横、撇、捺等笔画都具有明显的挑脚。又如武帝太始三年前94简流沙坠简已具波挑之势，字迹较工;昭帝元凤元年前80简居延汉简甲编159更是波磔仰
2、俯，结构疏朗，布白自然有致;宣帝本始三年前71简居延汉简甲编666，纵行整齐而字迹大小参过失落，于规格中有自然逸趣;宣帝元康四年前62简居延汉简甲编95A波挑披拂，字迹工丽。上述这些特征足以说明，最迟在汉代中期已有了十分成熟的汉隶。这种书体肯定经过了相当长的开展过程。如果说西汉初期的隶书还来源于秦统一全国前后的大、小篆，那么这时已根本脱离了篆势，日趋波磔清楚而定型了。这一时期汉简上的隶书风格，朴实、自由、奔放，从线条形态到结体特征，既有明显的规律可循，又富于变化。这些墨迹，并非出自庙堂，而是当时的下层书吏或普通知识分子抄写的文书，从中可以分辨出许多不同面貌的书写风格，其率意而为和熟练程度，不仅
3、说明这就是当时社会的通行书体，更向我们展示了汉代书法艺术深厚的社会根底和普遍的文化水平。元、成、哀、孺子婴时的西汉晚期，汉隶的艺术风格更是有所增益和开展。体势由长方变为扁方，撇、捺相背而开张之势更加强烈，因之波势也非常明显，特别是新莽时期的书法愈加成熟，像天凤元年14从屯简，宛如东汉的礼器碑，瘦劲如铁，端庄秀逸。这一时期简牍中的隶书，洋洋大观，有的自然无华，有的劲健舒展，有的秀逸洒脱，有的气势雄浑，有的规正谨严，像颗颗璀璨的明珠嵌汇在竹木简册之上。当然，因地域文化的不同，南北两地出土的简牍书风，有着显著的差异。如马王堆汉简、江陵汉简以及银雀山的局部竹简，在形体上既趋于篆书结构，又融进了隶书的方
4、折笔意，运笔圆润，严谨规整，表现出南方安逸秀丽的风格，包蕴着极为丰富的“南国秀美型的浪漫思想。其原因除墓主人的身份外，最主要的是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对文字使用的频率不同。楚文化中对于“内美“昭质“芳华的向往和对于生命、青春、韶光的追求，都贯穿在竹简的墨迹中。而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敦煌汉简以及青海大通汉简那么具有出锋峻落，行笔大度雄放，不板滞、不做作、恣意写就的西北边塞风貌。其原因固然有雄兵驻扎河西，戎马倥偬的年代哪有闲情逸致对每个字做认真推敲，然而信手写来的率意之作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技法各异，风格多样，势必显示出书写者的精神和气质。这大概不是当时普通官兵所书的墨迹，而是投笔从戎、立功塞外的文化
5、人所写，他们悲壮情感的流露和民族激情的抒发，产生出具有真挚气质的简牍书体。他们不会拿腔捏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那些神采焕发的墨迹中，长枪大戟式的笔法，力敌千军的气势，沙场扬威的结体，纵横驰骋的布局，全是那些不知名的文化人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尽管他们之间在书写技能上有上下、优劣之分，但他们信手写来的书迹所开创的却是一代崭新的书风，比起那正规庄严的碑刻文字，简牍书法信笔而至的飞动线条和纵横肆张的间架结构，一切都是随变而不加掩饰的。这种在开发边郡、抗敌保土、威加四夷、万邦慑服的时代中出现的书风，对以后书体变化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总之，多元的南北文化与其不同的书风相吻合，这正说明丰富多彩、变化多
6、端的汉隶与汉代的文化密切相通，是与其时代特征息息相关的。应该看到，简牍书法毕竟受着材料的限制，一简连一简的书写只能偏重于行气，而无暇顾盼左右关系。然而，它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受到影响，这主要因为简牍书法独具字小气势大的特征和开放不封闭的形象。从各类汉简来看，简面上大多是一厘米左右的小字，偶尔才有三厘米左右的大字，在空间狭窄的简面上铺天盖地地布满着汉隶，不仅没有显出拥挤、拙重，反而给人一种奔放无羁的气势，不觉其小、反觉其大的浪漫韵味。在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中，每一个小字都力求疏朗放纵，随意挥洒，书写者左撇右波，使结构紧而不密、疏而不松，竭力显示舒展之意，造成夸张伸展的大气势。在每简一行或两行不等的章法
7、安排中，也布白灵活，疏密皆有变化，特别是长竖延伸的创造或移位走格，带有排列不规那么的奔放风格。加之隶书法度中用草书笔意，不仅透露出一种古意盎然的“拙笨情趣，更可从小字排列中领悟到汉隶线条运动的大气魄。这有力地表现了汉人对书写物质竹木的驾驭和征服，呈现出汉人巧妙熟练的书法技能和毫不矫揉造作的笔法，从而在雅拙的个人风格中率意流露出非凡的胸襟，这也是汉代文化的特征和真正奥秘。值得一提的是，与简牍汉隶并行见称的是帛书汉隶。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隶帛书共十二万余字。有老子甲本、乙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周易战国纵横家书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天文星占书等十几种古佚书。这些帛书实用范畴涉及西汉初期政治
8、、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说明隶书至少在文帝以前已作为一种主要书体广泛使用了。帛书汉隶字体已趋于横平竖直，绝大局部字体都是相背分开，波磔清楚，许多字的捺笔加长而予以突出，或显凝重，或呈飞动，追求书写时的形态美。虽然有些独体字或合体字的部首近似于战国时楚国的大篆，但它无疑已经演化为根本脱离篆势、日趋波磔清楚的汉隶，书体与东汉的汉隶碑刻几乎相同。而且帛书上的隶字风格多变，各呈其态，像老子甲本的书体篆、隶相杂，波磔稍露，用笔高古凝重;五十二病方似用篆意作隶，字形稍长，笔力雄强，势险而紧;五星占用笔更是浑厚坚挺，雍容大方，中空紧凑，捺笔迟重而具筋骨;至于老子乙本、相马经经法等，书写时用朱丝栏画成直格，字距相等，结体严密，撇捺既宽厚婉转，又凝重见秀，用笔、结体、章法都极为成熟，真可谓“骨气洞达，爽爽有神。这些西汉初期帛书中的隶字精品，必出于有文化修养的书法高手，是西汉时长沙楚人内心世界的“外物化。尽管帛书中还有楚国大篆的痕迹，但人们所感到的只是充满脉脉深情的留恋而已，只是由关中秦篆演化而来的汉隶“附庸而已。汉文化毕竟是继承开展了周秦文化，楚越文化受到挑战，只能在书法中稍作表露，而不能占有主导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