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道酬勤故宫钟表修复师的道行绿妖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因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他意外成为“男神“网红。在骤然降临的声誉面前，他异常淡定，仍然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遇到合影就坦然接受。这份定力是近40年文物修复生涯带给他的，也是许多“90后喜欢他的原因。故宫钟表史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中非常特殊的藏品，堪称世界博物馆同类收藏中的翘楚。清朝皇帝酷爱钟表收藏，顺治、康熙、乾隆三位皇帝嗜爱钟表的程度，一代胜过一代。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传教士到中国来，他们钻研皇帝的喜好，把当时最新、最好的钟表送到宫里，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收藏。当时欧洲的钟表工匠们，为了大清皇帝的喜好，千方百计在钟表上动脑筋：车马人物、花鸟虫鱼做
2、装饰，日月星辰通过发条变成斗转星移。清宫的1000多件钟表藏品，制作年代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既有英、法、瑞士等名家制作，也有广州生产的精品，以及皇帝设计，由做钟处完成的“御制钟，制作精美，功能复杂，代表了当时钟表制造的最高水准。到乾隆时期，清宫钟表的制作形成一条从西洋传教士、工匠，到做钟太监的非常稳定的根底梯队，这些能工巧匠在做钟处共同工作，技术上不断融合，形成了故宫现有的古代钟表修复技术。钟表的修复技艺是唯一在故宫里一直绵延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钟表都是实用器，需要持续维护，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部下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时，钟表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内。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
3、立，原做钟处的工匠徐文璘成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培养了徐芳洲、白金栋、马玉良、陈贺然四位弟子。1977年王津师从马玉良。在老师傅们退休以后，王津和他的徒弟亓昊楠，如今是故宫仅有的两位宫廷钟表修复师。至今，清宫钟表修复，已经传了300多年。明末到清末是中西方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这种交流与碰撞呈现在清宫钟表上，它的文饰、色彩等既非纯粹中国的，也非完全西洋的，因此而一变，丰富而琳琅满目。中西融合，以一种物化的形态呈现，包括它的修复理念，中与西之不同也是泾渭清楚。西方尊重大师作品，在整个修复过程中一定保持大师的思路，以及整件作品的完整性。而这一点，并不是清宫造办处工匠考虑的重点。他们会把大
4、师作品拆分、重组，对它进行改造，使它能够适应皇帝的需求。看似是东西方工匠的不同，却也呈现两种文化的差异。工匠的想象力王津延续了故宫钟表修复的传统。2023年，瑞士某钟表品牌在大陆举办展览，带来了18世纪钟表大师雅克德罗父子制作的写字人钟又名“作家钟，运输过程中钟表出现故障，发条断裂。按照西方修复理念，发条需要专门工具做，但写字人钟隔天就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演，显然来不及。主办方找到故宫请求帮助，王津紧急受命。到了场地，他看了很长时间，谁都没有想到他会用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用0.5号钓鱼线代替发条，借助余弦力度，可以起到发条的作用，写字人钟开始书写;再比方，某宫廷钟表机芯里的气囊原料为进口羊皮
5、，轻薄如棉纸，时间久了原料用光，可是展览迫在眉睫，怎么办？王津用以修复气囊的，居然是韧度很强的民国纸币。故宫钟表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了当时人们对钟表机械的想法、工匠的想象力，整个加起来折射出民族工艺的灵活性。翻开一座钟，就是与历代的工匠对话，你看得出他们的手艺上下，态度是谨慎老实，还是敷衍糊弄。就像民歌，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这些文物所承载的大量的历史信息，借着修复工艺，也一代代地保存了下来。修文物亦是修道这是21世纪的中国，经过40年的高速开展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收藏行业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手艺人王津与收藏家黄嘉竹形成一组有意思的映照。那是一个民间的钟表展览会，
6、收藏家与品牌商蜂拥，现场华美堂皇如联合国会场。黄嘉竹是台湾著名钟表收藏家，会场上，众人争睹他收藏的维多利亚女王送给爱女的怀表，引来一片赞叹。听说王津是故宫钟表修复师后，他反复追问故宫有没有这样的表，听到否认的答案后，黄嘉竹心满意足。收藏家重视的，是女王签名为怀表带来的附加值，这不是整日与发条、齿轮、坏掉的鸟翅膀打交道的手艺人王津看重的。故宫的皇家收藏俱是世界各地顶级孤品，过眼、经手的都是文物，但在日复一日沉浸于精确到 0.1 毫米的机械修复中，这为王津这样的修复者带来一种超脱的精神。事实上，与那个华美堂皇会场中大多数人相比，王津都显得不同，他像用清水洗过，格外朴素。超脱于物质层面，专注于工艺的
7、价值。盛世收藏的喧嚣，对照出手艺人的本真，所以面对收藏家也好，华美堂皇的商业会场也好，王津既不逢迎也不失落，他知道自己是谁。这大概是故宫中一位普通的钟表修复师，成为网络男神的真正原因：在尘土飞扬万众创业的年代，在网络把成功者更粗暴更快速地推到我们面前的成功学的时代，人们内心仍然渴望一些更加长久不变的事物，像海水泡沫下的岩石。王津在故宫西三所钟表室的这间屋里度过了近40年，像他这样的修复师在故宫还有很多，王津和他同事们的职业生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定力与专注，隐隐抚慰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王津口述：修文物是与前任工匠的对话文物修复必须有参照物，不能创造性修复。如果是一对儿钟表，可以相互参照，缺什
8、么可以配。没有确切参照物，外形缺就缺了，零件坏了就自己修补。我们不会轻易说一个零件“坏得不能用了，比方这齿轮，这个尖断了给它补一下，断几个补几个，这一个尖0.3毫米，不算特别小，有比它还小的。如果所有齿都掉光了，那我们就把轮片摘下来换一个， 保存轴承，这就是最小干预原那么。如果因为尖断了、齿折了就换一个新轮， 这是不允许的，换个新轮搁上就不叫最小干预了。因为这是原件，换的是新的啊。修文物是跟古人对话，他们那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确实感觉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有交流，你翻开一个钟，你能感觉到有的修得很敷衍，有的做得非常细。这人手艺怎样，活糙活细，有感觉。我一共修过多少钟表不是很确切了，一年平均七八个、五六个。大型的，一年也就一两个，还有小型的，估计怎么也得有200多件300件。我觉得修好一件东西的机缘很复雜，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时机。有的人这一辈子能赶上一件，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见得修得上。现在这库里还有好多待修的，一直没动，上次修，可能还是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