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研究加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研究 王绍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把它比喻成一次黑天鹅事件。但笔者看来，这次事件绝对不是一件黑天鹅事件，而是比黑天鹅事件更困难、更严峻的事件，可以把它称之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将确定性作为标准来划分，公共决策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确定性，在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公共决策，叫做已知的已知。比如前两年比较火的一本书灰犀牛，实际上就是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灰犀牛的三个特征可概括为：可预见、大概率、影响巨大;二是一般性的不确定性，绝大部分的公共决策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是已知的未知，也就是我们说的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也有
2、三个特征：出乎意料、影响巨大、事后可以解释和预测，这是一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采取经验主义的做法，就是把以前已知的东西当成这次未知的因素。比如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初，很多人会把它看成另外一次非典;三是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公共决策，叫做未知之未知，就是未知的因素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这次新冠肺炎病毒既不是灰犀牛事件，也不是黑天鹅事件，笔者把它称为“天外来物事件”。就是人们即使回头都解释不了的东西，具有深度不确定性，因为这个事件暴发之初，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决策。此外，还有第四种情况是完全不确定性，即完全的未知，不可知的未知。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只有听天由命了。最近几年，國际上有一些学
3、者，包括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些学者，对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做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的初步成果有一定道理。在深度不确定条件下，最好的策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具体而言，一要尽快收集、分析关键信息，二要迅速做出决策，三要动态评估决策的代价和收益，四要及时调整决策以减少代价、增加收益。这种决策有赖于政治体制的几种能力：及时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和快速的调整转换能力。尽管这件事情是未知的未知，如果一个体制有这四项能力，可能应对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正如一句英文谚语“我们不能引导风向，但是我们可以调转船帆”。回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就面临三大不确实性：一是“是”还是“
4、不是”，就是要及时确定是否出现了疫情的大流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力比非典高很多，要判断它是不是新病毒，以及传染性有多高、死亡率有多高和致命性有多强等。二是封不封城，为了阻断疫情传播要不要采取极端的措施。这次武汉封城在中国历史、甚至人类的历史上，恐怕都是第一次，是极端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三是决定复工还是不复工，中国、武汉包括全球都没有经验可供参考，所以在疫情控制后的前期，中国的复工复产决策异常困难。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有多困难？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剖析。首先从一般的前线医务人员来看，他们没法对疫情做出判断，比如武汉最早的所谓“吹哨人”，一开始把这次疫情看成是另外一次非典，
5、实际上是错误的;其次，从疫情防控的专门部门来看，其实也很难迅速知道这是属于什么类型的病症。人类在 2012 年到 2013 年曾出现过一次新冠病毒的危机，就是后来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它的传染性确实不很强，一直到 2015 年全球的感染及病亡人数也不多，中国是在广东发现的第一例，并没有在全国大规模流行起来。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早期，有专家做出病毒没有人传人或者不会大规模传播的结论，其实是简单借鉴了上次防控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经验，这是在深度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判断，难免误判;第三，从政策研究人员来看，在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的判断经常都是错误的。2005 年出版的错误的警报关于流行恐惧症的真相一书披露
6、，美国医疗政策专家指责本国疾控部门多次发出错误的信息，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2018 年美国还有一档节目叫为什么病毒难以转化为致命流行病，告诉人们病毒转变为致命流行病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不要过度渲染病毒的可怕。第四是各国公共卫生决策的制定者，他们需要听取前线的医护人员、疾控部门和医疗政策专家的各种意见，但这些人的意见都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所以有时导致政策制定者难以在疫情早期做出非常正确、精准的判断。回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上来，中国在疫情早期做出判断时，我们将其定义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在疫情早期防控的步伐慢了一点、力度轻了一点、秩序乱了一点。湖北和武汉是在疫情防控形
7、势深度不确定条件下作出的决策，而其他各个省是在一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所以国内各个省的疫情防控表现是比较好的。湖北和武汉作为疫情重灾区，经过及时的政策调整后，疫情很快控制下来了。国外尤其是欧美各国的决策条件已经不是一般不确定性了，而是已知的已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确定性很大的条件下进行决策，但他们仍旧做出错误的决策，招致有的国家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这表明他们的决策认知特别是决策水平是很差的。即使不服气，也没办法。新冠肺炎疫情实际上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可以预测在未来 30 年中，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可能会频繁出现，尤其在国际领域，比如中美关系的脱钩。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但是这不完全取决于我们，中美关系会不会脱钩是不确定的。再如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程度也具有不确定性。欧美媒体不时讨论会不会重新对中国拉起一道“铁幕”，“铁幕”会不会重新拉起也不是完全取决于我们。又如人们熟知的气候变化、能源结构、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都属于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这既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性问题，尤其值得公共政策研究者关注。（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