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中、韩左翼文学的相互观照论中、韩左翼文学的相互观照 摘 要 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伴随着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变化，并且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对世界弱小民族的关注。中国文学中的韩国书写，就是关注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要一脉。中国文学对近代韩国的关注始于对其沦亡的同情，继之对其英雄的赞颂，直至左翼文学的相互观照，这其中有一条逐渐清晰的脉络贯穿其间，那便是对血性与勇气的渴望与张扬。这正是中韩两国相互观照、同气相求、平等交往的重要契合点，也是双方共同的精神滋养。关键词 中国；韩国；左翼文学；交流；弱小民族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1-0028-08 收稿日期
2、 2014-10-03 作者简介 吴敏，女，文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学与文化比较。（上海 200080）中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弱势民族的自我认识与对强势民族的对抗意识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国家受欺凌、对被压迫处境的自我认识，才催生和激发了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伴随着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变化，关注弱小民族的文学书写也在 20 世纪初的世界亡国史、世界建国史和维新变法史的著述热潮中得以集中体现。波兰、印度、埃及、越南、缅甸等东欧或亚洲弱势国家的衰亡史给予了中国一个自我观照的参照系，它也反映出知识阶层在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格局时所呈现
3、的焦灼和无力感。于是，发掘各国亡国之因的“亡国史”书写，与宣扬建国英杰的“建国史”书写自然而然地成为激发民族意识、承载民族血性和勇气并使之重新振作和腾飞的双翼，其写作宗旨无非是使读者从建国史的激励中、在亡国史的教训中怵然自戒。一、对韩国的书写：关注弱小民族文学 在对弱小民族的关怀中，对韩半岛民族的关注和书写可谓最广泛、最集中、也最持久。正因如此，发自肺腑的痛心疾首之叹、油然而生的唇亡齿寒之感以及避免重蹈覆辙的警示意图在作品中随处可见。1904 年出版的朝鲜史略之新书广告颇有代表性地提到这一点：“东方弱国，朝鲜为最，然其政治风俗腐败，与中国仿佛相似，帮亟译之以绍介于我国，俾知朝鲜积弱，已有岌岌不
4、可终日之势。我中国宜亟读之，藉为前车之鉴”，从而典型地反映出这种危机和自警意识。梁启超更是以朝鲜亡国史略、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之朝鲜、日韩合并问题和日本吞并朝鲜记等时论，集中展开了对韩国社会与韩国沦亡的思考。他深刻分析韩国灭亡的原因，将矛头直指招致亡国的韩国皇室、腐败官僚和苟安软弱的国民。这一时期的对韩国书写，大多集中在悲哀其国运、同情其境遇、怨愤其不争的情绪表达上，作者往往站在自民族中心的立场看待东亚格局的变迁，带着“老大帝国”的没落心态在哀叹中流露出“亡藩旧主”的思维，即以中华文明为主导，以宗主国自居。他们视韩国独立为晚清决策的失误，对韩、日合邦怀着“恻然痛伤，不能自己”的同情、哀叹和自责
5、之情，认为是中国衰落而四夷不守，却未能体味到异国急于从中华羽翼下摆脱出来及寻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转型的迫切要求，文学表述尚停留在十分浅显的层次上。事实上，在实际的文学书写中，一味表现叙述对象的苦难和可怜，一味表达作者的同情和哀悯，只会引导读者追问之所以如此的负面原因，引发人们居高临下的俯视心理。韩国形象的最初呈现便是如此，它给中国受众的印象就是朝廷腐败、奸臣卖国、人民愚昧和懦弱，因而难免会激起类似“韩国灭亡是自找的，怨不得谁来，谁叫他不自强呢？韩国已然这样，大概永辈也翻不过身来，哭也枉然”1（60）的“怒韩”情绪。显然，这样的形象无法真正得到读者的情感共鸣，也遮蔽了被同情者对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转型
6、的迫切要求。而且，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这种受屈辱、被同情的形象同样也得不到被同情者的认同。流亡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李始荣曾感叹：“听到中国人说朝鲜本来是我们的藩属，是因为我国的失于保护，使你们忍受丧国之痛，我们能驱逐日本帮助你们复国”之类的话，感觉那是“最悲怜，最同情”之辞。在韩国人看来，中国那些“亡藩旧主”式的言论终不免带有一厢情愿的隔膜和自大之感。况且，当时中国已是屈身事人，丧权辱国，却还不去反思，以这样的能力想去保护和解救别人，岂不更让人觉得是痴人说梦、充满讽刺意味？因此，对于韩国的文学关注一开始就是有所偏差的预测，它忽略了关注弱小民族的真正诉求之所在。尽管在对邻国的苦难书写和同情表述
7、中也有自我警示和借鉴的目的指向，但对被关注者的单向度、简单化的理解，却形成了读者向下的俯视心理。当然，这样的预设与当时民智未开、国家民族意识还相当薄弱有关。为了启蒙读者的民族意识，作者有意突显了“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念，并沿此叙述逻辑，在同情弱国和警示自我的预设中无奈而焦虑地宣泄。二、血性与勇气：中、韩文学共同的精神滋养 一些思想先驱者认识到，要顺应国际时势，使中华民族重新振作起来，就必须强力提倡反抗的勇气和牺牲的血性，这便是文学书写注重英雄形象建构的重要原因。梁启超便是这样一位大力推崇英雄书写的启蒙者，他积极翻译世界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的传记，如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
8、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从而激励和启蒙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从 1905 年韩国被迫签订韩日乙巳保护条约之后，韩国的义兵运动以及此后的独立复国运动就此起彼伏。尤其是 1909 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更是鼓舞了亚洲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意志。歌颂义士壮举的长篇如醒世奇文英雄泪2、爱国鸳鸯记3、韩儿舍身记4等，都以同情、尊重和理解的态度表现韩国人民反抗的怒火，塑造了韩国志士不屈的形象。由此可见，中国人最希望从文学中看到的，正是交织着血性与勇气的抗争。1919 年 3 月 1 日，韩国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中国社会再一次从已经沦亡并渐趋沉默的韩国听到了不屈的反抗和争取独立的血性呐喊。韩国不再只是亡国的反面镜鉴，而是中国学习的楷模。此后，大批流亡中国的独立运动人士在多地开展了一系列英勇抗争，人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了为民族独立甘愿献身的血性与勇气。作家们迅即将描写重心由哀叹对方的屈辱历史转为寻找不惜牺牲的义烈形象，以此激发浑浑噩噩的国人。中国文学由此一下子发现了不同国家、不同人民、不同文学家的共同兴奋点，那就是对血性和勇气的热情呼唤和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