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探讨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的关联 。“知人论世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经历了不断地衍变与开展。它有着自身存在的文学理论依据，也在漫长的批评实践中证实了其有效性。但20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内部批评、接受美学的兴盛，“知人论世也显现了理论的局限性。文学批评应立足文本，参照“人、“世，以求对文本的阐释具有审美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批评；内部批评；外部批评 “知人论世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长河中，经历众多诗文解读者和批评者的运用和开展，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在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众多批评方式中仍可寻见其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以来，它同时也面
2、临着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这种戏剧性命运本身便包含了许多值得反思和回味的东西。 一、“知人论世究其本意，并非文学批评命题。 此说的提出者孟子的论述可以为证：孟子谓万章日：“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认为，后人要与古人为友，主要途径是诵读古人留下的诗书。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是目的，“颂其诗，读其书那么是手段。孟子的本意在于阐发一种尚友之道。但有意味的是，它同时也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之法。而后一种意义在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其本义
3、，加之孟子言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知人论世渗透到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成为众多文学批评方法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知人论世已不再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批评精神，在文学批评史中不断得到衍变和开展。其中汉儒解诗、魏晋以后对诗之体貌与人之性情的考究、甚至宋以来对文坛名家年谱的编撰，细察诗人生平，都可看作“知人论世精神在中国传统批评中的演化和开展。 汉儒说诗，因其强烈的索隐比附色彩而遭后人诟病。但假设撇开其中走向极端的脱离文本自身的主观臆测，不能否认对孟子“知人论世思想的发挥和运用。四家诗中的齐诗、鲁诗、韩诗、毛诗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以诗的作者（“人）及诗的社会存在（“世）为两大立足
4、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将“知人论世在实践层面发挥到了第一个顶峰，尽管其中不乏对其扭曲和变异。因此汉代虽然对“知人论世本身没有充分的理论阐发，却在其批评实践上深烙上了“知人论世的印记。 汉以来解诗者“知人论世的传统，又经历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的风潮，及至南北朝，“知人论世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一个新的顶峰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有体性篇，论述体貌与性情，即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他从诸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等作家个案出发，揭示了诗人的个性特点、诗文风格及二者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还由此上升到一般规律，从理论上总结出个性的差异所导致作品内容和风格的差异：“然才有庸侑
5、，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偏，莫能翻其才；幽默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通过刘勰这番创造性的总结，“知人论世说便拥有了文学上的理论根基，堂而皇之地以新的姿态介入文学批评。同时，刘勰还将“人、“世的内涵进行扩充，由对诗人个体的考察开展为对群体的观照（明诗篇），由对一个时代的平面概览开展为对假设干时代动态流程的纵览（时序篇），用群体论和时序论丰富和开展了“知人论世说。刘勰的理论在南北朝时代承续了“知人论世的传统，并将其推向新的境界。 这种将“人、“世与作者审美精神世界相联并进而阐
6、发作品的方法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极大。唐宋以来逐渐兴起的对作品本领的考究、对前代诗坛名家年谱的编写、及至后来对各家的“立传，批评史多无意将其列于其中。但如果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来看，由于现代意义的论文体匮乏，见解散见于各处，那么此类文章理应纳入批评关注的视野。它们或片断零星式、或袭用史书编年体例、或系统搜集整理与具体作品有关的作者行事（包括遗闻逸事），诗人生平事迹、经历、著述，等等。以上固然与中国史传传统相关。倘假设深究而去，对作品本领和诗人生平事迹的考察，不能不说是为了品评诗文的需要。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自序中称该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读其诗，知其人。宋代吕大防编撰杜甫年谱时在后记中说：“予
7、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那么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正是意识到了“知人论世在研读作品时的重要性，才直接导致品评诗文者对“人、“世研究追求周详与专精。因而其实质也是“知人论世精神的实际运用和表达。至于在公认的诗话、词话及其他文学批评中，这种影响更为深远，直至近代王国维处还可窥见一斑。如王国维的屈子之文学精神，对屈原创作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尤其是地域文化）的关系作全面考察，注意到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对诗人创作的影响，特别是王国维的分析也落实到诗人的审美精神和作品的审美特质上，可以说是对刘勰以来“知人论世精神的最正确继
8、承者。 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诸多批评话语、批评测度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细察之下，“知人论世精神却不时闪现，譬如长期居于批评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固然可以从西方文论中开掘其来源，法国的丹纳、俄国的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确实不容否认，但在茅盾的早期社会历史批评、闻一多的文化原型批评，还有著名的鲁迅的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等著述中，“知人论世的传统恐怕不能一笔抹杀。 尽管“知人论世是作为一种批评精神或者元批评方法意义而存在。它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和开展，但究其实质，它的根本内涵还是非常明确的。一般可以从“知人、“论世两个层
9、面对其进行解析。 二、“知人即研究、了解、理解诗人或者说诗文作者。 其中“人在此有双重所指。一是作为社会的人，他的生活经历、社会遭遇、思想渊源、家世交游等；二是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艺术的创作者，其特定的主观条件，如个性气质、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才能等。“论世中的“世也有复合的内涵，它指向诗人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即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仅社会的涵盖面就已相当宽泛，如经济的兴衰、政治的治乱，乃至典章制度、文化思潮、风俗习惯，等等。 从文学一般性原理，“知人涉及的是文学四要素中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也即创作主体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由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规定着作品因而对其人其事的研
10、究成为理解作品不可或缺的环节。“论世那么关系四要素中的“世界，是要研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土壤的联系。根据现有文学理论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认可，作品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存在联系，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如楚辞伟哗奇瑰之风格，受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放言恣肆的时风影响；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的形成，又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密切相关。既然作者的身世、经历有助于解诗者了解时代和社会对其影响；而从这种影响中又可获得考察分析作品的风格和意蕴，因而对其进行研究即使不成为理解作品的关键或唯一途径，至少也会是对作品人幽探境的有力向导。如阮籍的咏怀诗，一向被认为隐晦
11、难解，钟嵘一言概之“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以后不断有类似看法“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宋代颜延之咏怀诗注）倘假设“知人论世一番，了解诗作的时代背景及诗人对司马氏政权的不满却难言的心境，有助于理解诗作中隐藏的深深的悲哀之情。正如章学诚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因此“知人论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依据之上的。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知人论世说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思想深入人心，既然“文一定负载
12、和传达了“道，那么将“道破解和揭示出来自然是批评不可推脱的责任。“人、“世由此成为对“道的理解最为重要的依据。加之中国文学中“诗史观源远流长，孟子本人便是最早将“诗、“史并提之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由他始在中国文化中，“以史证诗、“以诗证史比比皆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知人论世在批评史上往往还起着纠“以诗为技之偏，保证了诗歌深远内涵的传达和表现，而不致沦为文字的游戏。 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看，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体，诗歌创作上的特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之一在修辞层面、审美方法层面及文学创作方法层面上共同强调比兴、引典用事等等，最后到
13、达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故而中国古典作品，主要是诗，多为言简篇短，意义深邃之作。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这种借言他物、实抒己情之法，仅在文字外表难以获得诗之意蕴，需要读者在阅读时进行破解，作为“人的诗人自身境况、与作为“世的时代社会境况自然成了可靠的依据、至少也是有效的导入途径。如毛诗序开篇即言“关雎，后妃之德也。将关雎与后妃之德相连，似乎过于牵强，但既如此附会，又是从何而来。如果考虑到解诗者“知人论世的原那么，当时关雎之乐专在后妃之房中演奏，音律平和，故而象征后妃之德一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主观臆测。再如现代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同样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解：“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互称对方之度语，无一实
14、指鱼者，“诗言鱼，多为性的象征，故男女每以鱼喻其对方。闻一多先生此解。 便是从“世的角度，考证了众多“野蛮时代民族风俗中“鱼象征意义而得出的结论。假设此说成立，又一次证实了“知人论世在批评中确有其效。所以，“知人论世实际上为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两个视角，它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关键就于能在批评实践中屡试不爽，具有实践的有效性。 正因为此，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相关的背景知识的介绍成为不可或缺的程序；出版的文学作品，也用注释或前言等形式提供作者和创作的相关材料；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人在进行文学理解和批评时，也认真收集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
15、，否那么在文学阐释的道路上几乎寸步难行。可见“知人论世的深远影响。 尽管“知人论世说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还有其合理性依据，尽管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现代批评中还可找到与这一原那么密切相关的诸如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等。但“知人论世并非批评的万能钥匙，它不可防止地也存在自身的理论局限，尤其在20世纪，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的不断兴起，更使它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 如果剔除掉文学批评史中将“知人论世歪曲到极致，在对“人、“世求证的幌子下捕风捉影、乃至凭空捏造之例，因为其实质已悖离了“知人论世精神，不能将其过强加在“知人论世头上。但即便如此，也无须遮掩“知人论世说在文学批评中的有限性。 首先，文学作品是一个想象的或虚构的审美自足体，文学的逻辑并不等同于生活实际情理。因而在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靠性，是实际操作中不能不思考的。文学最根本的构成要素是文本，其根本特性在于审美。如果在文本解读和文学批评中一味采用知人论世，那么有可能越俎代庖，无视文本的审美特质和艺术特点，导致批评中审美感悟的严重匮乏。近20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逐渐由“红学演变成曹学、曹家家世学的研究，对作为文学创作结晶的作品本身却难有新的突破。这一点为“知人论世敲响了警钟。当然这并意味着“知人论世传统是对文本的绝对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