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 月妇女研究论丛第 期 总第 期 技术与社会的共塑：校园流动女工的网络购物惯习与阶层差异张冠李 杨力超（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关键词：流动女工；网络购物；消费；阶层差异摘 要：本文聚焦数字时代高校校园流动女工的消费实践，通过深度访谈北京市 大学 位校园流动女工，系统呈现她们网络购物的特征与消费习惯的影响因素，并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由技术与社会力量共塑的阶层差异。网络购物嵌入校园流动女工的生活工作轨迹，承载她们按需、按能购物的消费品味，并被界定为一种生活社交、心理满足、社会融入的需求，体现为一种阶层惯习。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对流动女工的赋权存在局限，技术的革新无法修补资源匮缺，也难以撼动流
2、动女工群体内嵌于传统社会文化制度与结构中的多重弱势。故而，信息技术并非赋权流动女工、缩小阶层差距的催化剂，新技术带来的“赋权异化”现象应得到学界与政策界的正视与反思。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文章编号：（）作者简介：张冠李（），男，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城乡人口流动，性别、婚姻与家庭，当代中国农村。杨力超（），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性别与发展、反贫困社会政策。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资助、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数字时代的性别平等研究”专项支持计划阶段性成果。：（，）：；：，“”一、研究缘起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
3、“七普”）数据显示，近十年中国的人口流动更趋活跃：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 亿，占总人口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成为人口流入规模最大的“三座高山”。有学者指出，城市是中国社会的未来，引领着社会潮流，城市的光怪陆离与快速变迁使它们成为现代社会的观察区与实验室。大量农村、城镇人口涌入城市，他们的命运因流动而改变，更为紧密地与国家和时代发展的前沿交织在一起。同时，“七普”数据表明，近年来女性劳动力的流动上升，家庭式流动显著增加 。由于岗位性别偏好、就业搜寻渠道与匹配路径、城市文化等诸多原因，“省会大城市吸引女性流入，工业城市吸引男性流入”成为当下中国人口流向的主要性别特征之一 。在大城市寻
4、求生计的农村与城镇女性，其流动具有三重意涵。第一，流动为她们的生活与劳动方式带来颠覆性变化，拓展了她们的社会网络与资源，同时也赋予其新的身份。外出务工女性进入城市后大多流向替代性较强的服务型岗位或非正规就业部门，工作成为她们接触城市生活的窗口与获取经济、社会、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城市文化浸染下的外出务工女性大多能够逐渐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生活，提升其在家庭中的性别权力地位，但她们也有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家乡的传统文化习俗 特别是对女性的性别与家族主义规训 依旧在她们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日常生活实践 。这种撕裂使得她们成为“根”在家乡的“城里人”，
5、进而构成城市中的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第二，流动塑造着外出务工女性的消费偏好与行为。多数城市流动女性的阶层身份被她们的消费悄然定义 ：当今中国都市大多进入了让鲍德里亚（）笔下生产过剩的消费社会时代，而流向大城市的外出务工女性通常作为社会空间极化与劳动价值剥削的影响对象，承受着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剥夺，她们的消费同时被城市的丰饶与个人资源的局限支配，加之消费与传统中国家庭性别分工和女性妻职、母职的密切联系，流动女性的日常消费通常呈现一种撕裂的状态。第三，流动将外出务工女性与信息技术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工作、生活的需要，进入大城市的流动女性被卷入互联网时代的大潮，相较家乡同侪，她们往往体现出更高的数
6、字素养。然而，她们与信息技术的关联远未达到“交互”的状态 多数外出务工女性在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我赋权、实现社会融合方面展现出有限的能动性。故而，迅速迭代进步的信息技术事实上割裂着她们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使得她们成为信息时代的城市弱势群体。流动为外出务工女性带来的身份、消费与技术层面的三重撕裂指向更深层的性别与阶层不平等问题，而数字时代中城市流动女性的网络购物恰成为三者交汇、展演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尝试解析城市流动女工群体的网络购物实践，以此探讨数字时代的社会融合、阶层差异与性别正义问题。本文选取北京市 大学校园中的流动女工作为研究对象。大学主校区坐落于北京城区，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都不难发现流动女工
7、忙碌的身影：她们从外省市流入北京，在校园内从事服务工作，是校园商业生态与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在校园工作与学习的师生们日常生活的“附近”。本研究聚焦校园流动女工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校园流动女工群体具有年龄、原籍地与就业特征的多样性，她们的流动经验在很大意义上展演了城市流动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第二，“高校”与“北京”这两个“过滤器”筛选出了一群较为“有主意”的女性务工人员，校园流动女工通常展现较强的能动性，对流动生活的处境、生活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反思。第三，校园是研究人员熟悉的工作生活场景，在校园开展研究具有相当的便利性，加之本项研究田野调查期间适逢新冠疫情暴发，校园研究恰好冲抵了防疫
8、政策对出行与调研的限制。校园流动女工大量从事网络购物，但她们线上消费的特征、偏好、逻辑往往隐匿于日复一日的轨迹中，正如女工群体本身一般，缺乏自我与他者的关注与解读。作为一种对“附近”的再嵌入 ，笔者尝试在校园这个自发性的田野中探索流动女工的网络消费，借由经验性的细节厘清她们的身份、消费行为与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数字时代流动女工的多重弱势 性别、年龄、文化、职业、流动经历 是如何投射于日常的消费中，又是在何种向度上被信息技术塑造、影响，并最终指向数字时代的社会公平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校园流动女性网络购物的特征有哪些？何以构成一种群体惯习？校园流动女性网络购物惯习被哪些因素所
9、塑造？流动女性网络购物惯习如何与这一群体的社会处境相连，反映其面临的阶层差异与性别正义问题？研究遵循质性研究传统，依现象学逻辑收集、呈现、分析经验资料，进而实现建构实质性理论的目标。前两个研究问题指向对校园流动女性网络购物惯习表征与根源的描述性考察，而第三个研究问题则寻求对现象的解释，探寻其背后机制性的原理，并探讨研究结论向更广范围内的人群延展的可能性。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本文串联起数字时代的网络消费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研究两个主题的文献：以数字时代的消费为线索，评析由数字技术塑造的消费总体特征，进而探索关于数字消费性别特征的既有研究；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研究领域，本文着眼于分析流动人口消费的
10、既有研究成果及其家庭中的性别权力问题。通过梳理两条文献线索，最终聚焦于探讨数字时代城市中流动女工消费模式，探讨这一群体网络消费惯习的样态、塑造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正义问题。（一）数字技术与网络消费行为网络消费行为指消费者在网络空间中为满足自身需求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是一个以购买决策为核心的连续过程。虽然数字技术介入消费过程，刷新了消费的模式与内涵，但经典恩格尔克拉特布莱克维尔消费决策过程模型（，）中的问题认知、信息搜集、评价与选择、购买过程、购后行为五个环节仍然是当前学术界理解、分析居民网络消费行为的基本框架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居民的消费呈现出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消费增长势头强劲、数字
11、经济基础产业与居民消费协同发展、数字消费逐步占领居民消费的新高点、“后”展现出巨大的网络消费潜力、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六大态势。通过线上抽样调查，学者描绘了中国网络消费者群体的群像：岁以下的青年为网购主流群体；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八成，超过半数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省份；理智型消费者占比近八成，而担心网购风险的保守性消费者不足 。然而，虽然基于数据和政策文本的网络消费研究与针对网络消费者的大样本调查研究有利于把握数字时代中国网络消费发展的总体趋势，却无法有效探索消费者购买决策与购买行为的微观过程，互联网技术如何编织进日常生活、塑造购买行动的技术过程也是学界尚未充分探讨的“黑箱”。另外，针
12、对主流网络消费群体的研究导向以其为中心和服务对象的政策与商业策略，主流群体之外消费者的境遇与诉求往往缺乏表达渠道与关注，这在无形中构建了网络消费领域的“新边缘群体”与不公正。从农村涌入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大多处于当前中国网络消费者的“主流”之外。（二）网络消费的性别特征女性消费者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扮演着购买决策者、商品使用者的角色。有学者将 世纪称为“她世纪”，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消费升级、一跃成为消费主体的市场趋势称为“她经济”，体现了对当今社会消费性别特征的概括与解读 。女性消费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层面的性别不平等通过社会性别观念、性别权力结构投射于日常消费行为之上，使
13、得女性消费多呈现“代理性”。有学者认为，虽然当今中国女性消费自主权的增大与她们在生产中地位的提高保持同步，但“她经济”中的女性消费并不能完全作为女性自我解放的媒介与标志。当今中国的网络消费亦呈现显著的性别特征。学界理解数字时代网络消费的性别特征成因与表现有若干进路。第一，虽然数字时代的网络消费使得购物变得更为便捷，但这种便捷的前提是消费者越过信息技术与数字设备的门槛。数字门槛究竟是消解还是强化消费中的性别差异，这是学界激烈争论中的重要问题 。第二，对网络消费的接纳程度与经济活动中的风险意识相关。调查表明，中国女性消费者的网上购物风险意识显著高于男性，更多的女性对网络消费表达出一种“需要”而“不
14、喜欢”的态度，规避风险的倾向是造就女性消费者对网络购物情感排斥的原因。第三，在网络购物的动机方面，一项基于中国和新加坡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女性消费者将网络购物与打发时间、逃避现实生活联系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对此，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女性网络消费的“代理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购物的“享乐”属性。第四，男性与女性在信息筛选机制与偏好方面的不同塑造了网络购物中的性别差异。相比于男性消费者倚重个人判断，女性消费者在消费决策中更依赖口耳相传的信息与他人推荐，由此，不少“女性向”的购物指南平台、短视频广告应运而生。甄别上述差异，是本项研究理解数字时代网络消费性别不平等的切入点。本文拟通过城市流动
15、女工的经验研究，回应学界围绕网络消费性别特征的未竟问题，进而分析这种差异与不公正背后的技术与社会成因。（三）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消费及性别权力关系受工作机会驱动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务工人员通常被认为是城市消费市场中购买力最为低下的群体，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中表现出“更高的层次”：他们更接近和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对新媒体的使用与网上购物也有较高的接受度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消费模式与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们打工生涯前期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年龄渐长，当新生代农民工回归父权式性别分工，并再度嵌入家庭与亲属关系、重拾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时，他们的消费模式不免再次发生转向
16、，出现普遍的“消费降级”。当前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消费体现在对劳动力再生产负担和家庭风险的应对上。一方面，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向“家有老小，等着用钱”的转变使得回归家庭生活的农民工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并面对艰巨的家庭绵续与发展要求，促使其转变劳动伦理和消费观念，转向节俭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另一方面，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化强化了他们的风险意识，相对缺乏保障的劳动机会与流动生活使得他们不得不在日常的消费、储蓄中为重疾、失业等风险做好规划，这进一步降低了流动人口消费对收入的弹性 。虽然既有文献揭示了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差异以及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趋势的变化，但具体到消费升级、降级趋势中的性别角色，本领域内鲜有经验性研究。不难预期，基于社会对两性的角色期待的差异，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经济生活中通常背负不同的期望，在具体的消费实践中也承担不同的角色。为甄别这一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本项研究拟从对农民工群体的审视中将女性剥离出来，通过对她们追踪式的生命历程研究与消费习惯、消费意义变迁的回溯，确认女性在家庭消费中扮演的角色与流动人员消费的性别特质。（四）数字时代农村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