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卷 第 期 年 月人 民 长 江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生态网络空间错位对水土流失治理的影响机制”（）作者简介：史志华，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水土流失与生态调控。：文章编号：（）引用本文：史志华，于书霞，王玲 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人民长江，（）：“水生态文明建设”专题 特邀作者简介史志华，男，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土壤侵蚀机理、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带领的“水土流失过程与生态调控创新团队”入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担任中国生态学学会和土壤学会理事，中国土壤学会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专业委
2、员会主任、中国生态学会区域生态委员会副主任，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以第一完成人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和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等项目 余项。在 ，等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余篇，多次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担任 土壤学报水土保持学报，等十余种国内外期刊编委。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史 志 华，于 书 霞，王 玲（华中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湖北 武汉）摘要：水土流失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复杂且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异性。以南方红壤区为核心，从区域尺度阐述了经济发展、人
3、口规模、农业投入及农业产出等社会经济因素与水土流失及其治理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尺度剖析了水土流失治理工程驱动下农户生计方式的改变，以及农户社会网络对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实施的影响。最后提出今后研究的重点：明确宏观发展规划及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等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以提高水土流失治理成效；解析城镇化、农业集约化等新发展模式下农户生产方式、社会网络与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相互影响，推动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可持续运维。关 键 词：水土流失；社会经济；耦合关系；南方红壤区中图法分类号：文献标志码：引 言水土流失是一个自然过程，受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共同影响。自然因素在短期内变化不大，且难以通
4、过人为调控。控制并减少人为活动引起的水土流失加速是实施治理的首要目标。同时，水土流失的治理成 人 民 长 江 年效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治理政策和布局、农户参与意愿和能力等因素能显著影响水土流失治理效果。社会经济因素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相互作用关系错综复杂，从宏观政策到单个农户参与意愿，不同尺度社会经济因素对水土流失形成和治理的作用机制存在本质区别。同时，社会生态系统中变量间相互作用关系是不断演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因素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可能并不一致。水土流失治理工程能否持续发挥功能，实现区域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和服务功能的稳定提升，关键在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协同，而解析两
5、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基础。南方红壤区水热资源丰富，区位条件优越，是热带亚热带经济林果、经济作物及粮食生产的重要生产基地，区域粮食总产量约占全国的。由于水热条件与生物生产潜力大，土壤本身及其与水、岩、气、生物圈之间的物质循环及交换过程较其他区域土壤更为强烈；加上人口稠密、开发强度高，造成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分布广泛，根据 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区域内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万。水土流失破坏土地资源和降低土地生产力，影响粮食和生态安全，阻碍区域生态功能的发挥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治理水土流失、修复退化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国家在南方红壤区实施了一系列生态建设与修复工程，并取得显著成效，水土流失面积
6、持续扩张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目前，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水土流失面积与 世纪 年代相比，分别减少了，和 。本文以南方红壤区为例，首先在区域尺度探讨了社会经济因素对水土流失及其治理的驱动机制，然后从微观尺度揭示农户对工程的接受意愿和参与能力对水土流失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南方红壤区寻求合理的水土流失治理对策提供科学依据。区域社会经济因素对水土流失及治理需求的影响 经济发展与水土流失经济发展是导致区域水土流失加剧的主要因素，但同时也是实施水土流失治理的经济基础，是推动实施治理的动力。经济发展与水土流失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且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并最终取决于发展对生态干扰的增加、对产业结构改善和治理
7、投资能力提高间的权衡。江西省赣州市贡水流域长时间序列的分析结果显示，年间流域内 始终是抑制水土流失产生的主要因素，且作用强度不断增加（见图）。石海霞等对南方红壤区 个典型小流域土壤侵蚀模数和人均纯收入的变化分析结果显示，经过多年治理后小流域土壤侵蚀模数平均下降，人均纯收入平均增加。说明区域已基本摆脱了以水土流失换取经济发展的局面，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水土流失治理的正向反馈。注：变量间连线表示二者存在显著作用，连线粗细与作用载荷有关，蓝色表示正向作用，橙色表示负向作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值，、分别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图 贡水流域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因素对水土流失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通过生态治理工程修复
8、退化、受损生态系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主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举措。生态修复工程改变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发展是实施包括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在内的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的基础。区域生态修复措施容量下侵蚀模数与实际土壤侵蚀模数差距越小，水土流失治理需求越低。水土流失治理需求度直观地反映了一个区域可治理的剩余额度，可取代以往基于侵蚀面积的评价指标，避免追求过高治理目标而造成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需求度的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通过增加政府对水土流失治理的投入，而显著降低区域的治理需求度。社会经济因子中，政府造林投入对减少治理需求的贡献最大，是治理水土流失最有效的途径
9、（见表）。然而赵其国和 等的研究都指出，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幅度与所治理面积极不相符，部分区域水土流失治理需求有增加的趋势，区域内依然存在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见图），何况治理后的土地生产力远未恢复到遭受侵蚀之前的水平。第 期 史志华，等：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表 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需求度与社会经济因素的 模型分析结果 社会经济因素治理需求度增加 治理需求度减小人口变量城镇人口（）（）农村人口（）总人口经济变量人均 （）经济密度（）增长率农业产值增长率人均农业产值（）耕作变量复种指数（）粮食单产（）政策变量单位面积造林投入（）（）人均造林投入（）注：表示对治理需求度变化
10、具有显著影响，为促进作用，为抑制作用。图 南方红壤区各地市 年水土流失治理需求度变化情况 人口压力与水土流失人口变化和水土流失的关系复杂，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首先，人口压力是水土流失产生的重要驱动力，进而改变水土流失治理需求。南方红壤区人口稠密，人口增长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需求增加，加重土地的负担，耕地扩张、植被破坏（见图）。同时，水土流失会导致土地生产力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形成“人口压力开发耕地水土流失生产力下降耕地扩张”的恶性循环。但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间接地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并可能带来水土流失治理投入的增加，有
11、助于水土流失的控制。江西省县市尺度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总量、农村人口对水土流失均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农业投入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撑，而这两个因素对于水土流失具有控制作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平衡或减缓人口压力对水土流失的促进作用。因此综合考虑人口压力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减轻或消除人口压力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优化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实力是重要途径。此外，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变化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不尽相同，分别考虑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对环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需要结合国家发展和制度变化分析时更不能简单地只考虑总人口变化的影响。年是中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阶段，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南方
12、红壤区农村人口呈缓慢下降的趋势。水土流失治理需求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区域总人口对治理需求度的影响显著，但农村人口增长会显著增加区域治理需求度，而城市人口增长会显著减少治理需求度（见表）。农村人口增长会加剧水土流失并增加区域治理需求，主要是因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强。农村人口增长通常会增加对住宅用地和农业用地的需求，增加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尤其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及妇女，先进的有利于土壤保护的耕种技术推广存在一定困难。相比之下，城市人口对土地资源的依赖度相对较低，对抑制水土流失有积极作用。生态脆弱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改变了过去的能源与资源利用模式，降低了对薪柴等传
13、统能源的资源需求，对水土流失有一定的抑制效果。农业发展与水土流失农业生产、耕地面积扩张通常被认为是造成水土流失加剧的主要人为因素。有研究指出，快速城市化会增加农产品需求，这将促使农民通过砍伐森林来扩大农业用地，造成偏远地区水土流失，。然而不同区域农业发展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在南方红壤区，虽然农业发展是造成水土流失以及治理需求增加的重要人为因素，但统计数据显示，年区域播种面积和作物产量均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休耕、弃耕。种植结构的改变是该区域农业发展促进水土流失及其治理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经济作物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因此原来用于耕种粮食作物的土地以及未被利用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被大面
14、积种植经济作物，高强度开发使水土流失加重，治理需求增加（见图）。农业投入和农业产出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不同。农业投入主要通过改善土壤肥力和植被覆盖来抑制水土流失，农业投入对水土流失的控制作用随着投入的增 人 民 长 江 年加而显著增强。以贡水流域为例，年间，流域内化肥使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投入持续增加，改变土壤结构和耕作方式的同时，抑制了水土流失（见图）。化肥投入的增加使当地土壤的肥力得到提升从而迅速增加植被覆盖度，植被和其相关的生态系统改善土壤结构，增强了保水保土能力，从而抑制水土流失。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复种指数，有效减少农业活动对土壤生态的破坏，减少地表裸露时间，从而抑制水
15、土流失。与此同时，农业产出是促进水土流失的主要人为因素，并且贡水流域农业产出的增加对水土流失的促进作用有增强的趋势（见图）。虽然良好的经济状况会提高农民应用水土保持措施的经济实力，但收益的增加也将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作物产量、农业总产值的增加，存在着加剧水土流失的潜力。因此，优化农业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合理控制生产规模是控制水土流失的重要途径。农户与水土流失治理的相互作用在中国农村分田到户、分散独立经营的生产模式下，农户是农村核心的社会经济单元和决策主体，其生产生活高度依赖生态系统，其生产行为、决策意愿最终会成为生态系统演变的内在驱动力。农户行为对土壤、植被等因素具有
16、重要影响，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将直接导致水土流失的产生。农户也是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工程的最直接执行者、生态修复的受益者，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措施的选择、接受意愿，将影响着各项工程实施的成效，是其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对农户与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治理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解析，可以为微观尺度寻求农业生产方式改进、推广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提供依据。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生计是建立在个人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上用于谋生的方式，国家政策、法律制度、文化习惯等都会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影响。生态工程的实施带来大规模资金、人力、技术等社会资源的投入，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也会改变当地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生计资本。对比江西省赣州市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参与户和非参与户的生计资本可以发现，参与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显著提升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其中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的改变最为显著。生态工程通常会向参与农户提供生态补偿、金融贷款等，提高其金融资本，农户通过参与经果林种植等更加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增加个人收入和物种资本的积累，生计水平得到整体提升。另一方面，生计资本的增加改变农户生计方式，并产生不同的生态影响。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