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心理学报 2023,Vol.55,No.1,129-141 2023中国心理学会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0129 收稿日期:2021-11-01*全国教育规划项目“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青少年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及干预对策”(BBA200032)。通信作者:方晓义,E-mail: 129 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挫败感和人生意义感的作用*胡义秋1,2,3,4 曾子豪1,3 彭丽仪1 王宏才1,3 刘双金1,3 杨 琴1 方晓义5(1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湖
2、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基地;3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4湖南师范大学心脑交叉科学研究中心,长沙 410081)(5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摘 要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动机意志整合模型,采用问卷法以 930 名青少年(年龄=15.24 1.66 岁)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家长与孩子双视角分析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相比低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一致的个体,高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有着更低水平的挫败感,且相比于低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有着高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的个体表现出更低水
3、平的挫败感;(2)挫败感在亲子关系教育卷入与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人生意义感调节该中介模型后半段,即挫败感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随着人生意义感的增加,挫败感对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逐渐减小。研究从家庭关系中家长与孩子双视角,揭示了挫败感和人生意义感的中介与调节作用,为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发生机制提供更多解释路径。关键词 青少年心理健康,亲子关系,挫败感,人生意义感,响应面分析 分类号 B844,B825 1 问题提出 青少年心理问题因其高发性和高危险性一直是各国政府、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研究者所关心的话题和研究热点,其中青少年抑
4、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不仅会对个体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而且事发后所导致的疾病负担和经济压力更是使得探究其因素和发展机制变得刻不容缓(Becker&Correll,2020;Brown&Plener,2017;Salk et al.,2017)。据2020中国心理健康蓝皮书报告,2020我国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为24.6%,其中重症抑郁检出率为7.4%,而且青少年抑郁还会增加成年期罹患相关精神疾病风险(Weersing et al.,2017)。而有关自伤检出率的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至少发生一种自伤行为的国际间终生检出率为17%18%(Muehlenkamp et al.,2012;Swannell
5、 et al.,2014),而在我国青少年自伤检出率为14%32%(Han et al.,2018;Li et al.,2020)。不仅如此,在1519岁青少年群体中,自杀已成为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Breslin et al.,2020;Thompson et al.,2018),而自杀意念一方面作为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可以显著预测自杀,但另一方面也是自杀行为防控与干预的关键时期,因而受到研究者的重点关注(Zhu et al.,2019)。此外,以抑郁、自残和自杀为关键词在百度指数上进行检索,2021年8月份抑郁、自残和自杀偏好度指数(Target group index,TGI
6、)各年龄分段依次为 50岁(53.8;26.7;19.6),TGI指数显示低龄段群体搜索这些内容占比更大。与此同130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时,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不仅是全球公民生理上的危机,也对心理健康造成巨大影响,各种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检出率也显著增加(Choi et al.,2020;Gunnell et al.,2020)。且不论是横断面或是纵向研究结果都一致发现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存在高相关和共病性(Hawton et al.,2012;Rotenstein et al.,2016;Wang&Liu,2019),因此本研究拟同时探究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发展机制以丰富相
7、关理论和为有关实践提供指导。1.1 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1979)强调环境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认为个体发展是其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生态环境是一个包含4层的网状结构,其中最内层微系统家庭,是与个体最为相关且影响最大的环境。作为家庭生态环境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亲子关系,过往研究表明相比不健康、消极的亲子关系,有着亲密、积极亲子关系的个体其情感功能和适应能力有着显著提高,并且表现出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Hazel et al.,2014)。Hammen(2018)在其有关抑郁的危险因素自传体综述中提出,个体
8、经历较多拒绝、排斥和冲突的人际交往经历尤其是亲子关系,会形成消极的认知图式和自我评价,从而导致更高水平的抑郁风险。而且,有研究显示稳定、温暖的亲子关系可以作为面临压力时的一种保护因素减少其消极影响(Cummings&Schatz,2012)。与此同时,不论是抑郁的进化理论(Price et al.,1994)还是自伤的功能理论(Nock,2010)均提出,处于从属地位或社交失败的个体可以通过下调情绪即抑郁或自伤行为,来增加他人关注与支持。在一项探究父母照顾不足和过度控制与青少年自杀意念关系的元分析研究中,Goschin等人(2013)发现缺乏母亲照顾与母亲过度保护和自杀显著相关,而在父亲与子女
9、关系中,只有缺乏照顾与自杀显著相关。因此,本研究认为亲子关系可以显著影响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然而,亲子关系分为子女体验和父母感受的亲子关系,而以往研究往往选择子女自身体验到的亲子关系(Sampasa-Kanyinga et al.,2018)。在我国社会背景下不论是古时候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的故事,或是现时代一个家庭为教育资源投入大量心血,父母常常说的一句话“你看我多爱你,什么都是给你最好的”,教育卷入成为父母之间比拼的重要内容。父母教育卷入(Parents educational involvement)指父母自身对孩子教育理念与发展的期望,在家庭和学校中,为促使孩子取得更好学业成
10、就和心理发展所做出的多种教育参与行为的总和。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卷入可以通过提高孩子心理素质从而降低其问题行为(程刚 等,2019),此外低水平的教育卷入也与更低水平心理健康和自杀意念与行为有关(Wang et al.,2019)。因此,父母教育卷入亦能显著影响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在一项探究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社会创造力影响研究中,Diarra等人(2017)发现教育卷入水平较高的父母重视为孩子营造自主学习的良好家庭教育氛围,孩子可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自由探索,具有更高的创造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不仅如此,2021年9月1号我国“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学生学习压力减少以及有偿支付的校外教育服务“
11、课外补习”也愈发规范,孩子可支配时间增加,亲子沟通、亲子活动和亲子监督也越来越频繁与重要,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身心发展影响更大。然而,孩子体验到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综合影响并不清楚。综上,本研究总结孩子体验到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4种情形：(1)一致情况(congruence):高亲子关系和高教育卷入的“安全”状态和低亲子关系和低教育卷入的“高危”状态;(2)不一致情况(in-congruence):高亲子关系和低教育卷入和低亲子关系和高教育卷入状态。在处理一致性研究问题时,多项式回 归 与 响 应 面 分 析(Polynomial Regression and
12、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可以更加深入并详细展示两个变量间的复杂关系,但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多见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研究,在心理学领域是一个较为新兴的研究方法,因此本研究拟使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探究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的综合影响,并提出假设H1：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的综合影响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1.2 亲子关系教育卷入匹配对挫败感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 动机意志整合模型(Integrated motivational-volitional model,IMV)通过整合多种主流自杀理论和大量实证研究提出,自杀意念的产生是由
13、前动机阶段的诱发因素如消极环境、易感素质和生活事件等,使得个体进入动机阶段产生挫败感、羞耻感和迷失感后,进而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OConnor,2011)。挫败感(defeat)最初是来源于抑郁的进化理第1期 胡义秋 等: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131 论(volutionary theories of depression,Price et al.,1994),是指由于社会地位、等级和身份受到严重破坏或丧失时引发的一种斗争失败和无力感(Gilbert&Allan,1998),作为一种严重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因素,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Carnevali
14、 et al.,2020;Shimamoto,2018)。过往研究显示,在个体抑郁和自我伤害的发生期间,挫败、自我批评和绝望的感觉是最为强烈的(McEvoy et al.,2017;Price et al.,1994)。在一项探究挫败感和抑郁之间关系的12个月纵向研究中,结果显示挫折感可以显著预测T1和T2之间抑郁和焦虑的变化(Griffiths et al.,2014)。此外,Kopetz和Orehek(2015)提出社交受挫的个体,无法实现自身目标,因此选择吸毒、暴饮暴食、自残等方式作为实现个体目标的手段,并且随着受挫的程度和频率增加,引发的行为后果更为严重。不仅如此,在一项探究早期逆境与
15、社交挫败对大脑小胶质细胞发育水平的动物实验中,结果发现在母亲忽视模型中(幼崽与母猪每天隔离15分钟),成年期后小猪更容易出现社交挫败,从而出现更多的神经炎症。Zortea等人(2019)使用解释性现象学分析方法对9名企图自杀者半结构式面对面访谈,结果也显示不良的亲子依恋可以通过挫败感、受困感和归属受挫等增加个体自杀想法与行为,而且受到尊重、关怀等可以提高个体复原力因素的影响从而减低其消极影响。van Petegem等人(2020)在调查母亲孩子对母亲过度保护养育方式的评价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和母亲对过度保护养育方式的评分越高,就越容易出现适应不良和挫败感,且青少年和母亲报告之
16、间的不一致与更多的外化问题以及挫折有关,尤其是当青少年比母亲报告的过度保护水平更高时。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是通过挫败感来影响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此外,IMV模型也明确指出自杀意念不是挫败感的必然的结果,两者之间关系会受到其他调节因素的缓冲,因此本研究拟同时探究该中介模型中的调节效应。1.3 人生意义感的调节作用 IMV模型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素质应激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OConnor&Kirtley,2018),该模型最初是由Rosenthal(1963)提出并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原因,该模型认为相比“弹性”素质个体,携带“脆弱性”素质的个体遭受应激时,其相关心理障碍和疾病的风险会显著上升。人生意义感(meaning in life)是指个体对其当下所拥有的生命意念和价值的感知,以及对未来生活意义和目标的追寻(Steger et al.,2008),作为一种重要心理资源,人生意义感与个体生活质量,社会行为和身心健康水平存在密切联系(Czekierda et al.,2017;Kim et al.,2019),且人生意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