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序巩本栋自从鲁迅先生说了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则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似乎成了一个不辨自明的论题了。然而去看看魏晋时代人的自道，却并非如此。比如曹不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他那么看重文章，举的例子却是易礼和徐幹的中论，与后人所说的文章相差甚远。在魏晋时期，其实是文史不分的。比如刘劭说：“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人物志流业)在刘劭看来，能著书立说，就是有文章之才，而有文章之才，就可修史。所以，他举的能文的代表也就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可见文史在当时并未区分。再如三
2、国吴右国史华覈称赞薛莹有史才，说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是以樓樓为国惜之”(三国志吴书薛琮传附薛莹传)。既说薛莹“文章尤妙”，又说“记述之才如莹者少”，可见这里所说的“记述之才”，即史才也就是能文的重要标志。显然，文史不分，文也就不能说是自觉了。文与史的自觉，大约要到南朝的刘宋时期。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文学与儒、玄、史分立，反映出时人对文史各自特点的认识。不过，这个时候，人们还是喜欢把文史合在一起论述。像宋书里记载，“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王惠传)南齐书载王僧虔“好文史，解音律”。(王僧虔传)梁书谓周舍有学问，“义该玄儒，博穷文史”。(周舍传)陈书称岑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岑之敬传)南朝陈史家姚察说：“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梁书江淹传)北朝颜之推又说：“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颜氏家训涉务)尤能见出自汉以来文与史的这种将分犹合的复杂关系。汉魏六朝时期文与史天然具有的上述亲缘关系，吸引了后世的众多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