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引 言引 言 马邑是今朔州古称，历史上曾有过马邑县、马邑郡建置，本文即以古老的马邑作为今朔州的总称谓。朔州是北魏建置的行政区域，初称怀朔镇，为道武帝、太武帝所建“六镇之一”，至孝明帝时改称朔州，从此有了“朔州”之称，其地当时在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即秦的九原郡、汉的五原郡一带。北齐始以今朔州之地建置朔州，为了与东魏建置于今汾阳、介休一带的南朔州相区别，当时亦称北朔州。这是今朔州之地以“朔州”作为行政区域称谓的历史开端。马邑作为行政区域的历史要比朔州古老得多。相传秦时即于今朔城区城关桑干河北岸建筑了马邑古城，建置为马邑县。两汉因之，隋唐时还曾于此建置马邑郡，清代还有马邑乡。可见，马邑作为行政区域
2、有着 2000 多年的历史。马邑古城曾一直是马邑县、马邑郡以及古朔州之治所。总之，马邑不但历史古老，且有着关于马的神奇传说，文化底蕴悠长深厚，故我们即以古老的马邑作为今朔州的总称谓。所谓马邑文化，大体可以说就是以马邑为总称谓的今朔州之地的历史文化，或者说以今朔州为地理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蔓延 2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在 2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马邑地区是北方各民族迭相活动的集中场所，是北方各民族同中原汉民族频繁交往的历史舞台。马邑文化是古代北方游牧文化区的重要基地，是北方游牧文化同中原农耕文化交汇融合的历史熔炉。总之，北方各民族同中原汉民族的交往和北方游牧文化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构成
3、了“马邑马邑文化”的主体，自然也是我们讨论“马邑马邑文化”的主题。本书即围绕这一主题，分别从中国马文化、中国考古学文化和三晋地域文化等三种视角谈谈马邑文化的独特历史风貌及其发展演进。简单地说，马文化其实就是骑马民族文化，或者说骑马民族创造的文化；骑马民族也叫马背民族，就是古代北方民族或草原游牧民族，马文化其实就是古代北方民族关于马的文化。马邑古城便是北方民族马文化的历史产物；马邑文化便是伴随着北方民族马文化的历史脚步向前推进的。因此，谈马邑文化的历史风貌及其发展，首先需从北方民族关于马的文化亦即中国马文化谈起。2 目 录目 录 引 言.1 引 言.1 一、马邑文化与中国马文化.1一、马邑文化与
4、中国马文化.1（一）马文化：北方民族文化的典型标志.1（二）黑驼山下“猎马人”：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3 二、马邑文化与中国考古学文化.6二、马邑文化与中国考古学文化.6（一）马邑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的南部前沿文化，是北方戎狄（胡）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要素.6（二）马邑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与中原古文化、北方戎狄（胡）民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汉）民族文化之交汇过渡型文化.11 三、马邑文化与三晋地域文化.14三、马邑文化与三晋地域文化.14（一）马邑文化作为三晋地域文化“次亚型”文化的理论依据.14（二）马邑文化作为三晋地域文化“次亚型”文化的方法论依据.17 附 释.19附 释.19 1一、马邑文化与中
5、国马文化一、马邑文化与中国马文化（一）马文化：北方民族文化的典型标志（一）马文化：北方民族文化的典型标志 可以这样说，马文化是凸显北方民族文化内涵特质的典型标志。关于北方民族文化广阔丰厚的内涵可不必铺陈详叙，这里仅就其最具根本性的几个方面便不难看出马文化的典型标志性意义：一是以大漠草原为主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是说，北方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主要是大漠草原，由此形成的以大漠草原为主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北方民族文化最具根本性的内涵特质之一。当然，北方民族的自然生态环境还有诸如深山老林、河湖海洋以至丘陵平原等不同类型，由此形成的诸如狩猎文化，渔猎文化以至耕垦文化等，皆属于北方民族生态文化的构成要素；
6、但是，大漠草原是其生存依托的主要生态环境，草原生态环境为北方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客观前提，草原生态文化由此构成北方民族文化最具根本性的内涵特质之一。基于此，故一般称北方民族为草原民族，称北方民族文化为草原文化。二是以游猎放牧为主的民族经济形态。主要依托草原生态环境而生存的北方民族，基本的谋生手段便是游猎放牧，由此形成以游猎放牧为主的民族经济形态。其显著特点即 史记、汉书描述的：“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因而“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史记匈奴列传；汉书晁错传）。这种飘忽迁徙的游牧型经济是北方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特质基
7、础，亦由此构成北方民族文化又一最具根本性的内涵特质。基于此，故一般又称北方民族为游牧民族，称北方民族文化为游牧文化。三是如史记、汉书所说“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游动型生活方式（史记匈奴列传；汉书晁错传）。衣食生活方式是经济形成的产物。北方民族的游动型生活方式，正是适应游猎放牧的经济形态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亦由此构成北方民族文化最具根本性的内涵特质。四是在草原生态环境、游牧经济形态和游动型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诸如社会风情、婚丧民俗以及宗教信仰、精神意识等等，共同构成北方民族文化的有机整体。但是，全面考察北方民族文化的总体构成及其形成发展不难发现，草原生态环境，
8、或是 2游牧经济形态，或是游动型生活方式，以及社情民俗，精神意识等等，皆离不开“马”这个物质实体，离不开关于马的文化。草原生态环境是骏马驰骋飞奔和繁衍生息的广阔天地，故“草肥马壮”便成为北方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依托，从而为北方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客观前提，由此形成了北方民族特有的生态文化草原生态文化；草原生态文化其实即是关于马的生态文化，或者说以马文化为典型标志的自然生态文化。游牧经济形态，其实就是马背经济形态，或者说北方民族以马为生产工具，通过骄马游猎获取物质财富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说，游牧经济形态其实主要是在马背上形成的，或者说以马背生产手段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由此可见，北方民族
9、的游牧经济形态，其实即是关于马的经济形态，或者说以马文化为典型标志的社会经济形态。游动型生活方式，其实就是马背生活方式，或者说与北方民族游牧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北方民族的游动型生活方式，是在游牧经济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或者说是在骑马狩猎，“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因射猎禽兽为生业”的生产手段制约下形成的“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物质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北方民族的游动型生活方式，其实即是关于马的生活方式，即是马背生活方式，或者说以马文化为典型标志的物质生活方式。至于北方民族的社情民俗、精神意识等等，作为游牧经济形态和游动型生活方式
10、的历史映现，同样贯穿着马这个物质实体，是伴随马文化的历史脚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总之，马文化是凸显北方民族文化内涵特质的典型标志。中国古人类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形态、物质生活方式以及社情民俗、精神意识等等，总体上区分为平原丘陵农耕型和大漠草原游牧型两大基本类型，深山老林狩猎与河湖海洋捕猎可归属游牧型范畴；由此形成了以中原黄河流域（旱作）和江汉地区（水作）为载体的农耕型文化，以及以“三北”（西北、北方、东北）地带为载体的游牧型文化相与并存的文化发展格局。农耕型文化其实主要是以牛为生产工具，以牛耕田收获谷物为谋生手段的文化，故一定意义上可以称做“牛文化”或农耕民族关于牛的文化；在这种意
11、义上，牛文化亦可以看做是凸显农耕型文化内涵特质的典型标志了。这也就是说，作为凸显游牧和农耕两类文化内涵特质的典型标志，马文化与牛文化便可以看做游牧型文化与农耕型文化相区别的典型标志了。3（二）黑驼山下“猎马人”：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二）黑驼山下“猎马人”：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 马作为野生种群，年代相当久远了；作为“马文化”，是指人类与马发生关系而后形成的文化现象；严格意义上的马文化，指野生马受人类驯化成为家马并为人类服役的历史文化现象；此前可称原始马文化或史前马文化。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存中，都还没有家马发现的情况”；“马的驯化和服役，首先是由中亚的原始牧人所完成，
12、然后在文化交流中，逐渐地向东、西方向发展。向西到了欧洲多瑙河下游；向东发展至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原华夏农业民族文化北部半月形成地区（王克林，骑马民族文化渊源初探，黄河文化论坛第 2 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年），也就是东起松辽平原，经长城一线，沿内蒙古和河北、山西、陕西北部，西到宁夏、甘肃、青海与新疆这个半月形的“三北”地带。这说明，在中国古代，马被驯化并为人类服役的马文化，开始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亦即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时代。马为人类服役经历了由驮载到挽车，再到骑乘，直到作为征战兵种的骑兵这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据史家考证和考古资料印证，马被用于挽车出现于殷商时期，西周时期由
13、挽车转为骑乘，春秋时期有了作为征战的骑兵兵种，从此，骑兵作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构成了我国古代军事文化发展的主流。春秋战国时期用作征战的战马主产地，史籍有下述一系列记载：左传昭公四年谈当时晋国的军事优势说“国险而多马”。就是有险可据，又多战马。马从何来？“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冀即冀州，在今山西、河北以及河南部分地区，中心在今山西南部；冀之北土，即今山西北部浑源、广灵、阳高与河北蔚县、阳原、怀安一带的代地，这里是战马主产地。战国策 赵策一 记述合纵派领袖苏秦为说服赵王放弃伐齐计划而全力对付秦国时曾分析说，假如秦国从上党攻赵，扼住句注山（雁门山），沿常山（恒山）一线截断赵都邯郸与西北山地的联系，那将
14、会“代马胡驹不东”，使赵失去代地战马的来源，亦说明代地是战马主产地。史记赵世家记述了赵武灵王 20 年（前 306）推行“胡服骑射”后，“西略胡地林胡王献马”。林胡当时分布于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地区。说明这一带亦属战马主产地。总之，今山西北部及其周边地带，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马主产地。所以，顾祖禹读 4史方舆纪要卷 39山西一分析古代山西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说，它“表里山河，称为完固”，进可攻，退可守，进退攻守，因势乘便，具有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且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又有北部代地的战马，南部河东的池盐，提供了雄厚的战略物资；在此形势下，“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
15、吭”，立于不败之地，“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这里也特别强调了北部“代马”的重要战略意义。山西北部所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马主产地，追根溯源，可追溯至距今 10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阳高许家窑人文化和距今 3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朔州峙峪人文化。尤其是峙峪人的原始马文化，属于中国原始马文化的典型形态，从而为中国马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历史前提，提供了历史依据，是新石器晚期被人类驯化的家马由中亚传入中国，进而形成中国马文化的直接的内动因和历史渊源。许家窑人文化遗址位于大同盆地东北桑干河流域阳高县许家窑村的断崖上，其文化面貌的独特个性在于：一是迄今山西发现人类骨骼化石最多的古文化遗址，故称“
16、许家窑人文化”，“许家窑人”是继“丁村人”之后而闻名于世的山西古人类群体。二是许家窑人制作的石器工具以细小石器而著称，不仅数量相当大，器形相当多，且工艺相当精致，诸如小型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石球等。其中，各类尖状器最大的重 13 克，最小的仅重 1 克；各类石球最大的超过 1500 克，最小的不足 100 克。小石器工具，主要用于剔剥切割捕获来的动物肌筋骨肉；石球，大多可投掷捕杀野兽，小的可制成远距离捕获猎物而不被猎物伤害的“飞石索”，是当时颇具杀伤力的狩猎武器。三是大量的动物化石表明，野马、野驴等已是许家窑人捕获食用的重要来源，工艺较精致的小石器和制作“飞石索”的小石球也说明，当时的狩猎技术和原始狩猎业有了相当的发展。许家窑人对野马的捕获，为峙峪人以“猎马”为主要生业，由此创造了典型形态的原始马文化奠定了基础。峙峪人文化遗址位于大同盆地西南朔州峙峪村附近。峙峪村座落在桑干河发源处黑驼山的东麓，这里是一片波浪起伏的山前剥蚀丘陵带，西、北、南三面被连绵的峻岭所环抱，东面是广阔的桑干河平原，峙峪遗址即位于峙峪村附近小泉沟与峙峪河交汇处的小丘上。峙峪人文化尤其具有独特的个性：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