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书书域外清风（代序）白庚胜我与黄乃镇先生主编的“国际纳西学译丛”将于近日正式出版。此项工程已策划、组织、推进经年，只是苦于经费落实、国际版权交涉、原著及译者选定等具体事务而一直未能瓜熟蒂落。而在这一过程中，云南大学出版社一直支持有加，极具耐心，工作持久、有力，仅陈曦女士与我的联系便不下一二十次。另外，杨杰宏、冯莉两位博士给我的辅助坚强有力，义务承担了大量约稿任务；余海波、木艳娟、段士爱、刘永清等译者的参与支持，黑泽直道、山田勅之等原作者的理解配合，让我深受鼓舞。我自己亦在业余选译若干日本学者有关著作的欢悦中送走了北京的一个个春夏秋冬。当然，对于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工作“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2、，虽有种种原因可以推责，但我还是愧对有关作者、译者、参与者、关注者，毕竟我是组织领导者。之所以热衷于启动这项工程，我本“无意苦争春”，只是出于对纳西学的责任，并与自己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不断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奔走，且 年来一直担任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相关。前者让我明白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纳西学应该拥有国际的视野、人类的情怀，以开放、谦恭的态度吸收国内外有益的学术成果，丰富并推动自身的成长；次者让我懂得建立一个学科、创立一种学术体系，必须有丰富的资料积累，必须洞悉该学科的前世、今生、未来，必须建立起一支强劲的队伍，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创立新的行之有效的认知方式，必须搭建起自己的学术平
3、台；末者帮助我广交学界朋友，广纳学术信息，广涉学术领域，即使多次改行、改业，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奔走，在不同的单位、岗位工作，也始终“不忘初心”，无私无畏、有品位、有高度地工作，以建立纳西学为天命。由于时代的原因，纳西学作为一种自觉的学科意识与追求不仅起步迟，而且国内外学者间的联系长期欠沟通，信息欠交流，攻关欠合作。只有在历史进入 世纪 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既有大量国内外学者纷至沓来纳西族的故乡研修、考察、参会，也有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纳西族学者、艺术家前往世界各地展示、传播、交流；既有大量论文、论著被翻译发表、出版，也有诸多会议、艺术节、展览举办；既有大量个体性的探索，也有不少群体性的
4、发微阐幽成果出现；既有外国学者在中国纵横捭阖，也有中国学人在海外崭露头角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国内外纳西学界的沟通、互鉴、共享，大大推动了纳西学成果量的扩充与质的提升。不言而喻的是，由于目前国内纳西学学者利用外文的条件及水平普遍有限，而从 世纪下半叶至 世纪 年代的纳西学中心却一直在国外，造成人们对国外相关理论方法比较陌生，对有关学者及其成果认知有限，从而出现如下遗憾：一是不断简单重复别人在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劳动；二是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缺少有针对性的批评和吸收，难以做学术创新；三是转引某些译文译著时有失鉴别，易以讹传讹；四是缺少对国际纳西学研究的整体把握与动态追踪，常常陷于坐井观天；五是难以在互
5、相了解的基础上与国际纳西学界平等对话；六是无法对全球性纳西学研究进行资料共鉴、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学科共建、人才共育、项目共举。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我从 世纪 年代起就开始为改善国内外纳西学界的互相沟通、互相交流做如下工作：一是参加众多国际会议、学术考察，向国际学术界介绍国内纳西学动态；二是组织庆应大学学术代表团、东京艺术大学学术考察团、“中国彝族、纳西族与日本民俗考察团”等赴丽江考察，并出版有关学术成果；三是主持召开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及第一、二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研讨会，广泛邀请国外纳西学研究者参会交流；四是与杨福泉先生合作编译 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萃，首次向国内同人较系统地介绍国际纳西学研究
6、的历史、现状，以及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成果；五是独立翻译 日本纳西学论集，帮助白羲等翻译 西方纳西学论集，并收入“纳西学丛书”以飨学术同人；六是促成丽江多批次纳西学学者及艺术家巡访法国、瑞士及英国南安普敦、北安普敦等城市做文化艺术交流；七是成功组织日本取手日中友协、山形日中友协在“”大地震后援建丽江文海完小、新文小学、新苗幼儿园；八是促成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人文学院与滇川交界纳西族纳日支系学者建立互访关系，以及在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建立国际母系文化研究中心；九是与国际鹰猎协会合作，帮助其成立丽江鹰猎文化协会及申报“纳西族驯鹰习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十是致力于筹建中国东方艺术大学并落户丽江；十一是
7、争取在迪庆州纳西族聚居区建立与英国北安普敦大学艺术设计院合作的皮革设计生产基地；十二是系统翻译山田胜美、西田龙雄、伊藤清司、诹访哲郎、黑泽直道等日本学者的纳西学研究专著；十三是不仅在日本 比较民俗研究 杂志上发表纳西学研究系列文章，而且编纂“纳西文化研究目录”供日本纳西学界参考；十四是在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完成题为 中国云南纳西族的色彩文化 的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但毕竟属于一己之力，比之建设纳西学学科的艰巨任务，我时常羞惭于自己的涉猎面狭小，尤其是对西方及当代国际纳西学研究情况之陌生。于是，我便萌生出组织有关力量，翻译出版一套“国际纳西学译丛”的念想，并于
8、多年前付诸实施，且征集到首批十部著作及其译者，迈开了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脚步。最为感动的是，丽江古城博物馆馆长兼木府博物院院长黄乃镇先生不愧为“纳西族文化英雄”，他在了解到这项工作的非凡意义及所存在的出版经费困难之后，慷慨伸出援手予以资助，并屈就这套丛书的主编；民族出版社千日先生为有关韩文著作的版权让渡提供了最好的帮助；民族出版社汉文室副主任罗焰女士又一次次力助出版，大大加快了这个“初心”的“方得始终”。其间，我也遭遇到诸多的困扰，如为筹措出版资金而受挫，如为被有些同胞怀疑自己在聚财而苦恼，如为受国际版权约束一再推迟出版而坐卧不安，如为有的著译者提出过高的稿金费尽心机。有的所谓的“纳西学学者”，
9、不过是打着纳西学的幌子行沽名钓誉之实而已。他们从来不关心纳西族的命运，甚至纳西人出于对他们的尊重为他们出书，他们都要斤斤计较。比之孤居丽江 年、将一生奉献给纳西学事业的洛克，他们是那样的渺小然而，一旦“咬定青山不放松”，我的眼前仍然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纳西学建设的又一项工程终于悄然崛起。而这一切，是在我参与领导全国文艺工作之余完成的。我坚信，只要纳西族及纳西文化还存在，这项工程就会继续下去，并最终成为纳西学金字塔的重要奠基。到那时，“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我，也就十分乐于“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了。“国际纳西学译丛”将是一个行之久远的系统工程。它以在海外出版的国内外纳西学学术专
10、著为翻译出版对象，首批出版的十人十卷就足以令国际纳西学界刮目相看：一个共熔中外学者在海外出版的纳西学成果于一炉的，系统性、整体性、持久性交流纳西学学术成果的时代已经开始！通过这个行动，国际纳西学界的信息沟通、成果分享、经验交流、人员交往，以及共同探讨、联合攻关都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通过这项工程，我多么渴望国内，尤其是纳西族出身的纳西学学者，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忍辱负重，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为纳西族及其文化的尊严，为中华文化再创辉煌及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祖先的贡献，并勇于对优秀文化遗产做创造性的活化、创新性的发展。年 月 日序言我在
11、进行纳西学研究的 多年时间中，深切感到将国外学者研究纳西学的论著翻译为中文的重要性，故在 世纪 年代和白庚胜君合作编译了 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萃，后来又花费很大精力，致力于洛克（.）的学术巨著 中国西南纳西古王国 的审校和一些部分的重译工作；不久前又组织翻译出版了当代堪称最新的西方纳西学名著 纳西、摩梭民族志 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 一书。年，赵心愚教授告诉我，他正敦促学过法语的纳西青年学者宋军、木艳娟翻译法国学者巴克（，）的纳西学著作 么些研究，纳西青年学者白郎与和继全参与了审校工作。几经寒暑，经过他们几位青年学人的努力，现在此书中文本已经译出。巴克此书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研究纳西学的开山之作，看
12、到 纳西、摩梭民族志 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 和 么些研究 这一新一旧两种西方学人的纳西学论著中译本先后面世，我心中感到很欣慰。西方学者早在 世纪中叶就注意到了远在中国云南边陲的纳西族东巴古籍。年，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斯（）将一本 页的东巴经摹写本 高勒趣招魂 从云南寄回巴黎。数年后，吉尔（.）上尉和梅内斯（）在丽江旅居时得到了三本真正的东巴经，其中两本被寄回梅内斯在英国泽西（）的家，一本被寄往大英博物馆。这本东巴经被标以 中国缅甸之间山地祈祷者的象形文稿 的题目。这之后，不断有一些西方的学者、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从云南丽江带回东巴经。西方第一篇讨论纳西族象形文字和东巴经的文章，是拉卡帕里尔（
13、）于 年发表的 西藏境内及周围的文字起源 一文。拉卡帕里尔在文章中公开发表了由德斯古丁斯带回西方的第一本纳西东巴经复制本，明确地指出这是么些（纳西）人的象形文手稿。而第一个比较完整地写出一本关于纳西族和东巴经书、东巴象形文字专著的人则是法国学者巴克。巴克是 世纪中叶西方著名的藏学家，巴克等人所著的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和意大利图齐（）的 西藏画卷 被藏学界视为西方藏学形成的标志性学术名著。巴克曾于 世纪初多次赴西藏、云南、四川等地藏区考察。他在研究藏文化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独特的纳西东巴文化，进行了实地调研，于 年出版了 么些研究 一书。此书是西方学者第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纳西族的专著。全书有 页
14、，书中还附上了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的长篇论文 有关丽江地区的历史、地理文献研究；附录部分收图版 幅，人名、地名索引，纳西族分布图等。么些研究 一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人种宗教”，第二部分题为“语言和文字”，第三部分题为“史地资料”。巴克体现在 么些研究 一书中的研究特点表现为将历时文献、田野调查和语言文字的考证相结合，常常从调研地原住民的语言、地名入手，比如说到丽江，他指出丽江的藏语名为“三赕”（，也写作 -），么些语名为“衣古”（-，也写作 -），对他所去过的地方都认真地记录了其土著的地名，十分严谨。我从于他之后长年居住在丽江研究纳西族的洛克的论著中也看到了这种认真地以国际音标等记录
15、和考释地名的做法，与巴克和沙畹的治学方式一脉相承，不仅学风严谨，而且裨益后学。巴克做的是实地考察调研，所以对纳西人多的聚居地及其周围的环境做了较细的描述。他也讲到了明代纳西人在巴塘、理塘（今属四川省）等地修建的土砌碉楼，并收集了在藏区广为传颂的“丽江王”四郎罗登（一般认为是明代纳西土司木增，在藏区又有“木天王”之别称）派人修建这些土碉楼的传说。巴克在书中还分析比较了东巴经和土司家谱所记载的纳西人的族源。巴克在书中还对纳西人做了一些初步的体质和外貌的描述及其区域差异比较，并注意到了体质外貌随着社会历史变迁而发生的变化，指出他本国际纳西学译丛么些研究人所见到的一些地方的么些人的外貌已非原来的么些（
16、纳西人），但还能明显看得出么些人与藏族人等的区别。从中可看得出，他重视随时空变化和民族融合等因素而发生变化的民族体貌特征，从这一点上也看得出他治学严谨之一面。巴克对纳西人衣食住行习俗的描述是结合文献记载（比如 南诏野史等），及自己去过的不同地区纳西人的习俗而做的记录，他的这本著作汇集了不少难得的民族志资料。他的有些记载很有意思，比如说到当时的纳西人抗拒接受基督教，他指出，从传教士进入纳西人中传教时起，到他到丽江时，已有 年时间，但纳西人中从未出现过一个基督徒，传教士们因此也很恼火。记得 年到丽江进行长期调研的美国学者洛克以及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丽江居留八年的顾彼得（）也曾写过纳西人很少有人愿意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情况，应该说巴克是最早记录这个状况的西方学者。巴克通过调研指出，当时纳西人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核心传统是受外界影响较小的语言、文字、宗教和丧葬习俗，同时，他们也不排斥汉族、藏族的同类习俗。他客观地记录了纳西人一直保持下来的兼容并包汉族、藏族等外来文化的习俗在 世纪初的状态，及他们为什么拒斥基督教和天主教；但是与此同时，移民到藏区（西藏芒康县盐井乡和云南德钦县燕门乡茨中村等地）的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