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传媒观察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472 期【作者简介】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媛媛，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应用研究所研究助理【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智能媒介技术下新闻生产的人机关系及影响研究”（22SG04）、复旦大学 20222023 年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项目“数字劳动的发展困境及治理路径研究”（IDH3353068）、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平台劳动的实践困境及其治理路径研究”（XWH33532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却顾
2、所来径”：中国数字劳动10 年研究的核心议题与知识图谱姚建华 张媛媛（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摘 要】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时间轴，回顾和总结了中国数字劳动研究近 10 年来的核心议题，全景式地展现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与借鉴。具体而言，近 10 年来，中国数字劳动研究者围绕着资本、劳动与技术之间的多元动态关系展开了大量理论化的思考与探索，同时立足本土社会语境，将数字劳动与性别、社会关系和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揭示出其背后的多重权力关系，展现了宽阔的学术视野与
3、深厚的社会关切。当前，Web3.0 技术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亟待相关研究者省思与回应，该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形塑着数字劳动及其研究的未来。【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数字劳动；平台经济；Web3.0 技术【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3）04-0080-9近 10 年来，中国数字劳动研究与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高度关联。随着数字技术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CTs）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平台不仅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和经济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更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
4、。一方面，平台经济孕育出全新的经济结构与社会-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平台经济中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和政策逻辑相互渗透与交叠，为数字劳动研究带来大量颇具现实紧迫性的议题。国内学者对于“数字劳动”及其相关议题的关注发轫于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和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麦兹（DallasSmythe）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的创新探索。以“数字劳动”作为关新闻传播学这 10 年DOI:10.19480/ki.cmgc.2023.04.00281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自 2012 年起，共有 386 篇相关论文收录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涉及 30 个学科门类，其中发文量较多的学科依次是经济与管理科学、新闻与传
5、媒、人才学与劳动科学，不同学者为数字劳动研究带来了多学科视角下的现实关怀。就整体研究趋势而言，国内数字劳动研究文献总发表数量呈现逐年递增、快速增长的趋势。仅 2022 年相关论文数量已经达到 152 篇，体现了学界对于数字劳动议题的密切关注。特别是，“数字时代劳动的哲学审视”入选 2021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本文旨在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时间轴，回顾和总结中国数字劳动研究近 10 年来的核心议题，聚焦不同产业、不同类型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劳动控制、劳动主体性等方面的变化，剖析与阐述资本、劳动与技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本文立足本土社会语境，将数字
6、劳动与性别、社会关系和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揭示出其背后的多重权力关系，进而全景式展现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与借鉴。在此基础上，文章围绕Web3.0技术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展开细致的分析与论述，该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形塑着数字劳动及其研究的未来。一、思考与探索：资本、劳动与技术的多元动态关系数字技术和 ICTs 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平台化进程。尤其是 2013 年 12 月以来，工信部先后发布了 4G商用牌照和 5G 商用牌照，极大扩展了移动通信网络的容量，为平台经济勾连多边市场提供了更加高速、稳定的连接力。2015 年 7 月，随着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7、指导意见的颁布与实施，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开放的、共享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得到了政策层面的确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将“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作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任务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要求，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种深度融合将成为平台经济发展的“新蓝海”。新的经济形态带来了新的劳动议题。一方面，平台以“灵活就业”和“自主劳动”为口号吸纳大批就业主体，在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推进产业升级，以及实现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大部分劳动者不与平台或
8、者平台雇主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也就意味着在平台经济中，灵活用工方式替代了长期固定的劳动力雇佣模式，平台劳动者成为了临时工人（temporaryworkers）或随时可被替代的待命工人（on-callworkers）。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强烈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身份变得不稳定；另一方面，他们极易陷入无底薪和收入微薄、工作时间不规律、缺乏福利保障和有效社交支持的现实困境之中。在检视这些现实困境及其成因以及探讨解决方法与路径方面，不少数字劳动研究者聚焦数字劳动的劳动过程、劳动控制、劳动主体性、劳动实践与技术的关系等重要面向，展开了大量前沿性的研究，致力于透视并揭示出资本、劳动与技术
9、之间的多维张力，展现了宽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社会关切。（一）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与劳动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控制是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为了最大限度攫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的积累与增殖，资本必须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控制，遏制他们的自主性、降低其劳动的不确定性，进而深度挖掘其最大的潜能。在平台经济中，对劳动控制的力量来自资本和技术的合力。李彪认为，新经济与新技术之间的“合谋”使平台变身为资本与权力再生产的商业化场域，成为资本逐利与权力控制的“数字围场”。在这个“围场”中，资本与技术为平台劳动者编织了一张绵密的劳动控制之网。一方面，平台用以算法为核心的新技术体系替代了传统的监管体系，
10、有效地对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实施数据化、系统化、非人格化和隐匿化的控制；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大多被深深“困在系统”中而无法自拔，同“却顾所来径”：中国数字劳动 10 年研究的核心议题与知识图谱新闻传播学这 10 年82传 媒 观 察时面临着工作内容同质化、工作状态内卷化、社会关系原子化、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威胁。在劳动控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梁萌对家政人员用工模式中“强控制”的研究，孙萍和陈玉洁、帅满和关佳佳等对快递员劳动过程中“分类控制”的研究，赵磊和韩玥对网约车平台中“科层控制”的研究，以及郑广怀、范一杰和杜思齐对网络直播平台中资本从个体控制到整体控制、从确定性控制到不确定性控制变化
11、过程的研究。此外，在服务业中，平台通过建构“声誉信任体制”（也被称作“消费者评分机制”）将其对劳动过程的监控权转化为消费者对劳动者的直接监督。这一体制被广泛应用于外卖、快递、家政、游戏陪练和代练等诸多行业。徐景一和李昕阳强调，随着声誉信任体制的建立，资本对于劳动者的控制超越了制造业中对动作、时间层面的控制，已经深入到控制劳动者自身服务态度与情感表达层面。有学者进一步阐述：平台的垄断地位强化了平台对劳动者身体与心灵的控制，因此平台日益成为劳动者进行自我规训和自我控制的场域，即平台劳动者“独立安排和监督自己的工作，以创造出被资本家和社会认可的劳动产品”。这导致劳资关系的极度失衡用刘皓琰的话来说，“
12、资本家的控制力度和阶级力量的倾斜程度得到了质的飞跃”。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将平台劳动者对资本的抗争与抵制带入公众视野，这赋予了数字劳动研究新的价值与使命。在邱林川看来，平台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动者的场域，更是社会的场域和抵抗的场域。相关研究不仅关注劳动者抗争与抵制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更强调平台劳动者不是技术管理与规训的参与者，也不是自我剥削的主体，更不是在“垄断互联网平台和精密性算法管理下，高度同质化、被抹平了群体多元属性的劳动者”。在他们之中，既有“网络化抵抗”的组织者与实践者，又有“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cooperativism）的倡导者与建构者。更有学者超越了数字劳动“控制抵
13、抗”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平台劳动者视为“制造和寻求意义”的复杂主体，而他们的抗争与抵制行为被视作是一种“超越技术层面的共同的生计斗争”。（二）劳动实践与技术的有机联系数字劳动研究者长期关注劳动实践与技术的关系，尤其深入考察和检视作为“技术物”的平台和劳动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关注平台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与现实社会相互建构、相互选择、相互渗透的过程。其一，数字劳动研究者强调打破人与技术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透视不同“场景”中劳动者与媒介技术、劳动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数字劳动研究注重考量技术、身体、平台、社会实践、社会制度，甚至是劳动者心理等不同要素，这有助于研究者深刻洞察数字劳动本身的多样化和复杂
14、性，以及数字劳动发展和变化的内在逻辑与社会语境。其二，数字劳动研究者积极参与对技术权力“可见性”和劳动“具身性”的讨论之中，强调平台作为一种实在物的价值与意义，即平台是可以被看见和感知到的，而不再是“不可见的后台”（invisiblebackground），这有益于解蔽传统劳动研究中的技术迷思。诚如何塞范迪克（JosvanDijck）所述：平台将生产者、服务提供者、供销商、广告商、消费者，甚至是技术物、实体物品连缀起来，成为改变我们社会生活、构造新型社会样态的激活者、设计者、推动者与整合者。尤其是互联网超级平台，凭借各自的技术架构与服务条款不仅重塑了数字生活的基本方式，更在技术能力、社会数据、
15、社会动员与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掌握了超国家权力，具备准社会治理的能力。部分学者将对劳动实践与技术关系的讨论与基础设施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例如，束开荣将互联网视为构建和组织社会的物质基底与权力装置。丁未从“人作为基础设施”（peopleasinfrastructure）的视角出发，将数字劳动看作是“活的劳动”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反演”（inversion），并揭示出另类数字劳动是一个劳动者被贬值、而平台技术及背后的资本被赋值的过程。孙萍、李云帆和吴俊燊将基础设施进一步具象化为“作为劳动的身体”，颇具启发性地提出：劳动者的身体既是工具化的肉身，又是商业化的数据来源，更是能动的、充满反抗精神的关系性身体
16、。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数字劳动概念的外延，新闻传播学这 10 年83使数字劳动研究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能够持续激发学者对数字劳动的双重属性（即物质性和社会性）展开深层的审视与反思。二、立足本土语境：数字劳动与性别、社会关系和情感平台经济形态和用工模式对劳动概念的解构与重置，使得传统劳动理论在解释众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面临掣肘。在此背景下，数字劳动研究者从中国的本土社会语境出发，将性别、社会关系与情感等诸多要素纳入数字劳动研究中，并尝试揭示出上述要素与劳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与社会文化意涵。（一）区隔与融合：平台场景下的性别展演苏熠慧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劳动社会学的阶级形成理论都忽略了劳动中的性别问题。直到近年来，一批学者围绕着新型劳动形式，如“照料劳动”（carelabour）和“审美劳动”（aestheticlabour）中性别与职业的关系展开了大量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研究，不仅弥补了数字劳动研究中的“性别盲点”，更使性别研究成为数字劳动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具体来说，“照料劳动”是指为婴幼儿、老人、病人以及一切有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