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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依赖探析_赵红勋.pdf

1、(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青少年研究】后疫情时代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依赖探析赵红勋,曾丹丹摘要:在移动互联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范式的强力渗透下,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被社交媒介所裹挟,日渐形构出一种“依赖性话语”。在后疫情时代,青年群体在一种“无意识”的话语实践中,深陷社交媒介的超功能旋涡,加剧了其依赖性风险。在由社交媒介所建构的仿真世界里,虚拟交互的行为表征和内向调适的心理话语,让青年对现实社交产生逃离心态。“娱乐至死”、社交内卷化、群体性孤独、过度消费、情感淡漠等社会现象亦在不断影响着青年对社会的话语认知,亟待对青年进行思想、价值以及行为引导,规范其社交媒介实践。关

2、键词:后疫情;青年群体;社交媒介;媒介依赖中图分类号:D4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637(2022)04-0021-05在媒介化社会的意义阐释与媒介技术的驱动下,网络社交平台的功能进一步趋于个性化与多样化,满足着青年群体的社交想象图谱,促使这一群体利用社交平台深入演绎着与日常生活多维度的意义勾连。CNNIC 发布的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11亿,其中 1039 岁的青年群体占网民数量的 50%1。互联网应用分为基础应用、商务交易、网络娱乐和公共服务四大类,与网民的社交生活紧密关联。青年在互联网上学习、

3、工作和娱乐,社交媒介为青年群体建构出一片崭新的社交文化场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社会出现阶段性停摆,青年群体原有的工作、生活、学习和社会交往等秩序被打破,活动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束缚,青年对社交媒介的依赖进一步加剧。媒介社交拉近了个体之间的心理情感与物理距离,促使青年群体通过社交媒介进行关系建构。媒介化社交成为社会交流的主要方式,青年群体不断陷入社交媒介的话语空间。诺姆 乔姆斯曾表示,疫情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在社会中显露无遗。处于后疫情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等已然发生嬗变,但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依赖这一问题依然存在。青年群体表现出的诸如脱离现实社会、建造社交壁垒、群体性孤独等非正常现象,与

4、国家和社会对于青年群体的期待之间形成了“意义的对裂”。一、后疫情:青年社交媒介依赖的表达空间日本学者林雄二郎于 1962 年在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 一书中提出了“电视人”这一概念,专指受众对电视的依赖状况。“电视人”是一种患有病症的观众,他们沉溺于拟态仿真世界而忽视现实社会交往,形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特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介依赖及其矫正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YJC860028);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青年群体的媒介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2BXW003)的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

5、2022-07-29作者简介:赵红勋(1971),男,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媒介文化与青年文化;曾丹丹(1995),女,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媒介文化与青年文化。第 36 卷第 4 期山 西 青 年 职 业 学 院 学 报Vol.36No.42022 年 12 月Journal of Sh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Dec.,202221征,是媒介依赖的早期表现形式。1976 年,美国学者梅尔文 德弗勒和鲍尔 基洛奇在大众传播效果的依赖模式 中正式提出了“媒介

6、依赖”这一理论。他们认为,媒介与群体组织、个体以及其他社会系统共同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媒介社会结构,并不断发挥着重要功能,受众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实现他们的目标,依赖关系由此形成2。不论是受众还是社会,都会依赖媒介中的信息资源去满足自身需求和实现目标。对媒介的使用满足越多,其依赖程度就越深3。青年群体个性鲜明,具有天生的社交化倾向。他们在媒介平台上享受着社交盛宴,利用媒介进行社交互动和信息置换,抚慰“流动”的内心世界。青年对社交媒介的使用逐渐演化为“社交媒介依赖”。他们在使用社交媒介的过程中,由于对社交媒介中信息创造、收集、组合、传播等功能的依赖,不知不觉改变着自身的工作、学习

7、以及社会交往方式,在临场媒介空间维系着个体社会关系。在媒介化所建构的社会框架下,媒介不单单是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传输设备,而是正在甚至已经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进程。青年群体在使用媒介的同时谱写着社交媒介生态4。后疫情时代,各类信息矛盾繁杂,突发事件频发,被危机局囿的社会环境给青年群体造成了心理恐慌,他们的不确定感愈发强烈。而人人都是传播者、交互渠道多样化、思想观念繁杂的媒介样态,契合并满足了青年群体的内心需求,因此,他们对社交媒介的依赖愈发强烈。一方面,“泛众化”的传播生态。在后疫情时代,社会信息复杂繁多,社会个体能够接触和获取的新闻信息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在错综复杂的信息洪流中,青年出于自身需要,利

8、用媒介主动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制造和传播过程中。因此,“泛众化”的传播生态已然成为现实社会的明显表征。尤其是以视频为主要手段的表达方式使得“泛众化传播”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视频表达区别于以往充满精英逻辑的文字表达,它拥有宽广的书写维度,通过视频将社会意见进行融汇交流,推动社会群体在其中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达成普遍的社会共识5。视频表达瓦解了此前传统媒体所建构的垄断信息围墙和中心主义,搭建起平民化、多元化的表达空间。基于视频技术的普及所带来的“泛众化”传播生态成为一种新常态,并增强了社会传播环境的包容度。另一方面,传播内容的“关系表达”。传播内容是传播空间的关键一环,它至少包含了两个维度的内蕴:

9、一是信息表达的内容层面,它遵循客观逻辑的表达事实,掌握客观事件的发展顺序;二是关系表达的内容层面,它注重情感的共情效应与情绪同频共振,成为社会个体价值共识与关系连接的判断标准5。而随着传统媒介“压舱石”作用的日渐式微,主流话语由于缺乏对于“关系的情感”的热烈表达,使得青年群体逐渐不再依赖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获取社会信息,他们在以社交人际链条为依托的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中进行信息交换,从人际关系中获取情感上的同频共振和对事件的认知习惯与价值共识,通过关系型内容聚合处于“微粒社会”的青年个体。由此可见,这种非理性的“关系表达”在后疫情时代的社会衔接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虚拟交互:青年

10、社交媒介依赖的行为表现后疫情时代,传统社会中亲密关系的黏合性逐渐下降,疫情所遗留的情感缺失裂痕逐渐放大。由于青年群体的人际交往经验不足,无法适应特殊时期的社会交往过程: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悄无声息地嵌入了人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真实世界生活图景的拟真呈现,并拓展了青年群体的交往行为空间。因此,青年在媒介空间中耗时越长,就愈发习惯沉浸在媒介情境中,进而形成一种媒介依赖。或是为了摆脱社交过程中的寂寞心理,或是为了避免社交场合的尴尬,青年群体纷纷陷入由媒介所建构的虚拟社交空间,他们的社交媒介依赖现象日益凸显。(一)娱乐性的媒介使用媒介依赖理论指出,社会个体的使用需求分为自我理解、社交理解、行动

11、趋向、互动趋向、自我娱乐和社交娱乐等六个方面。在社会体系变得愈加繁杂的时期,“人们对于被隔离的恐惧要大于对犯错的恐惧”6。青年群体面对“液态社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用娱乐的方式消解自身的负面情绪与压力。因此,娱乐成为媒介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交功能。青年群体习惯于在社交媒介空间进行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建构,尽情享受着社交的娱乐盛宴;社交媒介也成为青年群体狂欢式的文化体验场域,助推了狂欢性依赖的形成。在课堂上,青年刷微博、逛朋友圈,维持着虚拟亲密关系;在公共空间,青年听音乐、看视频,与同时空、不同场合的“弹幕者”建构社交关系;回到家里,青年与朋友视频通话,一起打网络游戏,通过娱乐的方式链接情感关系7

12、。由此,青年群体在媒介空间进行着多项娱乐活动,在虚拟场域消耗大量时间进行情感交流,以此维系社会亲密网格。他们通过虚拟化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节点间进行22交流互动,进而达成群体性的共同欢腾。社交媒介的娱乐性使用契合了特殊社会时期青年个体搭建情感联结的需求,突显出青年追逐全新社交方式的狂热倾向。(二)物质性的媒介消费法国社会学家让 鲍德里亚曾提到,如今的社会正在被消费所操纵。消费一词的初始含义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购买。然而,当消费进入社会媒介化的范畴,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受到媒介对于商品品牌化、物质化的解读和赋值后,他们开始注重商品背后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与符号价值。商品所蕴含的身份、地位、权利的消费行为

13、意蕴已然成为主导社会文化价值的关键。青年群体通过媒介平台了解商品的品牌属性和价格层次,通过购买价格不菲的商品来彰显自身的社会价值与地位。“618”“双十一”等购物节诱导青年频频产生过度消费行为;“直播带货”的购物形式深受青年群体喜爱;“得物”等购物平台上演按照鞋码与颜色标价的戏码;“剁手党”“月光族”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不断涌现。除此之外,青年在社交媒介平台分享购物链接,通过消费中维持人际关系,以消费这一行为实践为中介,勾勒社交想象图谱。在攀比消费、超额消费、超前消费等不良消费行为的“簇拥”下,当青年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其购买欲望时,他们就极有可能陷入“网贷”的牢笼。(三)虚拟性的符号交往费尔巴哈

14、曾表示,在如今这个时代,大众更愿意用符号去代替事物的含义,用复制代替原创,用幻象代替真实,用表象代替本质8。于是,符号为社会大众所用并通过一定的介质进行传输。传播者用编码发送信息,受众则通过解码的方式获得信息,从而实现相互的意义交流。青年群体的社会生活逐渐被各式各样的符码所缠绕,衣食住行以及娱乐等多领域都成为符号的指代。虚拟互动取代了真实的人际交往,所有事物都可以借助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进行意义勾连,青年群体对于符号的依赖日渐加深。青年对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资源进行编码,以符号的方式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传输和扩散。当其他青年获取到信息符号后,会通过评论、点赞、转发等方式与信息的发布者进行解码互动。

15、除此之外,表情包、红包等符码更是成为当代青年社交媒介使用过程中极具特色的象征符号。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的虚拟性符号交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社交关系建构的“交流资本”,满足了他们以低成本的沟通方式实现情感沟通的心理诉求,增加了他们社交关系的旨趣意味,达成虚拟性空间的社交在场。(四)涉入性的时间浸润“涉入”是指社会成员受到情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感受到这一事物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与关键性,从而对该事物产生一定程度的兴趣与关注,并参与到其发展进程9。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青年的一切生活实践均需在社交媒介情境中完成。后疫情时代,青年依旧沉浸于媒介虚拟情境。无论是在生活场域还是学习工作空间,利用媒介处理事

16、宜成为青年的首要选择。青年在社交媒介上耗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使得他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与了解已不再是通过直接经验或与他人的沟通获取,而是沉浸于媒介所建构出的虚拟场域,进行碎片化、浅层化的学习,将自身的思考维度裹足于社交媒介空间之中。青年在社交媒介的时间投入量与社交媒介依赖性呈现正相关增长趋势,“手机控”“游戏迷”“微博控”“微信迷”等各种充斥着后现代色彩的词汇成为青年的群体性表征。这种庞杂的行为语境与社会情境极易触发青年群体的惯习性媒介使用,甚至会使少数青年的社交媒介依赖达到“上瘾”的危险样态。三、内向调适:青年社交媒介依赖的心理表现后疫情时代,在媒介技术的驱动下,青年群体对于社交媒介的使用呈现豁达接受的包容心态。他们在人云亦云的“流动性”信息中,不断演绎着媒介交互行为,建构出群体欢腾的狂欢场域。但在青年个体的社交行为不断上演的背后,也隐匿着社交媒介依赖病症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嬗变。通过社交媒介进行人际交往的行为不仅反映出青年渴望与其他个体保持良好关系的美好愿景,亦反映出他们恐惧被“社交圈”所遗忘的复杂心理,凝聚着青年的“虚拟”社交认同心理。(一)积极性的自我呈现意向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 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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