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媒论坛传媒论坛2023年第4期（总第124期）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介绍，截至2021年3月19日，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已超过2400个，基本实现全覆盖。由此可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在数量层级上已基本完成要求，接下来应深耕质量层级，进行更高维度的发展提升，以期在深水区稳步前行。但就目前而言，县级融媒体在2.0时期的实践却陷入囹圄，比较显著的表现主要包括：县级融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等服务难以贴合民众的需求、在县域范围内的传播力无法有效提升、不同地区的县级融媒体却产生趋同的发展模式。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县级融媒体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实现路径研究，即在我国目
2、前既有的县级融媒体实践经验基础上探讨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创新路向，王晖以“赣鄱云”融媒体智慧平台为例，指出县级融媒体的创新发展需要以顶层设计为指标，重构采编流程，坚持移动优先战略，共建共赢1；谢新洲等基于2018年10月至12月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问卷调查和四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地调研，从不同级别的决策层出发，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需要自上而下部署、出台长期人才政策、鼓励基层创新、兼顾服务功能。2二是关于我国县级融媒体建设区域案例的研究，如长兴县级融媒体、邳州县级融媒体等突出区域案例进行剖析。这些研究多是从实践中来，却无法普适性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导致所得建议或结论的适用性较为狭窄。笔者认为，县级
3、融媒体的打造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网络流动过程，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其发展过程中愈发不稳定的网络。因此，笔者将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溯源当下县级融媒体困境的由来，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思路。一、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县级融媒体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是社会学巴黎学派的核心理论。它由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英国学者约翰 劳（JohnLaw）提出，旨在用一种新的纲领分析科学和知识的形成，是对传统社会学的一种颠覆。3拉图尔等学者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关键在三个概念，分别是行动者、转译和网络。首
4、先，行动者分为核心行动者、主要行动者和共同行动者，行动者具有个体上的主动性和群体上的普罗性。主动性指的是行动者在不同信息条件面前会产生不同的转化行为，普罗性则指行动者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植物、技术，甚至是某种理念或制度。其次，转译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内容，各个行动者根作者简介：施苗苗，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时尚传播顾铁军（通讯作者），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政务新媒体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治理视域下社区智慧养老实践模式比较与政策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1BZZ061)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县级融媒体建设研究施苗苗顾铁军摘要：县级融媒体作为连接国家和群众的
5、“最后一公里”，承担着信息传递、舆论引导和社区服务等诸多职能，需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深化发展，以更好地引导和服务群众。但就目前而言，县级融媒体在信息服务、传播力和发展模式上均遭遇瓶颈。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探析县级融媒体的建设囿于困境的本质原因，即物质性客体的忽视、强制性通过点的式微和转译轨迹的同质化，故而围绕技术平台、超本地化新闻和品牌思维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关键词：县级融媒体；行动者网络理论；超本地化新闻；品牌思维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5079（2023）4-0057-04融媒论道57传媒论坛2023年第4期（总第124期）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和行动逻辑，
6、将其他行动者感兴趣的话题转换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整个网络的稳定性。最后，网络在拉图尔这里是一系列的行动，这种网络不是纯技术意义上的网络，如互联网，也不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那种对人类行动者之间非正式联结的表征（rep-resentation）的结构化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它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所以应当是worknet，而不是network。4行动者网络理论一直坚持“联结的社会学”，即社会是诸多异质性事物的连接而构成的复杂网络。将这一理念同比置于县级融媒体的建设中，可以发现，其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络，也是由各种异质性事物相互勾连运转而成的。在该网络中，大
7、致将行动者罗列下来，主要包括政府部门、融媒体新闻工作者、技术人员、县域居民、融媒体平台、技术等。其中，融媒体新闻工作者普遍被认为是网络的核心行动者。每个行动者都是网络的节点之一，通过自身的可供性，为网络的发展流动贡献能量，以保证网络的运行。诸多行动者的行动赋予网络流动与更新的契机。网络的发展，与其行动者的联结与互动息息相关。不仅如此，网络的创新，更是和行动者的行动轨迹休戚与共。因此，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阈看来，正是因为诸多行动者在联结过程中，或重心偏移，或落于窠臼，才导致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至今仍浮游于深水区而非稳固沉淀。二、县级融媒体困境由来之溯源拉图尔将行动者网络理论视为认识世界、了解
8、世界、深入世界的工具。因此，人们可以在认识论层面通过该理论来诠释县级融媒体的建设过程，亦包括造成当下困境的本质原因。县级融媒体之所以难以突破瓶颈，终究是因为其建设过程的行动者网络产生了令其不稳定的因素。（一）物质性客体被忽视拉图尔等学者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最具创新性之一，乃对于物的态度。拉图尔坚信任何存在元，只要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变化制造出差别，并且外部因为这种差别而改变本来状态，那么就能称之为行动者或是行动元。拉图尔改变了以往研究只注重人类行动者、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做法，将目标聚焦于物质性客体以及人与物的异质性联系，强调物在行动者网络构造过程中的重要性与不可或缺性。这也就很好地提示了我们，在县
9、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过程中，目光不能仅仅集中于诸如融媒体新闻工作者、技术人员、县域居民等人类行动者身上，而是要不断挖掘这一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例如技术平台。融媒体技术平台的搭建，要将主战场转移到移动平台这一主流上，以顺应新媒体时代的传受惯习。县级融媒体只有开设自己的移动平台，才能有直接接触县域居民的独特渠道，进而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本地化信息服务和舆论引导。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基本完成了自己的融媒体技术平台搭建，但大部分都仅停留在形式上。并非所有县级融媒体都能在技术上实现自控，融媒体平台上的内容和服务，面临诸多困境。如长兴县级融媒体所打造的“掌心长兴”，虽然在政务、便民服务等方面
10、做得不错，但其APP的UI设计却存在部分缺陷。如2020年疫情期间，长兴县政府为释放积极信号、提振市场信心，在“掌心长兴”客户端上发放大额消费券，需居民定时领取，先到先得。此举初衷恰好，但实际操作中，却因为“掌心长兴”客户端后台在固定时间段内无法承载如此庞大的运作，导致其屡屡难以刷新，居民抱怨声阵阵。造成这些困境的缘由，实为在县级融媒体这一行动者网络的建设过程中，忽视了以技术平台为主的非人行动者，即物质性客体的重要性。正因为对物质性客体的视若无睹，才导致县级融媒体中心从编码环境而言，难以较好地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将目光中心仅聚焦于人类行动者对于县级融媒体的建设，虽不至于毫无裨益，但若维持
11、网络稳定的非人类行动者未能完全参与和被重视，县级融媒体建设过程的行动者网络，终究是存在断裂的。（二）“强制性通过点”渐式微“强制性通过点”这一概念是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车案例一文中提出的。卡龙认为，当行动者网络中的某一要素想要构建行动者网络,首先就是要让其他的行动者明白他们的需求,让其他的行动者明白,只有通过“我”才能够满足“你们”的需求,解决“你们”遇到的问题。因此，“强制性通过点”是关键行动者保持自身在网络中核心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关键行动者想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塑造“强制性通过点”。融媒体新闻工作者凭借其原始性质和信息传播等方面的优势，牢牢把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令其他行动者
12、的信息获取等需求，必须要通过融媒体新闻工作者才能获取，自此，理所应当地让自己拥有了在县级融媒体这一行动者网络打造过程中“强制性通过点”的地位，故成了网络稳定前行的首要维护者。但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过程中，权力会产生差异。5在县级融媒体的建设过程中，除了新闻工作者这一关键行动者以外，还有诸多异质行动者，如县域居民、各类自媒体等。由于行动者的异质性与流动性，其利益需求是多样化的，那么转译方式也是多元化的，这种转译一旦超过融媒论道58传媒论坛传媒论坛2023年第4期（总第124期）县级融媒体新闻工作者所营造的假定共识，即对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化后，便会挑战其主导地位。
13、在时空的变化过程中，这些异质行动者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地位逐渐勃兴，消解了县级融媒体新闻工作者“强制性通过点”的地位。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起初只有县级融媒体新闻工作者拥有主导和优先权，但随着全民秀场的愈发壮大，民众的主动性不断提高，在传播网络中的活跃度也随之上升，人际传播的效果更甚于大众传播，新闻工作者所打造的“强制性通过点”亦逐渐式微。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际，谣言四起，县域范围内的小道消息更是大行其道，如“喝酒可以预防新冠肺炎”“白醋可以杀灭新冠病毒”这些信息由其他行动者出于某种意图或利益，将其传入媒介渠道并迅速扩散，极大地阻碍了县级融媒体新闻工作者进行主流舆论的引导和官
14、方内容的传播，县级融媒体作为主流舆论阵地和社区信息枢纽的职责难以发挥。县级融媒体作为连接中央和基层群众最关键的一环，承载着主流舆论引导“最后一公里”的重任，对提高主流媒体公信力、引导力、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在县级融媒体这一行动者网络的打造中，新闻工作者必须作为关键行动者打造“强制性通过点”，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声音顺利传达至基层，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三）转译轨迹偏同质化各个行动者以自身理解将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的问题与兴趣转换出来，通过这种不断地转换与互动，最终建立起行动者网络，这种由行动者的转译轨迹形成的网络是流动、发展的状态。不同行动者网络的状态，或者说质量，是由行动者们的互
15、相转换互动的方式所决定的。因此，行动的质量决定了网络的水平。若行动者的行动轨迹大多相似，整体呈现的流动网络总如出一辙，则会失去创新与独特的发展价值。县级融媒体的建设和各个行动者在行动时所依靠的县域环境息息相关。然而每个县域的具体情况不同，但行动者的行动却试图千篇一律，转译轨迹多显同质化而非在地化，不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县域特色展开行动，就造成县级融媒体这一行动者网络的发展，遭遇发展层次、质量参差不齐的巨大桎梏。整体而言，同质化的转译轨迹主要体现于对内的融合结构与对外的产品产出两方面。就融合结构而言，县级融媒体多是模仿央级、省级融媒体的融合结构，甚至依葫芦画瓢，将各个部门直接合并统称为融媒体部门，
16、但内部人员的作业却未能有效进行针对性整改，在实践中产生多个制度难题，譬如资源分配不均、人才晋升制度不完善等。在产品产出上，“全媒体矩阵”的互联网思维盛行，部分县级融媒体为了构建“全媒体矩阵”，运营出十余个微信平台和微博账号，发布包含各地天气、生活、交通等方面的内容，但却时常面临内容雷同、更新乏力的状况，导致传播内容严重雷同。由此可见，行动者一味同质化的转译路径，按照普适性经验建设而毫无创新的话，只会令网络的流动与发展陷入僵化的境地。三、县级融媒体未来路向之优化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县级融媒体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以及民生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保证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一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从而提升其重要价值，值得探讨。（一）强调平台与技术之势，打造完备行动者网络体系正如上文所述之意，只有革新过去那种只关注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行动者，却忽略同样在网络中发挥作用的物的观念和做法，将人与物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彻底打破，才能构筑与发展一个完备且稳定流动着的行动者网络。就县级融媒体建设中的非人类行动者，笔者主要以平台与技术为主要分析对象，强调必须重视此二者的异质转译，从而浇筑行动者网络平稳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