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75 1 研究缘起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已从国家宏观层面逐渐转向语言的具体使用场域，家庭作为国家语言政策实施的起点和落脚点，1成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的重要场域。在城镇化和全球化语境中，“多语”家庭极为普遍，家庭语言规划与当地语言生态息息相关。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共居的内陆省份，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但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英语学习的介入，当地少数民族父母在孩子的语言发展问题上重汉、英而轻母语（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学习的资源分配和投入上绝对性地偏向汉语和英语，使得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出现萎缩之势，这非常不利于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的维持与发展。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有（没）用/（有）没意思”“挣钱”“考
2、个好学校”“找工作（就业）”等常常被当地少数民族作为语言选择的理由。这些关键词映射出语言生产的利益是影响他们家庭语言规划的重要因素，语言能力被他们视作一种资本用以交换机遇，以寻求更好的个人发展。因此，本文将在语言资本视角的观照下，以 3 个贵州少数民族家庭为研究对象，就他们对本族语、汉语和外语的规划问题进行质性研究，以期以微见著，呈现语言资本属性影响下的少数民族家庭语言规划情况。2 已有研究与语言资本视角家庭语言规划是指家庭内部对于成员语言使用、语言学习、语言管理等语言相关行为的显性或隐收稿日期：2022-03-20作者简介：张以，女（苗族），贵州遵义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外语教
3、学技术与评估方向在读博士生，遵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外语教学、语言政策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教师发展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家庭语言规划的质性研究基于语言资本视角张以1,2（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广州 510420；2.遵义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6）摘要：少数民族的家庭语言规划是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重要领域。作者采用民族志方法对贵州省三个少数民族家庭的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发现他们的家庭语言规划很大程度上基于语言的资本属性，把语言作为资本进行交换、投资和继承。关键词：少数民族；家庭语言规划；语言资本中图分类号：H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
4、583（2023）-0075-03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Language Planning of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in Guizhou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as CapitalZhang Yi1,2(1.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420,China;2.School of ForeignLanguage Studies,Zuny
5、i Normal University,Zunyi 563006,China）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for ethnic minorities is an important domain of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This articleconducts an ethnographic study on the language planning of three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finds that their fam-ily
6、 language planning is largely based on the capital attribute of language,and that language is used as capital for exchange,investmentand inheritage.ethnic minority;family language planning;language as capital第 25 卷第 2 期2023 年 4 月遵义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Zunyi Normal UniversityVol.25,No.1Apr.2023 76 第 25 卷
7、第 2 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4 月性的规划。2，3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基于 Spolsky 的语言政策三要素模型：语言意识(人们赋予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价值和地位)、语言实践(人们实际的语言行为，包括对语言的使用和选择)和语言管理（对语言实践和语言意识的干预）。4目前关于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大多基于移民家庭、跨国婚姻家庭和城市中产家庭，而较少涉足农村贫困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家庭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边疆少数民族。而内陆少数民族大省贵州却鲜少受到关注。笔者在和贵州三个少数民族家庭的交流中发现：语言的资本属性对他们的家庭语言规划有着显著影响。而这一点在目前的文献中却有所忽略；所以
8、，笔者决定从语言资本的视角来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语言家庭规划。布迪厄认为语言不仅用于信息的传递和交换，还可用作资本进行交换，且能产生利润。5张卫国和李宇明也提出语言能力对于语言学习者个体来说意味着人力资本，有着成本和收益的问题。6，7安丰存和赵磊认为语言的这种资本属性具体表现为它可以如同商品般发生交换、买卖、流通、消费、投资和产出等行为，继而产生价值。8个人语言资本间的差异会带来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9从而导致升学、就业等一系列人生际遇的改变。这一点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民族地区的人口来说，它的意义是重大的，所以它对于当地人的家庭语言规划的影响不容小觑。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3.1 研究对象笔者以
9、贵州三个少数民族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见表 1)。表 1研究对象家庭家庭成员民族家庭中出现的语言杨兰家杨兰的父母、杨兰夫妻、杨兰孩子（3 岁）5 人均为侗族侗语、汉语（方言普通话）、英语文英家文英的父母、文英、文英弟弟（大学生）4 人均为彝族彝语、汉语（方言/普通话）、英语吕冰家吕冰母亲（父亲去世）、吕冰夫妇、吕冰孩子（2 个，4 岁和 2 岁）4 人苗族、1人汉族（吕冰妻子）汉语（方言/普通话）、苗语、英语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笔者采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需要研究者进入田野，深度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从“局内人”的角度来对他们的生活、文化和观念进行观察、记录、
10、描述和理解。10李英姿认为家庭作为微观语言规划的研究场域，它有着私隐和封闭的一面，对于外来的研究者和研究手段有着天然的排斥。11民族志研究方法中研究者作为“自己人”则更可能深入到家庭场域中去收集数据。笔者本人是苗族，与三个少数民族家庭有着长达 3-7 年的友谊，生活和工作上都有着很多交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的数据都是在与三个家庭的共同生活中观察、记录和归纳得来的；语言意识部分的数据主要通过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微信和电话为辅助手段收集得来。研究者本人的少数民族身份、对田野的熟悉以及与研究对象的良好关系都体现出了民族志研究方法在该研究中的适切性。4 三个少数民族家庭的家庭语言规划三个少数民族家庭使
11、用汉语的频率最高，本族语次之，英语最低；语言意识上普遍认为汉英双语的能力比本族语更重要；三个家庭对汉语和英语的习得均有干预行为，而针对本族语习得的干预较少。4.1 语言实践：汉语为主、本族语为辅、英语极少语言实践是指人们在不同环境中基于不同原因对语言的使用情况。12在与三个家庭相处的时间里，观察他们家庭内部和社区半径的语言使用情况发现：三个少数民族家庭均是以汉语为主，杨兰夫妇和吕冰夫妇在与孩子交流时均使用普通话，不使用本族语；与父母交流时普通话和本族语夹杂使用；吕冰母亲在传统手工艺的买卖中主要也是依靠汉语完成。文英和父母交流时是汉彝语夹杂使用；据了解，文英弟弟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后就不再使用彝语，
12、现在只能听懂部分彝语而完全不会说。因此他们家庭内部的沟通主要依靠汉语完成。英语在这三个家庭中的是以“sorry”“thank you”“Good morning”等简单对话的方式出现，主要发生在杨兰夫妇和吕冰夫妇与孩子对话时。总的来说，三个少数民族家庭在日常的语言实践中是以汉语为主、少数民族语言为辅，英语的使用极少。4.2 语言管理：汉语的隐性规划、英语的显性干预和本族语的偶然涉足在Spolsky的语言政策理论下，家庭场域的语言管理是指家庭内部对于成员语言学习或实践的影响措施或者干预行为。12笔者在和三个家庭的交往中，发现他们对本民族、汉、英三种语言的干预手段和力度是有明显区分的。本族语习得基
13、本处于“放养”状态，父母辈不会刻意教授，主要是通过族内有限的交际和参与本民族的特色活动来影响下一代的母语习 77 得。但是随着汉语的普及和外语的介入以及伴随其后的交往圈层的拓展，再加上生命的自然消亡，用本族语进行的族内交际变得越来越少；三个少数民族家庭对于汉语的习得看似没有运用其他外在手段去进行干预，但他们把汉语作为家庭的主要交际语言就已经是最有效的干预手段了。对于语言的学习，这样的潜移默化是最具能量的。在英语方面，由于自身英语语言能力的不足，主要是通过外部手段来帮助家庭成员获得该语能力，例如英语学习APP、英语绘本、英语培训学校等。杨兰家的孩子和吕冰家的孩子每天都在少儿英语APP 上学习打卡
14、，吕冰孩子还有 1.5 小时/周的英语兴趣班。4.3 语言意识上：重汉英、轻本族语语言意识是指人们对于一种语言的作用、地位和价值的判断，12它会影响但并不决定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三个家庭在访谈中对本族语、汉语和英语的重要性进行了陈述，他们对汉语和英语的赋值明显高于本族语。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大家对它有着非常强的认同感，认为这是中国公民的重要身份特征。此外，随着不同民族间的通婚、旅游业的发展，族际交往日益增多，汉语拓展了大家的生活半径和交际圈层，带来了很多实惠。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汉语被赋值最高。英语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它在我国的教育和评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可是贵州民族地区的英语教育又相对落后，英
15、语因此常常成为大家考试晋级路上的“拦路石”。高考、硕士生入学考试等又和大家的个人发展前途息息相关，所以他们把“英语”和“工作”“前途”“发展”等自然地进行了关联，自然非常重视；而民族语言由于使用范围有限，无法产生实际效益等原因而逐渐不被重视。总的说来，三个少数民族家庭主要将汉语和英语纳入了家庭语言规划的范畴中，对本族语的学习和传承重视不够。这个结果不是偶然，是他们在三种语言所产生的效益之间考量后所决定的。5 资本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家庭语言规划本研究中的三个少数民族家庭对于语言的规划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语言资本属性的影响，他们的家庭语言规划可以看作资本行为。5.1 把语言作为资本进行交换摩尔在 布迪厄
16、：关键概念 一书中指出：语言作为资本具有“工具性”和“利己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13汉语作为交流工具为三个少数民族家庭带来了生活圈和生意圈的扩大，使他们在人脉资源和经济效益的获取上占据优势。而英语则被他们当作考试工具来通过分数上的差距占有更高一层的教育资源，进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最后带来更好的个人发展，其中包括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而他们本族的语言则因为使用范围有限，交换得来的有形利润较少，所以他们才会赋予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相对较低的价值。可以看出，三个少数民族家庭是把语言能力看作资本用作交换，换取经济、资源、人脉和社会地位等。他们的家庭语言规划很大程度上是从自我利益的获取这个角度考虑的。5.2 把语言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把语言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在本研究中比较典型的体现就是在英语能力的习得上。三个少数民族家庭在英语学习的客观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充分调动可利用资源和借用外部手段对家庭成员英语能力的获得进行干预。基于研究对象对于“英语-考试-就业-前程”的关联逻辑，他们甘愿将这门语言作为投资对象，投入大量的脑力、人力和财力，以此通过拥有英语语言能力来获得更多的象征和物质资源，而这些资源最终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