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诺思洛普弗莱是20世纪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其批判的解剖以一种“远观”的批评方法将各种文学作品放在整体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提出了文学叙事结构的四季循环论。他认为叙事转移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一种循环的运动，是一种“兴盛与衰落、努力与休息、生命与死亡的相反交替，是过程的节奏”1226。并认为这种循环轮替就如同植物世界中的四季更迭一般，可分为春、夏、秋、冬四个主要阶段，而相对应的叙事成分则是喜剧、传奇、悲剧和讽刺。四种成分之间又可根据类同的“相位”进行衔接和互渗，是理想与现实的相互融合，其中夏季传奇对应的是理想，冬季讽刺则是现实，春季喜剧是从现实转换为理想的向上运动，秋季悲剧则是从理想到现实的下落过程。“按照
2、弗莱的说法，人类在投射自己的叙事想象的时候，主要使用两种方法：再现一个现实世界或者再现一个理想世界。”2而桃花扇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艳姬李香君的婚姻爱情和南明弘光朝廷的政治兴亡两条故事线索推动情节发展，在叙事艺术上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史戏浑一，虚实相生。孔尚任写此南明旧事便是依托于史书记载、遗老传闻，同时，将侯李两人的爱情虚构融入历史变动之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31，以实造虚，塑造了众多理想的人物形象和美好愿景。根据弗莱的理论，可以将桃花扇的叙事结构看作是由一种四季循环的叙事成分所组成，经历了从喜剧、传奇、悲剧和讽刺的完整递进过程，呈现出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循环跳跃的戏剧结构。同时，
3、由于传奇戏剧一贯采用角色轮番演唱的表演体系，其中各类角色性格鲜明生动，与弗莱叙事理论中的人物模式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吻合。一、爱情喜剧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时常用史事敷衍来推进情节，在每出戏本之上都标注有详细的日期，这种手法带给了读者一种强烈的真实感。同时，由于许多历史情节在考究之下并不符合真实日期，可见孔尚任在使剧本情节与历史真实时间交错时，也有意创造一个独立的文本空间。因此，以文本时间为划分，全戏除上本试一出以旁观者老赞礼回忆明朝旧事和续四十出的后事闲谈外，故事情节主要集中于从第一出听稗“（明）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二月”33到第四十出的“（明）弘光元年（1645）乙酉七月”3165的时间跨
4、度中。弗莱认为，“识别(anagnorisis)，也即发现，在尚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主人公及其新娘周围，于一片凯歌声中涌现一个新生的社会群体，这便是喜剧的原型主题。”1278传统的喜剧套式是在矛盾冲突发展后，达到一种与观众期望相符的合宜状态，常见的喜剧结局便有“剧情结束时，有情人终成眷属”。1理想与现实的相反交替论桃花扇中的四季循环叙事结构何春阳（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海 西宁810007）摘要：桃花扇是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创作的一部传奇剧本，继承了元末南戏生、旦双线脉络平行并进的典型范式，在叙事艺术上史戏浑一，虚实相生，呈现出一种理想与现实相反交替的戏剧结构。根据弗莱的文学循环论，可以将
5、桃花扇的叙事结构看作是一个四季循环的过程，经历了从爱情喜剧、政治传奇、社会悲剧和人生讽刺的完整递进过程，为其戏曲叙事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关键词：桃花扇；诺思洛普 弗莱；叙事结构中图分类号：l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534（2023）01-0106-04作者简介：何春阳(1997)，女，湖北襄阳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第26卷第1期2023年2月宿 州 教 育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Suzhou Education InstituteVol.26，No.1Feb.2023106DOI:10.13985/ki.3
6、4-1227/c.2023.01.015233桃花扇的第一出听稗到第八出就可视为一段相对完整的喜剧，主要讲述了复社文人侯方域在落败官人杨文骢和阮大铖的帮助下成就美好婚姻，从惨淡现实走向理想的结局，整体上处于一种较为轻松的节奏，呈现出侯李两人的爱情喜剧。首先，“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4四季之景物变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在魏晋时就有系统的论述，桃花扇中的四季景色也暗自照应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情绪。从季节上看，这一段落是从“明崇祯十六年癸未二月”到“癸未五月”前后，作者有意将侯李爱情和美的情节同春天明媚和煦的气氛相结合，侯方域、李香君初登场是“仲春时候”“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
7、边”38，两人相遇时在清明节日，成婚在三月十五，最后以端午时节游船“闹榭”收尾，其主调便是一种浪漫美好的喜剧色彩。其次，弗莱认为，“主人公愿望所遇到的阻扰构成了喜剧的行动，而排除这些阻碍便成了解决喜剧冲突的契机”1234。而桃花扇中生角侯方域和旦角李香君的成婚阻碍并不是来自外在人力的干扰，相反，周围人群都极力推荐这门姻缘，但由于侯方域虽是复社名人，却因自身忧郁“书剑飘零，归家无日”“萧索奚囊，难成好事”319，而不敢轻易许诺，导致香君苦守。而阮大铖曾经攀附魏党，始终受到东林文人的轻视和辱骂，为除掉恶名，便送给侯方域疏栊财物，助侯李成婚。在这里，阮大铖不仅是作为剧情的助力，同时，也发展成为一种阻
8、碍。在却奁一出中，李香君认为阮大铖趋利无耻，为其辩护，则是败坏自身的品性，因此，将财物一并归还。可见，在财产匮乏、金钱诱惑的相继干扰下，男女主角仍是走向了圆满的结局，正如黑格尔所说：“喜剧人物却单凭自己而且就在自己身上获得解决，从他们的笑声中，我们就看到他们富有自信心的主体性的胜利。”5但值得注意的是，侯李两人答应将这笔不小的疏栊财产赔还，但在此后却并未提及这笔金钱的来历，可见，喜剧结局往往虚化现实，走向理想化的世界。再次，弗莱认为喜剧并不倾向于将反面人物进行过多的揭露和羞辱，这会导致对他的怜悯。阮大铖作为这一段喜剧中的小丑形象，也并未作过多评判，只从其言行上让看客感受其虚伪本性。如：在侦戏一
9、节中反复打听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因其称赞而洋洋得意，又因他人认为自己品性低劣而愤慨万分，他一边悔恨旧事，一边又想道：“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呵，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315这种滑稽可笑的小丑形象同样丰富了喜剧愉快的氛围。二、政治传奇桃花扇中的第九出抚兵到第二十八出题画的故事发展正与传奇情节契合。弗莱认为：“冲突(agon)是传奇的基础或叫原型主题，因为构成传奇之基础的便是一系列奇异的冒险。”1278完成的形式则由“危险的旅行记开头的几次无关大局的险遇”“生死攸关的搏斗”及“主人公欢庆凯旋”1270等三大主要阶段构成。侯李两人虽然四散流离，但从双线叙事中呈现出了两人
10、在社会政治上的艰苦斗争，刻画出了一种理想化的传奇人物剧情，季节变化上，也从“癸未七月”的夏季开始跨时一年多，到了弘光元年的三月。首先，这一部分主要以侯方域的政治活动为主线，讲述了他修书劝阻左良玉进兵南京，却被奸党污蔑为内应，为逃难而辞别香君，从而投奔漕运总督史可法处，开始了一段冒险的历程。侯方域在朝局的跌宕变更中，尽力为史可法出谋划策，阻止德性亏损的福王称王，又调和军中将领高杰与三镇之军的纷争，奠定了军中谋士的地位。此外，虽因高杰不听劝阻而兵败，却仍能避祸化吉，在船上遇到苏昆生和李贞丽等故人，一同返乡，由此可见，“传奇尤为鲜明地表现由搏斗经死亡关头达到喜剧发现的识别场面的过程。”1270其次，
11、桃花扇运用双线并进的艺术结构，同时，将李香君的故事情节巧妙穿插进去。李香君因侯方域的离去一直守楼不出，遭受当道权贵的强娶，则以死明志，血溅宫扇，并敢只身前往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铖聚会的宴席上，大胆讽刺他们是“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3101然而，这种重大的险遇并未使人物丧命，相反，又得到弘光帝的赏识，列为燕子筏的旦角，进入宫班。这一部分情节正恰好体现了传奇所具有的规则形式，“一切事情都集中在英雄与其仇敌的冲突斗争上，而读者的一切价值期待又都寄托于英雄一身。”1270在孔尚任看来，侯方域便是他极力塑造出的一个东林领袖的形象，着力突出其有情有义，危难之时又智谋无双的个性品质，而李香君便是一个美
12、丽动人、不畏权贵、洁身自好的烈女子，虽处风月之地，但却不恋外物，为民为国。这两种人物皆是一种理想人格的化身，在此段情节中，香君以血点107染的“桃花扇”不仅是贯穿全戏的重要道具，同时，也体现着作者一种对“桃源”净土世界的理想诉求。三、社会悲剧“殊死搏斗（pathos）或一场灾难，不论胜败如何，都是悲剧的原型主题。”1278从桃花扇的第二十九出逮社到第三十八出沉江这一部分情节，可视为一段完整社会的悲剧演绎，表现出一种理想向现实的回落。南明弘光朝廷在大厦将倾之际，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当道，扰乱朝政，大肆迫害复社文人，引起左良玉兵行声讨乱党，在肃清朝堂、中兴国家的理想追求下，却导致马、阮调三镇军队堵
13、截左兵，使扬州千里空营，走向了南明覆灭的残酷现实。时间虽是处于三月到五月，但剧中人物却叹道“徘徊久，问桃花昔游，这江乡，今年不似旧温柔。”3121“秣陵城烟雨萧条”3121，渐渐呈现出一种秋季的荒凉肃杀之感。置身于大的社会悲剧下，主人公和其他无辜群体都陷入了一种黑暗的秩序中。弗莱认为悲剧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喜剧的“识别”，是指“意识到时间中存在一种无法躲避的因果关系，对这种因果关系的不祥预感和无可奈何的意料是基于轮回报复的。”1309接近于潜藏在时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天谴”现象，令悲剧人物不可避免地接受业报。而在桃花扇中这种因果关系贯穿全剧，南明王朝的内部腐败不仅能从文人义士时刻表达的政治担忧和
14、中兴愿景中看出，也能从朝局上各种荒诞的现象显现出来，如：左良玉兵守重镇，却军中无粮，马、阮两人私择新帝，虚录百官表，而史可法忠肝义胆，却下迁远放等。前文以这种暗线发展方式，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无法挽回的社会悲剧，侯方域被捕下狱，李香君流离失所，百姓四处逃难，一种阴郁情调充斥全文。“日落、秋天和死亡方面。这是悲歌和挽歌的原型。”6161“悲剧与秋天对应，崇高而悲壮。”6166由于桃花扇这一传奇剧本采用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角色轮唱体制，因此，各色人物的故事线索和人物形象生动饱满，除了侯方域和李香君之外，这一悲剧情节中塑造了一类悲剧意味最为浓厚的将士形象。如：在截矶一出中左良玉本欲清除奸臣，但其子却擅
15、自犯上，致使他陷入反叛不忠之名，最后以死明志。在劫宝中，黄得功未护住弘光帝，大呼“除却一死，无可报国”后拔剑自刎。沉江中，史可法苦撑明朝社稷，率三千子弟死守扬州，保国无望后则感叹“江山换主，无可留恋”，投身江底等。弗莱认为从原型角度来思考，将会发现“悲剧乃是对牺牲的模仿”1310，并且这种牺牲可能是一种“上帝的赎罪感”。这些将士一生为国为民，渴望朝政中兴，时局安稳，却最终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牺牲命运，这些无辜将士和平民受难的悲剧命运正是整个末代社会的生动缩影。此外，弗莱认为在悲剧的第五个相位，讽刺意味逐渐增加。在这一情节的悲剧情调中也暗含着一种讽刺的视角，专门描写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逃难情境，写他们
16、在国难之际，携“一队娇软，十车细软”3150出逃，却遭到乱民的追打抢夺，落得狼狈万分的地步，同旧时高高在上的形象形成极大反差，同时，作者也有意暗讽其自私自利的小人行径。四、人生讽刺弗莱认为，“肢解(sparagmos)，或使人感受到，英雄主义和奏效的行动荡然无存，一切分崩离析，注定要失败，而且纷扰和混沌笼罩着整个世界，这便是嘲弄和讽刺的原型主题”1278。桃花扇的第三十九出、四十出及续四十出的时间节点为明弘光元年六月、七月十五和清顺治五年的九月，内容情节虽然短小，却将对全文人物结局作下点评收尾，以一种嘲弄的语气讽刺人生，赤裸裸地披露现实，并模糊对当季风景的描写，着重抒发情感，回忆旧景旧物，着重表现出众人在故国逝去，社会动荡的现实世界中的无力感。同样，“讽刺至少要求具有一种提示性的幻想、一种足以使读者感到怪诞可笑的内容，以及至少要蕴含一种道德标准。”1325这一段讽刺剧中，孔尚任塑造了在亡国现实背景下两类理想化的高尚人物形象，一类是白云庵张瑶星的道士形象，这类人物为先帝修斋追荐，另一类则是如柳敬亭、苏昆生等的隐逸士人，于山林间谈论世事。这两类人物的共性便是以家国兴亡为重，是一种“幻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