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年第2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晚清民初文学变革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2XJC751007）、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构胡适文学革命的思想资源”（项目批准号：2022J0667）的阶段性成果。“三十多年来，国语运动的口号不外两句话：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就说言文一致，也不过是要用一种切音的工具，来代替那繁琐难写之单个儿的汉字，却没注意文体的改变；变文言为白话，乃是到了第三期才提倡成功的。”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1页。“言文一致”一词来自日文“言文一致体”，即日语中口语体的代称。“言文一致运动”则指近代日本将这
2、种口语体普及和确立的过程。关于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研究很多，可参看日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齐一民日本语言文字脱亚入欧之路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关于“言文一致”一词何时进入汉籍尚待考察，一般认为从黄遵宪成书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算起，不过是书要迟至1895年方才刊行。但在号称中国第一部切音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1892）的序言中，卢戆章即道：“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所谓“字话一律”之说法，其内涵或与“言文一致”无异。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
3、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中的“罗马字会和假名会都将声音视作语言的本质，都主张将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从国字中排除出去。”日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第87页。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语言以通乎心志”清代考证学革命与“言文一致”的自生脉络*赵凡摘要：晚清以降的一系列语文变革运动，大体不出“言文一致”以汉字表音的原理。过往多认为这一原理源自表音文字的论说体系，但实际上，清代考证学革命中“声音”的兴起与关于“语言
4、”的自觉意识，同样是一条不可忽视的自生脉络。透过回溯性地梳理清代考证学中的语言文字关系，尤其是戴震确认的“语言与韵书互异”之原则，实已渐出考证学的范围，成为日后“言文一致”运动中不可忽略的“内在理路”，启发了如章太炎等人有关汉语言文字的新观念。本文认为“言文一致”作为一种来自外部的语言文字机制，尽管催生出了近代语文变革运动中不同的“总问题”，但实际上却仅成为激励“文体递变”的一种机制。关键词：清代考证学；言文一致；声音；语言；文体一、问题的提出近代以来的语文变革，无论是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与切音字运动，还是稍后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都享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和前提，即输入来自日本近代语言运动的“言文一致
5、”。一般而言，“言文一致”最重要的学理前提为“表音主义”，即确定语言的第一性与文字的第二性。“夫人有音，本于天性也，有音即有言语，有言语然后有文字，言语之用达心意，而文字之用代言语耳。”音与义相通，文字不过是代替语言的媒介；在文体变革倡导白话一线，亦阐明过类似的原理：“人类初生，匪直无文字，亦且无话，咿咿哑哑，啁啁啾啾，与鸟兽等，而其音较鸟兽为繁。于是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在同样的原理之下，中国现代30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语言以通乎心志”清代考证学革命与“言文一致”的自生脉络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有学者认
6、为严家炎的观点忽略了黄遵宪所发议论并不仅限于中国文学，而是在东亚汉文圈的多重脉络上展开“言文一致”的议题，即对于其中包含的语音中心的去汉字化缺乏敏感。孙洛丹：汉文圈的多重脉络与黄遵宪的“言文合一”论，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刘师培引自斯宾塞，参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这句话被后世的拼音论者广泛征引，或源出自梁启超：“创造拼音文字之议，在今日才成为学界一问题，多数人听了还是咋舌掩耳，密之却已在三百年前提起。他的见识气魄如何，可以想见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86页。所引方以智与周春之
7、言，皆转引自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语言文字编音韵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9109页。“清学以复古为求真的手段。”周予同著，朱维铮编校：“汉学”与“宋学”，群经通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该术语出自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又译为“言语中心主义”，即“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17页。尽管鲁迅此处之意不在讨论汉字有声无声，而是强调“真的声音”，然而汉字
8、显然妨碍了这种“真的声音”的表达，成了“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鲁迅：无声的中国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7页。文学的“起点”也自然被追溯到黄遵宪对日本语言文字观念的引介上。概言之，“言文一致”作为近代语文变革中最核心的装置包括如下表述：语言先于文字诞生；文字从出于语言；语言与心意直通，声与义直连，文字是其不得已的媒介，因而文字作为语言的媒介应该愈发接近透明“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正是在这样一种原理之下，表音文字总是作为对这一原理较为完美的实现，而被视之较为进步。因而可以看到晚清以降，汉字因其主形表意而遭怀疑，废除汉字
9、，改用表音的拼音字，便成为实现语言直通心志，言文合一以便万民日用、增进民智的重要手段。表音文字的外来影响，往往被当作“言文一致”最具起源性的刺激，甚而被回溯至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在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西儒耳目资的影响下，方以智在通雅中首揭汉字拼音化之可能：“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这一新观念的发现令后世的现代语言学家兴奋不已，方以智“在三百年前居然有这种大胆的汉字革命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罗马字注音的响应”。但晚明的这一语言接触没有引发音韵学根本的现代变革自然有除音韵学以外的道理。清人周春言：“明季
10、西人金尼阁窃等韵之余绪，撰列音韵，究不过得其粗也。又读字悉依中原音，且有依其国土音者，而古音且尽废矣！于字母外，更造字父字孙之说，尤为不典。”罗常培以语言学家的眼光，自然认为金尼阁的创制，既解决了以汉字标音无法分析音素的难题，而对实际语音的参酌，又考见了语音的历史变迁。但在周春看来，这便意味着古音之废，以古音考见古文而明古道，才是清初“语言学”的根本目的。因而明季的外来影响，除去清廷锁国之客观原因，实难以与清代学术的复古之旨相接。而“言文一致”思潮真正全面地兴起，还须待三百年后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全面转移以及中西学术的易位。“言文一致”的语言文字机制，大抵可归诸“声音中心主义”（phonoce
11、ntrisme）。不过，汉字“本身除形之外，也有义”一点，便造成“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之处”，因而与“声音中心主义”的语言文字机制相对而立，从而很容易被塑造为两个迥然有别的语文传统。在清季语文改革者的眼中，这两个传统分别被想象为“有声无形”与“有形无声”的二元对立，汉字在这种想象中被本质化了，进而后来使得中国历史也被本质化或隐喻为“无声的中国”。这种“本质化”的结果一方面312023年第2期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2页。将清代考证学与近代语文变革相联系的研究尚不算丰富，日本学者小森阳一借清代考证学发展之思路，梳理荻生徂徕、本居宣长、上
12、田秋成等人从汉字中抽离声音的方法论，参见日小森阳日本近代国语批判，第1622页；张向东透过小森氏的视角，对清代音韵学中的方言研究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进行了勾连。参见张向东清代的音韵学与文学革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2年第2期；王东杰认为拼音化运动中“文字起于声音”的观念是对传统训诂理论中相似观念的“颠覆式继承”，亦即实质上的断裂。参见王东杰“文字起于声音”：近代中国字拼音化思想对一个传统训诂理论的继承式颠覆，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该论文收入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0221页，该著亦是目前对于国语运动作思想史考察的最为详尽的一种。“
13、不同的语言之间是否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倘若如此，人们如何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间建立并维持虚拟的等值关系（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余英时认为，考证学兴起的“内在理路”缘于持续至明末程陆相持不下的争论，“义理的是非于是乎便只好取决于经书了”。参见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14、。关于清代考证学缘何兴起之综述，可参看丁旭辉清代考据学兴起的原因与背景研究的时代意义，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10卷第3期。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吴文祺、张世禄主编：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严式诲编：音韵学丛书（第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同上，第122123页。由于其决断的态度而有利于“革新”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因此遮蔽或斩断了汉字传统中“声音”的脉络。诚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亚洲的近代应该从自生的近代和外来的近代两个方面来把握。”“言文一致”作为“近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也应
15、该从“自生”与“外来”两个方面来把握。就较近的起源来说，清代考证学革命中“音训”（“因声求义”）地位的突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把握“言文一致”之“自生”方面的理想对象。不过“语言”一词在何时开始突破字音，进而蔓延到实际的口头“语言”，渐与Language一词在某种程度上相当；或“语言”与“language”根本处在不同脉络，因为普遍存在的“跨语际实践”，而造成了二者“虚拟的等值关系”，种种问题尚需更为细致的梳理。本文对清代考证学的考察，侧重分析其中透露出来的语言文字机制，即对“语言之声音”的考证学脉络作一尝试性分析。二、“古音”别于“今韵”的历时性眼光梁启超曾用“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来概括清
16、代思潮。“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所谓的“大反动”亦可视作对理学之训诂方法论的“反动”。窥之宋明时的小学，“叶韵”（又称“叶音”）的方法经由吴棫而集大成，朱熹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经典的注释，其特征在于认为汉字没有一定的读音，可以随意改读，辗转牵就。“叶韵”的根本前提在于认为字音自古至今并无变化，因此“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江永于此说得很明白：“魏晋而后，古韵益微。降及唐宋，日习今韵，而又间为古韵。如习汉音者，强效乡音，其似者如叔敖之貌，其劣者若东施之颦，此何足为典据。”所谓“今韵”，即指以切韵系统为代表的中古音，以中古音读上古文字，令今古音杂用一处而不分，最终导致对古籍字音的“误读”：“韵在上而求诸下，韵在下而求诸上，韵在彼而误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间句散文而以为韵，或是韵而反不韵。甚则读破句，据误本，杂乡音，其误不在古人而在我。”从思想史角度来看，以“叶韵”为基础的解释学，为宋儒借六经而谈“性理”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汉宋学术有“传经”“传道”之别，前者重在“经传”之传承，不愿疑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