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第 期高 教 探 索 技术理性视域下一流学科建设的省思熊进林陈原野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熊进，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林陈原野，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南宁）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西部项目“项目制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推进策略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摘 要：技术的发展与扩张，意味着我们的时代从人统治社会的时代跨向机器与技术控制社会的时代，由此引发关于技术理性、技术治理的学术批判。现如今，技术理性、技术治理也深深嵌套于高等教育领域。在“项目治教”的样态下，“一流学科建设”作为一项治理技术成为引领高校发展的风向标。技术理性思维虽提供了一
2、套明确、高效的建设路线，但技术理性的张扬也带来了难以回避的局限：其不仅忽视了学科生长的必要环境，也使得高校成为“单向度”的组织；而无处不在的指标，使得成果的评价验收趋向“符号化”，并引发高校趋同化发展与马太效应。因此，应在省思学科的本质及其价值理性的基础上，维护知识发展的价值传统，完善知识创新环境；持续扩大高校自主权，提高高校的话语地位；降低建设中的指标式评价比重，构建实践取向的价值评价；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高校均衡发展，进而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的本真价值。关键词：一流学科建设；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绩效主义；单向度；符号化 自启蒙时代以来，各式工具的产生与运用使得科学技术在世界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
3、进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知识不断地演进与分化，在人类的知识分类中促成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诸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分科，以此对抗古典宗教与哲学对人的统治。在芒福德看来，世纪末，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发现已经完成，在技术的促进下，资本主义进入工业化时期。技术的发展与工具的运用，意味着我们的时代与社会从手工业社会迈进工业化社会，从人统治社会的时代跨向机器与技术控制社会的时代。工业化的社会构成马克斯韦伯理性批判思想的现实背景，即以物化与合理性为基础拉开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帷幕；而技术与工具在 世纪的蔓延成为 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中如马尔库塞等学者高举技术理性批判旗帜的社会依据，
4、即实现从物化批判到技术批判的技术哲学思想转向。如今，技术已经深入到当代社会之中并且遍布社会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人类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技术理性展现与张扬的过程，它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供给、科学技术、资源获取和人的智识等都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同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自然层面出现了诸如环境污染、核武器危机等技术滥用造成的后果。而在社会层面，现代社会中的各类技术被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加以利用成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与组织治理的方式与工具，进而出现技术统治、技术官僚等造成的人的不自由与异化。正如马尔库塞在其著作 单向度的人 中所言：“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
5、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其认为：在技术覆盖下的极权主义社会，抑制了人们内心的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固化了社会与人的“单向度”模式与思维。由于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我国的社会治理已呈现由总体性支配转向技术治理的趋势并且初具规模。而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结构学科与专业技术理性视域下一流学科建设的省思中的基础性支撑，其内外事务或显或隐地受到技术的支配。因此，技术理性或可成为审视高等教育问题的切入点与反思点。一、技术理性作为一个分析视域上个世纪末，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我国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技术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也开始
6、被学界所关注，其中涉及的议题包括技术对社会的正负作用、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与价值的辩证等系列疑问，这同时也是西方学者如韦伯、海德格尔等对技术发出的追问。在技术理性张扬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技术理性展现了其基于人类设计的智慧并对社会结构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此同时，这种理性本身的局限及其所带来的困境与危机也是人们在此之前从未面临过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了“合理性”（）的概念，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书中，除了探求传统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宗教根源，他还以此来批判技术发展与工具运用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困境。在韦伯看来，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行动者借助理性
7、的计算进而达到需要实现的预期目标，这种计算是纯粹基于功利最大化的目标进行的，这种手段合理化的后果是可能会忽视社会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人的感性因素以及个体精神价值；价值理性是指行动者关注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并在实现过程中关心所谓的终极目标与价值，这个过程以道德义务、尊严、精神等价值作为理性依据，强调的是行动者的动机与手段的合理。工业革命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扩张式运用使得社会和组织趋向于采用更高效率的技术手段，人在这种风向下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被卷入工具理性的浪潮中，不自觉地以各种规划好的技术路线开展自身的行为，进而摒弃自身的价值，成为一种“工具”。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工具理性
8、压倒价值理性的过程。继韦伯之后，从胡塞尔的先验理性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再到海德格尔的“此在”，都对技术的体制化、专制化及其导致的人的“物化”给予大量的批判。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综合了韦伯等人关于理性的观点，认为在当代社会，技术理性已经遮蔽价值理性而成为一个统治社会的共识性理性。在他看来，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嵌入社会，成为控制人、组织、社会的主要手段。基于这个前提，现代化的愈加深入和技术手段的迭代更新，对人性的奴役以及对价值理性的摧残就愈加深刻。技术理性使得行动者的思维被技术固化，成为遵循既定路线的单向度的人；而社会也将成为只有一种声音的单向度社会。具而言之，技术理性的统治意味着：
9、社会各领域被动接受国家控制下效益最大化的技术路线；社会组织对规定的社会目标或组织目标的强制接受；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或显性或隐性地被人们所接受。在约瑟夫看来，组织、政策、社会等级制度等都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工具，而技术是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运用这些工具进行活动的过程。技术理性为人类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技术文明社会，但在这个过程中，单纯的技术理性控制会产生进退两难的困局：技术延伸了组织与人的某些能力但是压抑了组织本身的价值与发展规律；编码式的技术理性增强了对组织与人的治理效率却又遮蔽了其独特的个性；效率最大化的技术理性思维取得了决策的最佳方案然而漠视了人的需要与价值。基于上述之词，我们认为对于作为
10、一项高等教育治理技术的一流学科建设进行技术理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文将具体阐释。二、一流学科建设作为一种治理技术自建国以来，我国社会制度变迁经历了从单位制再到分税制改革后的以项目制为主的过程，呈现一种从全面计划下的总体式支配到以发包与承包为典型特征的项目式资源分配演进逻辑。历史演进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之后不断强化的科层制式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其行政人员的规定职责、行政机构的等级分明、技术化的行政手段与“绩效为上”的行政准则共同构成中国社会治理格局的总体特征。在渠敬东等人看来，“治理”指的是政府不仅依赖其公认的权威力量对社会各项事务进行管理，同时也依赖其不断改进的程序和技术。而随着项目化的资
11、源分配形式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以及自我强化，项目制成为这种技术治理体制的核心。高等教育组织作为外部资源依赖型组织，其组学科与专业技术理性视域下一流学科建设的省思织场域的塑造与内外事务管理体制的构建同样深受所在外部社会体制的影响。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可以看到，高校同样也经历了从计划下的全面管理体制到科层制行政管理体制的演进历程，形成了科层制套嵌下的高等教育运行结构。而国家社会的治理与发展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支撑，自分税制改革后，财政资金以“专项”和“项目”的形式向下分配，最终形成了“项目治国”的格局。这种格局迅速扩张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国家通过对项目的设计
12、、运作、评价，构建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总体制度环境甚至直接规划了高校组织及高校教师的行动路线，“项目治教”的高等教育治理形态随之形成。然而，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项目运作需要一个稳定的结构作为支撑，科层制的套嵌恰好使得高等教育拥有了模式化且效率高的体制结构。因此，科层制与项目制的结合成为高等教育治理行之有效的“双轨制”。结合韦伯及约瑟夫的观点，我们认为，科层制作为一种技术化的结构加之项目作为一种技术化的手段，它们共同构建了高等教育的技术治理样态。在这个前提下，“一流学科建设”作为继“”“”之后又一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技术手段，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自 年 月国务院印发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13、设总体方案 至今，在以资源为导向、绩效为杠杆、指标为评价等总体安排的推进实施下，第一轮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年 月，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 的发布，象征着第二轮一流学科建设的展开与推进。纵观一流学科建设取得的成效，在文本上呈现的是有关学科建设下科研成果、学科排名、学科就业率等数据实现了正向增长，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地方政府的重点关照、高校组织的上下动员、学者们的集体行动进而齐心协力促进一流学科建设。但是，第一轮学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也日渐引发学者们的质疑。如王璞、孙士茹从新制度主义中的合法性视角来检视一流学科建设中的实践行为，认为一流学科建设中出现的执行偏差与
14、实践行为异化，是政策规约下大学组织为了寻求合法性而导致的结果。而除了组织行为的异化现象，对于学科生长所需的环境，武建鑫、郭霄鹏认为，当下一流学科的建设过分重视短时期的学术绩效产出，容易忽视学科生态结构的健康，进而会导致学科组织最终走向平庸。作为一项政府使用的强力技术，一流学科建设最终的成效评价掌握在政府与社会手中。朱冰莹、董维春对此认为，这种外在的、刚性的与形式化的评价会导致建设过程中隐性评价机制被忽略、实践创新被抑制以及主体非理性行为的局限。一流学科建设的实践，在高校间表征为“一流学科”成为各高校趋之若鹜的风向标，在学科发展层面体现为单向的生长道路，在学者间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引。由此不得不思考
15、的是，在功利主义观念、绩效至上的评价、模式化的行动路线等技术理性思维规约下，一流学科建设能否真正实现“世界一流”。三、技术理性对一流学科建设的影响组织行动基于规则，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现有和潜在的规则上，组织对问题作出反应。在技术治理主义的时代，组织的行为规则在实践中被不断的技术化和理性化，技术理性的理性至上、效益优先的特性使得项目成为教育主导者给高等教育中的组织与人设计的“全景敞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高等教育组织中的一切都被设定成为可操纵、可编辑的技术工具，而一流学科建设则是为其设计的一套技术系统。我们尝试结合上文所述去解释，技术理性是如何体现在一流学科建设当中，并且这种理性逻辑将会带来怎样
16、的影响。年 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进入这份名单，不仅意味着中央预算投资的倾斜以及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更意味着高校在继“”“”之后，又获得了“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这一头衔，进而拥有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与知名度。而如何角逐一流学科建设的“入场券”，教育主导者也会相应地制定可供遵循的“游戏规则”：“综合高校办学条件、学科水平、办学质量、主要贡献、国际影响力等情况，以及高校主管部门意见，论证确定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认定标准。”这其中的办学条件、学科水平乃至主要贡献等的认定，依靠的都是“贡献度”、“收录数”、“参与量”等编码式的指标。这种指标化的标准在提高教育主导者验收效率的同时，也为高校自上而下开展行动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线。并且，“跻身名单”这一角逐过程拥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主导者提供规则 高校提供各种指标 主导者按标准筛选认定学科与专业技术理性视域下一流学科建设的省思 入选高校获得资源倾斜进而继续提升指标 主导者评估验收 不合格高校给予警示淘汰。这一套集诱导、控制、规训于一体的程序，以极强的效率主义作为内在机制。尽管高校组织可能会存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