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收稿日期：2022-06-11修回日期：2022-10-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提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研究”（20AKS019）。作者简介：赵汝泽（1994），男，广东化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基本理论、行政区划与区域治理研究。Email：摘要：网络参与态度是公民对待网络参与的具体反应，而社会信任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网络参与态度的重要因素。基于CGSS2017数据，对反映公民社会信任、主观幸福感与网络参与态度的数据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网络参与态度和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公民对待网络参与的态度越积极，主观幸福感越强。
2、主观幸福感对网络参与态度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主观幸福感越强的公民对待网络参与的态度越消极。在影响网络参与态度的同时，主观幸福感会削弱社会信任对公民网络参与态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强主观幸福感公民对网络参与的不认可、网络参与对公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以及主观幸福感年龄差异带来的影响，都是导致主观幸福感对网络参与态度产生削弱效应的主要原因。关键词：社会信任；主观幸福感；网络参与态度；CGSS2017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652（2023）02-0081-09DOI：10.19933/ki.ISSN1674-3652.2023.02.010开放科学（资源服
3、务）标识码（OISD）：社会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如何影响公民网络参与态度？基于CGSS2017数据的分析赵汝泽（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25）引用格式：赵汝泽.社会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如何影响公民网络参与态度？基于CGSS2017数据的分析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39（2）：81-89.长江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第39卷第2期Vol.39No.22023年3月Mar.2023管理文化与实践研究一、问题的提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参与已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
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1，线上购物、网络教学、网络参与等已成为居民网上生活的主要方式。如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传统政治参与的空间和形式，现实社会中一些难以完成的政治参与行为在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也得以实现。长江师范学院学报82网络参与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补充，能提升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质量，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周小李等对武汉8所高校学生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跟政治认同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即网络政治参与越积极，政治认可度越高 2。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大学生网络参与的因素，张铤通过研究
5、我国当前高校大学生网络参与发现，参与动机、表达意识和参与效能感是影响大学生网络参与的主要因素 3。关于社会信任与网络参与的关系，李占乐等整合62篇相关文献数据后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越相信网络政治参与的平台有能力保护自身信息安全 4。朱永涵等后来的研究也发现，公民对社会价值交换的渴望也是影响网络参与的关键 5。目前，学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分析影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因素及其之间关系，社会信任对公民网络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也得到了证实。但学者们在研究公民网络参与时，公民对待网络参与的态度却少有提及。态度是个体对待某个事物或某个人的一种喜欢或不喜欢的评价性反应，虽然态度会影响人的
6、行为，但在很多情况下人的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态度。社会信任是否会对公民的网络参与态度具有同样影响？公民的主观幸福观对公民网络参与态度有无影响？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公民对待网络参与态度的？都是急需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学界少有相关研究。鉴于此，本文在梳理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选取CGSS2017的部分数据，以社会信任为自变量，网络参与态度为因变量，引入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考察社会信任对公民网络参与态度的影响。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一）社会信任与公民网络参与的关系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公民的社会信任对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信任指的是公民个人对其他社会个人或社会机构的信任程度。社会信任作为
7、社会资本的一种，学者们多在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下考察社会信任与公民网络参与的关系。帕特南（Putmam）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及信任，并将社会资本划分为黏结型资本和桥接型资本两种 6，社会信任则属于社会资本中的桥接型资本。在将社会资本划分为黏结型资本和桥接型资本的基础上，国外学者Skoric等通过分析新加坡网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发现在线桥接型资本对公民线上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7。此外，基于社会资本理论，黄少华等发现公民的社会信任对网络参与中的行动参与和信息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公民的社会信任度越高，越倾向于使用互联网参与政治生活 8。而将社会信任划分为特殊
8、信任和普通信任，学者龚宪军等通过分析我国部分高校大学生互联网参与现状后得出相似结论，即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越热衷于使用互联网参与政治活动 9。可见，社会信任对公民网络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得到了学者们的证实。基于现有理论和研究成果，考虑到社会信任会对网络参与态度产生影响，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假设H1：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公民的网络参与态度越积极。（二）社会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主观幸福感主要指的是人类对生活的态度和感受 10。学者们的研究显示，现实中影响公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很多，而社会信任就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社会信任作为公民对其他个人或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测量。将社会信
9、任划分为政府信任、消费者信任、特殊信任、普遍信任四个维度，刘明明发现社会信任对公众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效应，但代表社会信任的四个维度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11。陈婉婷等分析CGSS2010数据进一步佐证了以上观点，她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公民越是认为社会上的人值得信任，其主观幸福感则越强 12。社会信任对公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得到了国外研究的证实。汤凤林等梳理了西方学者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文献，指出社会信任是影响国外公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能有效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13。综第39卷第2期83合以上研究，鉴于社会信任会影响公民主观幸福感，本文提出假设H2。假设H2：
10、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公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三）主观幸福感与网络参与的关系有关公民主观幸福感与网络参与之间的关系，比利时学者露西亚韦斯尼奇（Lucia Vesnic-Alujevic）对欧洲16个国家网民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了网络在线调查，并运用抽样和相关性方法进行分析后发现，网民的年龄及受教育水平对其网络参与热情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越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参与 14。庞子玥等的研究对分析主观幸福感与网络参与之间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他们通过分析CGSS20102015年的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会提高青少年的社会信任感，从而提高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 15。此外，漆光鸿等分析
11、了我国七个中文论坛的相关资料数据，得出青年公民进行网络参与的主观意愿以及青年网络参与过程中的基本素质都是影响青年网络参与的重要主观因素 16。可见，尽管学界直接研究公民主观幸福感与网络参与之间关系的成果较少，但通过以上相关的研究可以发现，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公民主观因素都是影响公民网络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公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据此，考虑到主观幸福感可能对网络参与态度存在正向影响，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假设H3：主观幸福感越强烈，公民的网络参与态度越积极。（四）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的相关研究在现有研究中，少有学者将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分析社会信任与公民网络参与态度之
12、间的关系。为此，本文通过分析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的相关研究，提出适合本文的相关研究假设。在分析教师社会经济地位和教师关怀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中，雷浩等将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发现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但显著影响教师关怀行为，还能通过教师主观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加大教师社会经济地位对教师关怀行为的影响 17。而陈梅等则以主观幸福感为中介效应，分析了大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关系，发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能加强学业自我效能感对网络游戏成瘾的显著影响 18。此外，张亚梅等通过分析1 953名大学生的问卷数据，以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为中介变量，探讨认知失败神经质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发现主观幸
13、福感作为中介效应会加大神经质对手机依赖的显著影响 19。综合主观幸福感与社会信任和网络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笔者发现社会信任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和公民网络参与的同时，主观幸福感也对社会信任和网络参与存在着显著正向影响。而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既能加强社会经济地位对教师关怀行为之间的影响，也能在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产生正向的推动效应。因此，考虑到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会加强社会信任对公民网络参与的正向影响，本文提出假设H4。假设H4：社会信任会通过主观幸福感加强对公民网络参与态度的正向影响。结合以上假设，本文构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图图1研究模型研究
14、模型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作者自制H4H2（M）H1H3（Y）（X）社会信任主观幸福网络参与态度赵汝泽：社会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如何影响公民网络参与态度？长江师范学院学报84三、数据、变量与模型（一）数据为了考察公民社会信任、主观幸福感与网络参与态度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0年10月1日公布的CGSS2017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包含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多个层次的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可以深入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值得一提的是，CGSS2017数据的A和C模块中都包含了居民使用互联网情况的问题，是目前国内罕见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个体互联网使用
15、数据。CGSS2017数据共完成有效样本12 582份，包含783个变量，本文依据研究需要使用的数据变量为A模块的A3项、A7a项、A34项、A35项，C模块的C611项、C612项、C613项、C616项以及D模块的D21项、D31项、D34项。（二）变量测量结合CGSS2017问卷数据与现有研究成果，为实现研究目的，本文需要使用的是社会信任、主观幸福感与公民网络参与态度三个量表。1.自变量自变量为社会信任。依据现有研究成果，结合CGSS2017公布的数据，本文从社会信任度和社会公平感知两个维度测量公民社会信任。测量社会信任度的操作化指标为“您是否同意一不小心，别人就会想办法占您的便宜？”，
16、使用李克特五点尺度量表测量，答案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到5分，答案为其他则赋值0分。测量社会公平感知的操作化指标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答案从“完全不公平”到“完全公平”分别赋值1到5分，其他答案赋值0分，赋值越高说明对社会越信任。2.因变量因变量为网络参与态度。从CGSS2017公布的数据，本研究可以从公民对保障政治权利的态度、对讨论政府事务的态度、对理解政治的态度及对促进社会公平的态度4个维度测量公民对待网络参与的态度。其测量的操作化指标分别为“互联网可以使人们有更多的政治权利”“互联网使人们可以更多地讨论政府事务”“互联网使像您这样的人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和“互联网能促进社会公平”。每个答案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到5分，其他答案赋值0分，得分越高说明公民对待网络政治参与的态度越积极。3.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为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操作化指标为“您对您的身体状况感到满意吗？”“您对您的婚姻状况感到满意吗？”和“您对您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吗？”，分别测量的是公民对其身体状况、婚姻状况和生活状况的满意度。答案从“比较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赋值1到5分，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