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6文学会议研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一度成为近年来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中的热点与“显学”。正是由于在共和国文学传统中，文学会议在传达党的文艺政策、制定文学发展规划、调整文艺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每个文学转折关键期，往往都会召开一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学会议，对该阶段的文学发展方向、思想立场进行指导与部署。这既是“国家文学制度”1的部分实践形式，又是引导当代文学生产、定调文学创作主流意识的重要推动环节。在以往的文学会议研究中，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等对当代文学发生重要影响的个案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而具有特殊意义的百花文学时期，却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这样具有标志性的、总
2、纲式的文学会议，但百花文学的探索实践及“双百方针”在中国文艺政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又使得对这一政策的历史实践起过重要作用的文学会议，显示出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事实上，百花文学时期是通过 1956 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这一系列文学会议，从不同侧面、不同群体进行分层分级召开并传达文学调整的精神与信息的，在这里我将其称作“百花文学系列会议”。目前有关百花文学的研究中，对于百花文学与苏联“解冻文学”的对比研究较多，对于此阶段的新生作家、新的刊物及刊物方针调整也有不少关注，但作为系列会议的主体研究可以说基本没有。之所以将这三次会议称为“系
3、列会议”，是因为它们从属统一体系，均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导组织完成，执行相近的指示精神，其发生背景均与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与党的八大的召开有着重要密切联系。具体来说，这三次文学会议通过面向不同对象，在成名作家、文化官员（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青年作家（第一届青创会）及文学编辑场域（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中完成了文学圈内全面的政策传达、精神传递及实践策动；其次，这三次会议以普遍联系、相互扩展和运动变化的特点共同呈现出百花文学发生期、发展期的重要特点。1956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此次会议闭幕后仅十
4、天，3 月 15 日，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召开；年末，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 日，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召开。这三次会议在中国作协的统一组织下，逐步地、针对性地推行党的八大的会议精神，从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作出“繁荣文学创作”的指示，到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开创“青年作家”培训的传统，使王蒙、刘绍棠等一中国作家协会与“百花文学系列会议”钟 媛内容提要 百花时期的文学政策与精神传达是通过一系列文学会议来完成的，包括在党的八大影响下召开的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为主的系列局部性文学会议。这三次会议通过对
5、不同受众群体的统合及有针对性的会议精神传达展现了 19561957 年间百花文学发生、发展、高潮的探索过程，系统呈现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一组织机构通过文学会议的形式在“繁荣文学创作”的指导精神下转变文艺动向所做的努力。关键词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百花文学；首届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117中国作家协会与“百花文学系列会议”批重要新生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再到文学期刊编辑会议的召开，实现文学刊物阵地编辑思想短时间内的集体转向，并促使一批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刊物创刊（如诗刊 收获等）、改刊，这一系列的操作使得百花文学探索从犹疑走向高潮，真正以会议推动实践的形式在短时间内
6、形成了显目的百花文学效应。因此，只有在系列会议的整体性观察中切入分析，才能有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百花文学在发生发展期的动员效应。系列会议的研究需要既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层面把握，同时也需深入微观个体进行研究；而深入微观研究时，既需梳理系列会议之间的动态联系、共同背景，也应呈现出这三次会议在发生时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百花文学系列会议”的召开情况作细部剖析，试图透视百花文学在不同阶段波动、演化的内部过程，进一步呈现其发生发展期的复杂性。一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的“机动召开时间”与“扩大”形式及筹备情况1955 年底中央层面即积极筹划“八大”的召开，中央对于社会性质与社会历史阶段有了新的认识
7、，由此，也认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建设对于知识分子的巨大需求。11 月 23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商讨，决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即将开始的历史关键点前召开一次会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成立以周恩来负责，彭真、陈毅、李维汉、胡乔木、周扬、徐冰、张际春、安子文、钱俊瑞参与的十人小组，其后就此问题的调查和商讨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草案2。这一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草案和批复显示出中央对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变，由之前的“团结教育改造”（主要是“教育”与“改造”）迅速转变为团结、吸收与利用。1956 年 1 月 14 日到 20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8、，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作为参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制定的重要人员之一，周扬已经最先接触到了上层信息。中国作协在这种形势下开始有策略地试图活跃文艺界，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既为转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投石问路之举，呈现出转折时期诸多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理事会会议的“机动的召开时间”上。根据 1953 年 10 月 24 日中国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规定，“理事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主席团召集之，必要时由主席团决定提前或延期召开”3。但事实上，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召开时间未按章程预计规定（首届召开时间为 1953年 10
9、月），而是根据“必要时由主席团决定提前或延期召开”这一颇具机动性的附加条件来选择召开时间。这也就使得会议的召开时间可以解读出更多附属的时代、历史信息。郭小川作为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的重要筹备人之一，其日记也记录了这次会议召开的相关背景信息。1956 年 1 月，郭小川提到有关“参加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内容：如“1 月 11 日，到中南海去开关于知识分子决定草案的会”“1 月 16 日 2 时半，到怀仁堂开会，发言人很多，听到很多精彩的意见”4。从这里可以看出 1956 年新年伊始，更新之势如箭在弦上。很快，受“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影响，郭小川日记中出现了有关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筹备的信息。“1月17日，
10、九时起，到作协，一起谈理事会的准备工作问题，拟出各种初步方案。”5从郭小川的日记也可以看出，正是基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等新的政策动向的出现，中国作协相关负责人包括周扬、郭小川等进入了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筹备状态，并对上层的变化有了积极的接受与反应。于是，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在这个历史关口应运而生。他们的接受动态反映在了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具体过程上。1956 年文艺报第 2 期，“文艺动态”栏目中发布了“中国作家协会即将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公告，公告中说明“中国作家协会已决定于二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6。接着，文艺报第 3 期又通过社论迎接中国作家
11、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进一步介绍了这次会议的目的、计划等相关情况。按理来说，文艺报作为作协直属的机关刊物，在刊登作协的会议情况上掌1182023 年第 1 期握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并且，从当事人郭小川的日记来看，他就是这篇社论的写作者7，因而在这次会议的召开日期上应该是掌握了相对确切的信息的。然而，这次会议却又出现了临时延期。文艺报第 4 期“编者的话”中做出了如下说明：“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已决定延期在 2 月 27 日召开。在以后的几期中，我们将发表会议的报告和重要的发言。”8原定于 2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为何在具体日期上又做出了推迟决定？在“编者的话”中，文艺报
12、并未对此给出明确的解释，在郭小川的日记中，也并未对此有过多余记录。但笔者在爬梳相关资料时，发现此次会议的主题有过一次微妙的变化，其复杂过程兼带着突然的临时延迟一并呈现于郭小川作为参与人所记录的检讨材料中。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初次（1 月 30日）发布召开消息时，对即将召开的会议作了简单的会议主题和内容介绍，“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将由周扬作文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和创作问题的报告”9。众所周知，周扬作为此一时期文艺政策的最核心的代言人，其文艺报告在精神上紧跟中央，内容会直接关系到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文艺动态与导向。然而，原定为“文学战线上的思
13、想斗争和创作问题的报告”到最后理事会召开时（2月 27 日）却改成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为主题的报告，从态度倾向、主题选择上就显示出一些鲜明的转向与别样的意味来。这是第一次将“社会主义文学”提上官方层面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意味着现在即将步入社会主义阶段了，也意味着已基本完成思想意识形态的整合目标，因而以往强调的“文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不再作为中心工作来布置。这种转变与突然延迟的召开日期之间是否有着密切联系？郭小川在检讨书关于丁陈问题中回忆了他在 1955 年调到作协之后参与的诸多事宜，涉及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的有如下两则：1956 年文艺报第 3 号（1 月 15 日出版
14、）的社论迎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也是我起草的，后又经林默涵、刘白羽等修改过。这篇社论，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状况，做了完全颠倒的估计。10这里，他所谓“完全颠倒的估计”，是因为这次报导开始有了将“思想斗争”向“社会主义文学建设”转变的预估和表述迹象。郭小川的检讨写于“文革”之中，他的认罪态度对他的陈述语词均有一定影响，在其陈述中，对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筹划状况认识予以完全否定，目的是为批判自己1956 年开始时对文学状况中的“思想斗争”转向与估计不足造成的后果。但从郭小川在检讨书中的说辞也可以发现，对文学形势与文学政策的理解在当时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此外，在检讨书中他还谈到：一、茅盾的
15、开幕词，是我重写的。二、周扬的黑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我是参加过讨论的。一次是 2 月 6 日，周扬约了我、康濯、秦兆阳去谈他的报告。主要由康、秦讲了创作情况；另一次是 2 月 14 日，在旧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讨论了周扬的报告，我虽然没有发言，但对他的报告内容也是同意的。三、茅盾的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的报告，先由公木等起草，又经我修改过。我究竟改了哪些地方？记不得了。但一定改了不少。四、老舍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我也修改过。11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所参与撰写、修改的诸多作协领导发言稿这段时间内经过了紧急密集的修改。1 月 30 日文艺报社论记录的有关作协理事会的消息记录还
16、是“文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和创作问题的报告”，到 2 月 6 日，郭小川参加了周扬报告的改稿会，会后回家撰写迎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社论。此时的社论是充分接受了周扬会议指导精神后所创作的，开始提出，“如何进一步发展文学事业，提高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它更好地担负起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斗争的任务”12，也即郭小川在检讨书中所言的“完全颠倒的估计”，但事实上，在这个社论中还是有极大的部分在强调思想斗争且尚未完全明确“社会主义文学建设”的主题措辞。而 2 月 14 日周扬的发言报告再119中国作家协会与“百花文学系列会议”次经过集体讨论与修改，具体细节未知。但由此可以知道，周扬报告从 1 月 30 日的“文学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和创作问题的报告”到最后呈现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最少经历了两次集体修改，且确实存在一个不断转变及明确的过程。这种明确与集体修改反映了这次会议在两种政策之间转变的难度与反复摇摆。周扬报告之后，还有茅盾、老舍等多人报告的修改与措辞等工作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完成，虽然郭小川不是唯一撰写人，但主题报告的确认往往是最重要的，而其他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