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华文文学2023.1.（总第 168 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1983 年 3 月，陈映真完成了小说 铃铛花的文本创作，并将其刊发于 文季 四月第一期；同年 7 月，陈映真创作小说 山路 并将其发表于 文季 八月第三期。相较于之前对资本侵蚀下单向度的人的关注，1983 年，陈映真选择将视角回落于台湾 50 年代白色恐怖记忆。创作主题的更迭对创作者而言并非罕见，但其视角的转换往往暗示了创作者的思维实践。况且，虽然当时台湾的现实政治呈现出某种松动的迹象，陈映真也曾提及“有理由对台湾在文学表现的自由上的开放化，秉持审慎的乐观”，但这毕竟是多年之后被不自觉美化过的某种追忆。实际上，在言
2、论尚未完全开放的台湾社会揭开这层腐烂的伤口并不安全，甚至存在着相当的危险。可为何题材“太敏感”陈映真却“非写不可”？为什么陈映真要在 1983 年重返50 年代左翼经验？面对台湾 80 年代初期统独两条路线的争执公开深化、劳动阶级屈辱加深、资产阶级声浪澎湃的社会现状，陈映真意欲表达何种观点？当理想所系之地一再变质，陈映真试图在历史记忆访寻中与时间的角力抵抗什么？重建什么？内部结构的认同松动和外部话语的喧嚣尘上如何内化于他的个人写作经验？透过记忆的置换，陈映真对台湾现实状态的反思企图十分明显。本文将以上述问题为思考原点，从 铃铛花 山路 对历史记忆的寻找和其记忆历史的方式出发，探索陈映真如何以相
3、对边缘的姿态进入历史记忆的缝隙，在对抗遗忘和抵抗失语之间重构政治期待与现实话语。并试图进一步思考，在断裂的时代中如何转化前代的文学精神遗产。一、孤独困顿：作为归来者的社会位置1983 年 1 月，陈映真在 中国之春 讨论会上不无激情地总结其对于历史走向的信心与期待。他乐观地希望汇集众位同人的行动力量，在抵抗与建构之间重析陈映真 1983 年的小说实践张冰然摘要：1983 年，陈映真陆续完成小说 铃铛花 山路 的创作，在文本层面上实现其以“跨国公司”为象征的资本主义问题到以“白色恐怖”为象征的历史创伤记忆的视角转变。这一创作主题的更迭根源于 1983 年台湾复杂的社会情境，而绿岛旧友的出狱、南北
4、夹击的孤立与台湾社会不知来处的历史断裂则不断催使陈映真将私记忆糅进台湾史，回到个人思想遭遇中找出新的历史要素用以完成断裂时代下的记忆置换。陈映真试图借助小说实践完成对台湾 50 年代历史的再叙述，在与时间的角力中重新理解台湾现代史中前后三代人的历史关联，重塑台湾与大陆共通的民族主义之“根”。也正是在这段具有原点意义的自我探寻中，陈映真在说明台湾内在于中国历史脉络进程的同时，也据此完成了其重新进入 80 年代的路径思考。关键词：陈映真；中国民族主义；历史记忆；左翼文学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1-0028-0828“团结起来，走进崎岖的长路，走
5、出冰冷黑暗的天空，迎向万花竞开的新中国的春天”。这一“有着坚固信念的、高度政治性”的、理想坚定的左翼旗帜形象似乎符合我们对陈映真的普遍想象。实际上，自 1979 年起“处在慢性的思想苦闷”里的陈映真就一直面临着黑洞般的“信仰危机”。80 年代持续存在的“南北夹击的孤立”使这一时段的陈映真产生了哈姆雷特式的精神求索。这种孤立首先根源于文学统一战线的难以为继。1982 年元月以叶石涛为旗帜人物的南方文学群体创办 文学界 杂志，公开正式地同陈映真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文学观进行文学场域内部主导权的争夺。这并非突然的团体对峙，早在第二次乡土文学论战中分离暗潮就以“内部他者”的姿态存在于乡土派内部。1977
6、年叶石涛在 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 中公开宣扬提出“台湾意识”，甚至声明“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以台湾为中心写出来的作品，换言之，它应该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的作品”，这同陈映真所坚持的将台湾新文学纳入“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之中”显然存在着历史观的歧义与回归目标的不同。彼时，与官方主导意识、资本主义经济殖民对抗的迫切需求可以让他们暂时地掩盖住观点的嫌隙。但反单一话语目标一旦达成，双方必然走向统一战线的崩毁。1979 年的中美建交或许可以被视为党外统独力量倾斜的滥觞不仅国民党焦虑地试图重塑其中华文化正统的合理性，被国际社会排挤的破碎心情让台湾民众在困顿中也决心走向对未来
7、道路的共同决定，美丽岛事件无疑加速了党外左翼被边缘化的进程。1981 年 10 月，分别代表“统独”两种声音的詹宏志、彭瑞金一同进入第二届巫永福评论奖的候选人名单。凑巧的是，两种声音的旗帜人物陈映真、叶石涛又一同作为该奖项的评委。虽然奖项的评选是多要素汇合的产物，但彭瑞金的最终胜出还是无法不令人哀悼陈映真孜孜以求的“中华”话语的日渐式微。奋力抵抗的陈映真最终还是落寞地面对分离主义的寒流，“看着原本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份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 美丽岛事件 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曾高度介入论
8、战的陈映真自然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和友人通信讨论出的根植现实的“乡土文学”被随意篡改11?。陈映真持续不断甚至称得上苦口婆心地一遍遍对媒体、对读者、对文学界、甚至是第三世界重复他有关“中国意识”的论述12?。即便对方创办 文学界 杂志，陈映真依旧在同年举办的南北作家座谈会中否认南北作家分派的事实，恳切地期待台湾文学工作者能够团结起来13?。但显然，陈映真的呼喊无法阻拦分离主义者的步伐。面对张良泽们的三脚论14?，他感受到的只有疼痛与悲哀。陈映真没有在文章中对这段历程过多地进行情感化的回忆，但当他看到陈永兴接过 台湾文艺 的指挥棒时，他或许无法不认识到分离主义所倡导的台湾族群性格正试图挤入公共信仰体
9、系，试图代替五千年中华线性文明的国族叙事。与旧友的隔膜同样加深了陈映真对于文学统一战线崩毁的认知。与陈映真自青年时代相识的刘大任因 剧场 杂志的同仁情谊与陈映真相熟。随后，两人又因思想“左”的转向一同退出 剧场 转与尉天骢组织创办 文学季刊。1968 年陈映真入狱后，还是学生的刘大任曾设法请求聂华苓和 Paul Angle 的援助。但这样“生死与共”的友情却在陈映真出狱后发生了变化。虽据刘大任回忆，两人是因为对文学与政治等问题相异的观念而断绝了彼此的交往15?，但或许刘大任曾通过曲折渠道传递的信息才是真正让陈映真感到隔膜的原因。彼时名列国民党黑名单的刘大任曾拜托尚能归台的张系国携带 长廊三号：
10、一九七四献给一别十年的然而君 归去并将小说以笔名“屠藤”发表于 现代文学 复刊号。虽然小说的叙述者“我”没有姓名，但大抵是“康雄”的寄生。刘大任用已被驯化的“我”对于资本主义生活的安稳接受与如蟑螂一样苟且在美国而最终自戕以至崩萎“俊彦”的人物对照，向陈映真传递了自己 1974 年大陆之行的感伤与理想主义“图腾”败亡的无措16?。也正是这份亲临的直观认知让本就因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引发的严重问题而遭到沉重信仰打击的陈映真陷入更深的苦闷与思索17?。直到 1983 年经典重读在抵抗与建构之间29华文文学2023.1.（总第 168 期）重新确立信念的陈映真才写作 山路 给出某种明确的回应，即在大陆
11、后文革和台湾后革命的时代，陈映真依旧至死不渝地相信着社会主义的力量，亦或者称之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18?。这一明确回应在 铃铛花 中已现端倪，在山路 中进一步被明示。面临着南北文学阵营的对立和不知来处的历史淡漠情绪，陈映真在对台湾光复运动的反复提及和 50 年代左翼知识分子被摧折的历史回忆中传递其抵抗遗忘、思想当代的意图，甚至给出了他的疗伤途径，即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皈依。二、抵抗漠然：唤醒时代翻涌下的现实冷感陈映真在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多次叹息称“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少大事在发生，你不知道”19?。这种对“外面世界”的关注是陈映真一直坚守的“左眼”，也是其创作的思想支撑，甚至是他身为台湾民众
12、的认知期待。但对于 1983 年的台湾而言，社会性反思批评所占据的价值分量正在不断走低，并逐步让位于由消费主导的社会心理。人间 副刊等建立并维持的泛文化论坛在八十年代弥漫的资本情调的侵袭下难以为继。其在消费再消费的文学传播过程被消解掉了严肃书写中的社会价值属性，“轻、薄、短、小成为八十年代副刊论述的一个主流”20?。报纸副刊在社会场域内的中心力量步步衰退，严肃文学创作背后的传统文人圈层逐渐让位于媒介新生的大众圈层。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公共性的“懒惰与懈怠”。虽然中产市民迸发出强大的阅读兴趣，但火山式的阅读热潮并不意味着公众对知识本身的向往与追求21?，也不意味着公众对于台湾社会苦难现实的关心。
13、陈映真将这种情绪称之为中产阶级的“幸福意识”，即因物质消费生活的改进带来的部分满足感而产生的非持续追求。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填满个体欲望就成为公众的首要目标。而那些冲撞性的，尤其是带有冒犯力量的社会问题则被有意识地忽略。于是，与时代浪潮不断走高的态势相比，公众对社会中潜藏的苦痛呈现出诡异的现实冷感状态。陈映真捕捉到这一现实的矛盾。在 铃铛花的显性时间中，陈映真有意设置了“我”作为阿顺的对照：同阿顺丰富的现实经验与细致的乡土认知相比，“我”总是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我”并不熟悉故乡莺镇的乡间环境，无法带领阿顺找到“我”私有的野蕃石榴树；“我”并不具备乡间少年的能力，在铁轨上“我”总是踩了两三步就
14、要跌倒，对贡献的粉笔与木雕表示羞愧；“我”并不了解故乡发生的故事，没有听过“客人仔番薯”“兵仔被虐打”等乡村事件，甚至“兵仔”的故事来源于阿顺的讲述；“我”缺乏基本的社会经验，在距离客家妇人很近的地方大喊“克夫”，即便阿顺提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轻声说。这些似乎说明了“我”同乡土现实的隔膜，也表明“我”对家乡变化的感知处于低敏感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与陈映真距离并不算远的叙述者“我”承载着陈映真与历史正面相撞的渴望。小说开篇的时间是极为准确的 1950 年，“我”的这篇文章就是创作于 80 年代。回忆形成于个人生命体验的集合，但对回忆的书写形式却始终与其身处的历史结构与当下的存在处境紧密相关。
15、陈映真没有让“我”在发现高老师被捕后进行书写，而是将文本时间定于 80 年代，即现实时间，这也就是说 80 年代台湾现实情况也是文本未曾直言的底层叙事动力。这种对现实的陌生，在 山路 中得到了更直白的体现。蔡千惠在留下的遗信中说自己曾“不断教育并督促李国木 避开政治力求出世”22?，自己则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23?，沦为了“家畜”。虽然这样的文本处理并不足够生动，但此表述已足以说明千惠一家是如何主动遮住双眼，将莫谈现实内化为行为底层逻辑，将资本享受外显为生活目的。也就是说，公众对官能享受的期盼已让社会热情节节败退。王安忆曾问陈映真，“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持对峙的立场。陈
16、映真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24?。看似任性的回答其实是陈映真秉持的立场，他绝非嘴上叫喊“救救孩子”实际却袖手旁观之人。从乡土文学论战到统独论战再到文本创作，陈映真试图摒弃小知识分子“行动上的无力与弱质”25?，以文学的力量建立同现实世界“人间性”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基于对现实冷感的警惕而再叙述的历史记忆并非是作壁上观的批判。他试图唤起公众的良心觉醒和责任心认同26?，用“阅读中找到的泪水和热情”27?清洗灵魂，30从而走向阿伦特定义的“积极生活”28?。于是，铃铛花 与 山路 中都设有一个“混沌唤醒”的叙述结构。在 铃铛花 的显性时间中，首先“我”具有被外部力量唤醒的可能。虽然“我”缺乏现实经验，但“我”一开始就对阿顺的乡土经验怀有崇拜心理。我第一天逃学是因为太想看阿顺的“小青蛇”，后续旅程也几乎以乡间新风景的发现为线索；“我”借用野蕃石榴数和六角形花毒蛇的经历期待被阿顺的乡土经验承认。这些非自觉的情感贴近使唤醒成为可能，这在文本隐含的现实时间内得到了说明。在 30 年后的 80 年代，我偶然看到报刊文章，在“自己都不甚了然”29?的情怀中想到了往事。这一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