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50 如众共知，中国音乐学院于1964年3月2日诞生于北京西城区李广桥南街1号，原北京艺术学院所在地，即今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回望58年办学历程，虽然曾历经办学之初的强行拆散，但1980年10月16日复校后，重新焕发了民族音乐教育的勃勃生机。1989年，李雁宾、王照乾两位老师拿到了1964年文化部上报给国务院的关于建立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国舞蹈学院的请示报告，并在其负责撰写的中国音乐学院简史中转述。而关于周总理倡议中国音乐学院成立讲话的文字材料依然没有找到，笔者曾以专文“从一条建院资讯、一场动员报告、一则复校报道、一部学院简史、一段往事回忆和一篇专题文论”等六个方面给予考索。2019年应邀承
2、担中国音乐学院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士魁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14）子课题一的研究工作，周恩来总理巨手擘画与中国音乐摘 要：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态势良好，但“西强中弱”比例失调现象依然严重。周恩来总理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多年来音乐舞蹈的症结，在充分调研和反复酝酿的基础上，提出了“中西分开，先分后和”的教育模式。通过两次开会讲话、一次内部座谈，晓之以理，转变观念；周密部署，果断执行，在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讨论过程中，积极推进，最终成立了以培养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创作和表演的专门人才为宗旨的高等艺术院
3、校中国音乐学院。关键词：周恩来；擘画“国音”；文献新见；内容读解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23）02-0150-07收稿日期：2022-01-16 DOI：10.13812/11-1379/j.2023.02.016作者简介：郭克俭（1967），男，汉族，博士，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克俭在总理擘画下创立周恩来与中国音乐学院建校文献新见学院成立，其对中国当代声乐史发展方向、道路和目标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划时代意义及不可或缺的特殊史学价值，重又成为本子课题必须认真深入探究的重要声乐发展史论题。1995年
4、第6期党的文献杂志刊载的题为 周恩来指导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等文献选载（一九六年十一月一九六五年三月）系列文论，其中第二篇 关于音乐舞蹈问题一文的谈话内容中，出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字样。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周恩来总理擘画成立“中国音乐学院”，唯一见诸文字的确证史料。笔者不揣谫陋，拟以周总理关于音乐舞蹈“三化”的系李雁宾、王照乾：中国音乐学院简史，中国音乐，1989年，第3期，第16页。郭克俭、盛梓杨：在总理关怀下诞生周恩来与“中国音乐学院”创建研究回溯，中国音乐，2020年，第2期，第4853页。周恩来：周恩来指导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创作等文献选载（一九六年十一月一九六五年三月），党的文献，1
5、995年，第6期，第318页。151 列讲话为依据，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对周总理关怀下的中国音乐学院创建史实给予历史追索，探寻一代伟人在音乐舞蹈艺术教育方面高瞻远瞩并成就卓著的丰功伟绩。一、党的文献 刊出周总理珍贵文献周恩来总理对新中国文艺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关心、关怀之深和重视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从1959年5月3日下午于中南海紫光阁发表 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讲话，至1965年8月1日于文化部所作 关于文艺的普及和提高问题的报告，在这六年多时间里，共有30余次关于文艺相关问题的正式公开讲话、指示，其中10余次为长篇报告。但不无惋惜的是，周恩来总理大多数讲话内容或许
6、因为诸多主客观特殊原因，未能得到即时公开印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出版形势有很大改观，但相关文献仍分散于周恩来论文艺周恩来文化文选周恩来选集（上、下）周恩来陈毅论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选读等各类不同版本文集及相关报刊杂志中，令人无法集中学习和全面深入领悟开国领袖周恩来总理的文艺思想真谛。党的文献 1995年第6期集中刊载周总理1960年11月至1965年3月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报告、讲话和论述等七篇16页篇幅文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憾，为当代中国音乐舞蹈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确凿史料支撑。其具体篇目名称概述如下：第一篇 艺术要不断创新和提高（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此文系周恩来在观看中央民族
7、歌舞团归国汇报演出后，同部分文艺工作者的谈话纪要。他指出：“出国演出必须增加新东西，表现新主题，做到文采风流，日日前进。新节目要有新的思想内容，有很好的艺术质量。演员必须有基本训练。民间唱法歌手的嗓子常常会哑，这是在训练方面没解决的问题。我早就向吕骥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此讲话文稿曾作为1961年6月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侨饭店分别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两个会议（后被统称为“新侨会议”）文件之一，分发给与会代表们学习。第二篇关于音乐舞蹈问题（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此文系周恩来召集齐燕铭、夏衍、林默涵、张致祥、周而复、周巍峙等同志就音
8、乐舞蹈发展问题谈话内容，关于京剧团出国内容略去。详细内容及精神要义后文专述。第三篇 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 的几个原则（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此文系周恩来总理在周扬1964年7月24日上报的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 上的批示，共有五条。在文后所附周扬请示件中，凡周恩来的修改处均为黑体字，删掉的词句则用单书名号“”标记。第四篇 在大型歌舞东方红 朗诵词修改稿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此文系周恩来在1964年9月23日上报的 大型歌舞此文系周总理于1959年5月3日下午，邀约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
9、行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见 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第35；35；56；611；1113页）此文系周总理于1965年8月11日在文化部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上，为文化部相关单位负责干部、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和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所作的报告节录。（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赵春生主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10317页）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编：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赵春生主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1984年第1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0、198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选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七篇文论的标题均为 党的文献 的编者所加。郭克俭：在总理擘画下创立 152 中国音乐（双月刊）2023年第2期东方红 的朗诵词 的修改稿，凡经周恩来修改过的词句均用黑体字标出，删掉的词句则用括号 “（）”标记。第五篇文艺工作者要首先做到革命化（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文系周恩来在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所作报告内容之节选，参加会议的七千余人包括东方红演职员工及中央、地方和部队文艺团体等单位的代表。该文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实现文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首
11、先要把自己锻炼改造成为一个革命派。要学到老、做到老、改到老，孜孜不倦，到死为止。应该有这样的精神，何况青年人。要懂得运用为中国的工农兵、劳动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的形式，不论什么表演，都要通过民族化的形式表现革命的内容，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第六篇 在 东方红 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一月八日），此文系周恩来召集 东方红导演团开会，研究将东方红给予再创作，拍成电影胶片发行事宜。特别指出我们创作 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拍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贯穿着，要贯穿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把东方红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第七篇 对修改排练后的 东方红
12、 的意见（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此文系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审看东方红的修改排练后的座谈会上，从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进一步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二、周总理与五位副部长谈话内容读解以上列举出来的七篇文献均系首次公开发表，每篇材料都十分珍贵，艺术史学价值极高。特别是其中第二篇关于音乐舞蹈问题，对还原周恩来总理擘画中国音乐学院成立来龙去脉的过程，意义十分重大，史实真相一目了然。关于此次谈话的具体日期问题，本着“史实第一性”的治学准则，笔者觉得此处还是有必要作以交代和说明。党的文献 明确标注为1963年10月12日。但笔者在查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进行相关
13、材料比对时，却发现其第573页标注的时间为1963年10月20日，前后相差8天之多。根据周恩来年谱中前后文所述内容，虽然尚待进一步确认，但基于年谱严谨性、准确性的编纂要求，以及责任人材料来源渠道得天独厚的真实性，笔者亦原则上表示赞同。但为行文日期前后统一，本文仍以依据文献来源之处党的文献 所示日期为准。1963年10月12日，周恩来总理专门召集文化部五位副部长齐燕铭、夏衍、林默涵、张致祥、周而复等人进行专题谈话，其中最为重要事项就是布置首都文艺表演院团、音乐院校建设新方案等相关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谈话中不仅两次提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于1950年年初在天津河东区大王庄
14、五区十一经路，并于1958年搬迁至北京鲍家街21号前清醇亲王南府府邸，即今鲍家街43号），同时在讲话的后半部分三次提到了尚未成立的“中国音乐学院”，即“中国音乐学院要能更普及，要大众化”；“中国音乐学院应该培养职业中学的音乐师资”；“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舞蹈学校将来可以合，现在可以分别加些唱或舞”。令人倍感钦佩和感动的是，国事繁重、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新中国音乐舞蹈艺术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大计运筹帷幄，规划科学、目标远大、定位精准，并早已为专事中华民族传统音乐舞蹈艺术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人文传承的高等音乐学府设计好了校名，新的一所音乐学院的宣布成立已是指日可待。“国音”校史同注，第1314；1
15、417；1718+28；6页。力平、马芷荪主编，马芷荪、杨明伟撰：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53 郭克俭：在总理擘画下创立中所言“周恩来同志倡议建立一所新的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学校，并为之定名中国音乐学院”的校名出处由此得到了确切的印证。1963年10月12日，周总理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专程到文化部借着敦促强调京剧团出国演出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必须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高标准、严要求，真正做到“实过其名”地把最能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粹”京剧传播到海外等问题的时机，将时任中宣部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和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张致祥、周而复等五位
16、同志，以及分管音乐舞蹈工作的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巍峙等同志召集在一起，特别布置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三化”方针讨论，以及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剧院一 二两团之校院分立等问题，党的文献 1995年第6期第56页以 关于音乐舞蹈问题为题将之刊出。此次谈话内容约为1430字，笔者将最为关涉本论题的内容摘录于下：音乐舞蹈方面的问题是复杂一些，难解决一些，因此搞了十四年没有通。现在有些看法有点偏，难免。我是首先发难，然后百家争鸣，求得思想一致。希望文化部党组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向我汇报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再发动讨论。可以在报刊上发动讨论。我是感性知识加些理性知识，还不能说已经很好地总结了，应该允许大家讨论。中国音乐学院要能更普及，要大众化。民族音乐和西洋形式都要表现现代生活，这一点是平等的。中国音乐学院应该培养职业中学的音乐师资。中国不一定要最低音乐器，有的把西洋乐器改头换面混进去，不行。有时乱用“嘣嘣”之声，听起来更使人反感。中国歌剧舞剧院不仅演歌剧舞剧，还要演新歌舞剧。要向戏曲学习创造新歌舞剧。戏曲演现代生活，用假嗓儿有困难，去掉，也难办。歌剧团和舞剧团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以合演。中国音乐学院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