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2年第21卷第24期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21）24Industrial&Science Tribune新人口形势下阻滞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丁佳宁蔡博【内容摘要】“人口红利”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现下人口结构已发生转变，从而产生“水波效应”。面对当前生育率低下所引发一系列的关注与担忧，生育意愿的研究为问题解决提供基本思路。本文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出发对当前形势下阻滞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性因素 女性面临机会成本较高、生育经济压力负担较重、两性养育责任分担失衡、新时代下生育观念转变、基础身体机能条件忧虑等进行系统研究分析，并针对性提出解
2、决方法，以期提供缓解生育紧张的新路径与新视角。【关键词】生育意愿;育龄女性;生育保障;人口结构【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系统观视角下女性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查研究及对策分析”(编号:202210300016Z)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丁佳宁，河南焦作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法蔡博，江苏镇江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法一、引言人口再生产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事业等多领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现经济迅速腾飞的重要
3、原因是当时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正处于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的黄金发展时期。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与深入，人口矛盾也在不断显现，成为影响与桎梏全面发展的难以逾越的现实问题。如何缓解人口矛盾、维持适度生育水平、形成合理的人口结构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议题。在新人口结构下，我国人口政策在 1980 年至 2022 年间发生从限制走向鼓励的四次重大调整，政策放开覆盖人群逐渐多元、程度不断纵深。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至三孩政策，政策流变再次凸显我国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事实上，自 1980 年独生子女政策颁布以来，我国人口二十余年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实现了由高出生率、高
4、死亡率、高自然人口增长率的传统人口增长结构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人口增长率的现代人口结构。长达三十年限制生育的政策惯性以及现代化社会所引发的各种变动限制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固然，生育意愿并不能等同于实际生育行为及生育个数，实际生育相对于生育意愿必然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但在普遍情况下，生育意愿是实际引起生育的前提。故研究阻碍我国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能更精准有效地支撑全链路的生育友好配套措施的实施。在研究生育意愿阻碍因素的基础上，加以针对性社会综合方面改革，真正为“不想生、不敢生、不愿生”的人群缓解后顾之忧。二、育龄女性生育意愿阻滞因素分析生育关乎个人、家庭与国家，但必须承认女性作为生育的
5、主要实现者和“生育惩罚”的主要承担者，她们的生育态度对于现实中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正向回馈有重大影响作用。故本文对阻滞女性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解决现实问题奠定基础。(一)女性面临机会成本较高。由于生理差异，女性在生命之中，呈现出青年学子的爱国之情。今天，青年解放军在中印边境牺牲，用生命保家卫国，捍卫祖国领土。青少年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中国东北部这道防线，展现出坚贞不屈、不畏牺牲的精神。这与东北抗联战士相互对应，昭示着新一代人对抗联精神的延续。四、结语东北抗联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其意义和影响力都远高于其含义本身，而其中从东北抗日联军中演变出来的东北抗联精神更是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
6、神、爱国情怀，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先决策，纠正了抗战八年的说辞，描绘了中国人民抗战十四年的艰苦奋斗史的同时给予了当代青年人更深刻思想认识。东北抗联精神是新时代还原东北红色文化，传播红色精神的重要载体，它对于运用精神力量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四个自信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精神指引作用。【参考文献】1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M 北京:中国共产党史料出版社，1987 2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EB/OL 2016 10 21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7、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5 习近平在 2016 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黑龙江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6 05 26301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年第21卷第24期Industrial&Science Tribune2022（21）24育中较于男性更容易困缚于家庭与子女之中，面临更严重的机会成本与生育惩罚。尽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对于妇女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权益作出了保护性条款规定，如与男子的劳动平等权、同工同酬权以及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等，但现实中仍不乏女性参与招聘工作时被问及是否已生育、是否在近些时段有生育的打算等问题的种种情况。除此之外，生育对女性机会
8、成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生育后重返职场的压力，重返职场后在职业生涯上的自我发展受挫、难以获得晋升机会等。(二)生育经济压力负担较重。生育成本的支出不是固定在某一时间点与短时间段，而是伴随生育前阶段、生育中阶段、生育后阶段。即使以子女十八周岁成年的时间节点估算，期间各种刚性成本已然成为大笔费用而成为家庭的一大负担。事实上中国家庭仍然会存在诸多代际支持，十八周岁难以成为子女脱离父母独立承担生活成本的界限，如子女继续求学教育成本、婚姻嫁娶成本、子女安家买房成本等。再者，经济因素伴随时代变迁已发生叠加成本。当代年轻人将生育看作一件谨慎理性的决策，较传统已发生重大改变。高额的“育”和“养”成本使得许多
9、年轻人望而却步，形成“养不起”浪潮。(三)两性养育责任分担失衡。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思想转变，许多女性不满传统仅由自己抚育孩子承担大部分责任的状态，追求养育责任的平衡。事实上，诸多全职妈妈亦或者是职场女性，均会存在着全责承担养育孩子或养育责任的过度倾斜的情况。全职妈妈的角色更多意味着家庭内部仍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结构，父亲易缺位于子女照顾、陪伴与教养的成长过程。并且全职妈妈的付出常出现质疑声音，如养育孩子是女性天生的职责、家务与照顾孩子被认为是一项简易工作等，使得全职妈妈的劳动与价值常处于被其他人定义与误解的漩涡之中。与此同时，职场女性与男性同承担工作以获得家庭生存来源，若仍更
10、多被赋予养育责任，也会致使女性对不公平的敏感度上升，职场对于女性的压力等也会加剧女性在整体生育过程中的负面情绪。除父亲在育儿责任分担存在角色缺位的情况，其他主干家庭成员能够在分担女性生育责任压力的作用也在不断下降。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也推出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因此，祖辈参与孙辈的照顾的精力与时间也会相应减少，此种情况也会使得女性在育儿上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促使女性增强对职场的意愿而减少生育孩子的意愿。(四)育龄女性生育观念转变。生育观念指的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对生育现象的认知，是关于生育的意愿价值知识行为等
11、观点看法与认识的总和，内容包括生育的需求、动机、意愿和偏好，是构成生育文化的观念层面1。传统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长时间构成中国的主流生育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高生育率。女性对“追求家庭幸福、享受天伦之乐”的认同度较低，对“养儿防老”的观念普遍持反对意见，对“传宗接代”的提及率明显低于男性2。因此，女性更易产生负面的生育意愿。再者，田园女权的存在也致使部分女性产生过于偏激的生育观。田园女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而是一种“伪女权”，与真正女权所提倡的男女平权不同，田园女权更多追求的是盲目的、不公平的利益。在互联网信息流瀑和茧房效应的叠加下，田园女权也影响着诸多女性的生育决策，不
12、仅加重了性别对立，而且加剧了生育率下降的局面。舆论走向中也可窥见女性生育观及其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互联网分享“萌娃”视频的评论中不乏出现“怎样跳过男人拥有这样一个人类幼崽”的类似话语，这虽然是一句网络戏谑，但同时也反映出女性生育观的变化，即女性更期待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生育责任，将生育看作是双方而非女性单方的事情。由于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参与劳动工作率的上升，女性逐步对父权和夫权产生反叛意识，更注重自身的合法权益，更加偏向于寻求来自家庭之外的自我价值感的实现，这也成为女性群体对于生育保持更加谨慎理性的原因之一。(五)身体机能条件忧虑。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已达 2
13、9.13 岁，而 35 岁已属于高龄产妇的范畴，女性的身体机能条件也难以支撑再生育。平均生育年龄的增加使得女性在选择是否生育时也会出于生育本身对于身体机能损害、高年龄生育风险的担忧而不再选择生育。除生育所面临的生理风险之外，其也会增加心理疾病的发生率，例如产后抑郁症等。另外，加之现代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巨大，从而使得不孕不育率也保持在一定水平。故身体机能的下降及对生育风险的担忧对于女性生育意愿也产生抑制作用。三、阻碍女性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因素的解决对策激发生育意愿不是一项单一的工作与措施，而是系统性、全方位的人口支持环境的构建，在此构建过程中要着重把握女性的所得与所失，使得女性在生育中掌握更多
14、的话语权，故笔者针对性地提出以下解决措施。(一)机会成本层面。考虑到女性在生育中会面临更加严重的生育成本与生育惩罚，应把生育的权利交还给家庭和女性。一是在企业招聘时，用人单位的招聘限制实际上是对女性职工的歧视。故应当加强对企业执行相关女性生育政策的监督以及女职工权益申诉程序的建设。为应对当前生育率低下，国家颁布了许多保护女性工作权益的规章制度并要求各企业严格执行。但在实际执行中仍旧存在企业无视法规，在招聘时设置门槛，导致女性找工作受限。除找工作时的权益受损外，女性在怀孕时遭到企业打压、无故被边缘化，从而被迫辞职的情况层出不穷。此外，女性职工的维权之路艰难，很大原因在于无从申诉或是程序不清，申诉
15、成本超出承受范围，阻碍了女职工进行申诉。这就要求相关部门不仅要加大企业执行政策的监督力度，也必须明确申诉程序，为女性维权减少申诉成本。同时提倡设置弹性生育工作时间，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设置弹性工作时间，不只需要企业行动，也需要政府的助力。设置弹性时间无疑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国家可以通过额外奖励或税收减免等政策，激励用人单位设置支持孕期或哺乳期女性弹性工作时间、灵活工作地点的工作内容和岗位3。同样，在女职工入职时，国家可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及采取奖励措施等4。这样的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女性入职和在职的权益。二是在政策上推行生育政策男女同权。生育上男女同权，有利于弥补父亲生育过程中的角色缺失
16、，更降低了女性生育的责4012022年第21卷第24期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21）24Industrial&Science Tribune任负担。这样的政策体现在父母产假同等时长，将男性与女性面对职业中断的可能性提升至同一水平，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降低女性就业机会成本。(二)经济支持层面。缓解经济压力对于激发生育意愿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经济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为适配我国三孩政策的推行，笔者认为应对生育人群提供经济支持。1 政府须在房价调控上持续发力。一是进一步规制房地产市场发展，对房价上涨情况有针对性的限制办法。二是保障婚育群体住房，对婚育群体住房在税费上进行减免，在其买房时给予相应补贴，同时在房源较为紧张时，优先保证婚育群体住房。三是对多子女家庭，国家需完善公共租赁住房制，加大公租房建设在国家房地产中的占比，提高单套公租房面积等。2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不同子女数量的家庭提供差异性梯度税收优惠政策，实行税收专项扣除，增加育龄群体实际可支配收入。3 发挥生育保险、生育津贴对女性育儿期间的经济补助作用，减少其生活压力负担。目前，我国的 0 3 岁的幼儿托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