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3|43政治文明的双重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杨明佳 汪子宏摘要：文明具有时间与空间双重含义，前者指开化的、与野蛮相对的人类生存状态，后者指在地理空间中平行存在的多元文化实体。仅从时间和空间任一维度去看待文明，都不能为人类文明找到共同的价值和通往共同未来的路径。马克思主义深刻阐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和辩证逻辑，从理论上揭示了一种具有时空双重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一种既承载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又发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人类文明在时间与空间上实现了会通。关键词：文明；时间性文明；空间
2、性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自由人联合体”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19BZZ01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三位一体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2020V1015）中图分类号：A8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3-0043-08作为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文明经过了从“单数”（civilization）到“复数”（civilizations）、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变过程，逐渐具有了时间性与空间性双重维度。启蒙时期开创的线性进步文明观为文明赋予了社会价值判断的功能，然而由于其固
3、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偏狭立场，并不能为人类世界找到共同的价值和未来的出路。20 世纪以降，基于文化多样性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多元文明史观渐成主流，但由于其民族国家的理论视野，终究难以与人类整体的发展进步实现贯通。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和人类解放的价值依归，完成了文明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的统一，在文明的双重性视野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找到了可能。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一种具有时空双重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一、文明的两个维度：时间与空间文明的概念最初兴起于 1
4、8 世纪，意指一种与野蛮相对的、脱离蒙昧的、组织起社会秩序的人类生存状态。如，英国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在没有彻底文明化的民族中，若干大家族不断互相敌对，并以私人武力互相攻击”。这里，“文明化”就是指人类脱离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后所建立的社会秩序。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认为，“文明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现代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同样认为，文明“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在这一意义上，文明体现为一种时间或历史维度上纵向演进的线性发展过程，只是相较
5、于从历史客体的角度来衡量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概念，时间性文明更多是从历史主体人的视角来观照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它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人的生存状态的演化史，将人类智慧的增长、秩序的生成、人性的彰显等等与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要素积累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换言之，人类社会的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利于改善人类生存状态的成果总和。由此，就引出44|江汉论坛一个问题：既然时间性文明关注人的生存方式，要求人类建立起人的尊严，逐渐摆脱动物式生存的状态，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文明形态才是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呢？为了回应这一追问，思想家们往往会基于某种人性假设和价值诉求去构建一种理想中的“未
6、来文明”，从而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看作不断创造“未来文明”的过程。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所设想的“未来文明”，它就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文明”的。但是，西方文明在世界近代史上的迅速崛起，再加上基督教普世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使得这样的价值判断逐渐被“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所统摄。譬如，黑格尔就曾说过：“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不可否认，部分西方中心论者的观点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但这种基于一国或一民族的价值观念来界定整个人类文明的狭隘见解，无疑是在把整个世界的发展推入西方“一言堂”的窠臼当中。20 世纪以来，国家之间的交往愈发密切，世界历史的发展也日益
7、深化，一种新的文明概念随之创生，这就是在空间或地理意义上横向存在的多元文明。这一意义上的文明概念通常被用以指涉特定社会共同体在特定时空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独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最先被广泛地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当中。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除了人类整体意义上的“单数形式”文明，文明还具有“复数形式”。他在文明史纲中提出，文明“具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义，亦即为一个时期或一个群体的集体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是把文明看作“历史研究的单位”，他认为：要研究历史，既不能从民族国家，也不能从人类整体上入手，而是要从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文明入手。在历史学领域之后，多元文明的概念也开
8、始进入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如果说时间性文明的内核是深藏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共同价值追求，那么空间性文明的内核就是各个社会群体区分“自我”与“他者”的精神标识。空间性文明可以说是植根于特定共同体的生存环境而诞生的特殊范畴。各个共同体在其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长期积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具有相对稳定性，形成了各自的历史轨迹与文化传统。个体在茫茫人海中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归属，在文明认同中实现了对“我是谁”的自我确证。但是，如果仅从多元文明的视角来观察人
9、类世界的发展，则又可能忽视驱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共同价值源泉，从而被推向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面。比如，清末学者辜鸿铭极为崇尚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以致他认为文明与物质生产、科学艺术、制度模式这些外在要素都无甚关联，“只有一个文明所塑造的男女大众，才能真正体现这个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他进一步指出，伴随着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接轨，“中国式的人格真正的中国人正在迅速地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格所谓革新的或现代的中国人”。概言之，辜鸿铭认为一种文明的灵魂就是该文明的文化传统所构造出的具体人性，而当这种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文明中的人被外来文化所改造时，也就意味着文明的“变质”。在清末这样一个大变
10、革的时代，辜鸿铭这种极端保守的文明立场虽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播，但同样也使他不自觉地站到了历史进步潮流的对立面。又如，亨廷顿在坚持多元文明论的同时，也认为多元文明必然会激荡起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冲突，“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他断言，这种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具有“此起彼伏的性质”，可能停火或者休战，但很难永久终结。在亨廷顿的视野里，文明一旦形成了就是僵化的、难以改变的，而文明间的价值观更是缺乏共性的、不可调和的。这种文明观带有强烈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原子化的个人”被放大成“原子化的文明”，人类文明被拆分成固
11、守在各自文化疆域内彼此对立、相互隔绝的无数个体。可见，如果仅从时间或者空间的单一维度去片面地理解文明，就难以站在世界的高度去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只能囿于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把东方与西方对立，把“自我”与“他者”割裂。只有把文明作为一个蕴含着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的复合型范畴来看待，才有可能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下把个体、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命运整体关联起来。从文明的双重性来看，文明的时间性侧重于对人类文明价值理想的反思，是对“人类向何处去”的目标探寻，而文明的空间性则是对“怎样通往未来”的路径思考，因为各文明的发展道路如不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进行选择，就会脱离现实依据，丧失共识基础。从这个意义
12、上来讲，文明既2023.3|45可以是“单数”的，也可以是“复数”的，文明本身就是价值与路径、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在时空之中的交汇。平行存在的空间性文明可以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下，立足于自己的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吸收、借鉴、融合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逐渐汇聚为一种承袭了人类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世界文明”。在 21 世纪的今天，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矛盾频发、危机四起，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来为世界建立新的规则、确立新的价值、树立新的榜样。“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亚洲前途在哪里？”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上所提出的“时代之问”与文明的双重性紧密关联，不
13、仅是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上思考世界文明发展的进路，同时也是在探索东方文明通往未来的方式。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认为，回答这些时代之问，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文明的双重性置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大历史观”下进行分析，也就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思想，在人类解放和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去寻找新文明形态的可能性。二、“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文明”“真正的时间性（它是历史性而非历时性的）从始源的和本然的意义上，根植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真正的时间性文明也应当是一种历
14、史性而非历时性的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在人类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凝练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愿景，对时间性文明的发展方向作出了历史性的解答。归根结底，人是按照自己想要的生存方式去构造一个理想世界的，因此，任何一种“未来文明”的构思都离不开特定的人性论基础。马克思认为，就人的本性而言，人是能动的存在物，人特有的主体意识使其能够自由自觉地进行实践活动，而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正是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为自己生命的表现形式，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但是，人不
15、仅是能动的存在物，也是受动的存在物，是灵与肉的统一体，人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到自然与社会的规约。一方面，从自然性来看，人首先需要自然界作为自己“无机的身体”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人的实践活动必须要有对象物，但是自然客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决定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必然要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同时，人自己本身又是自然界中“有机的身体”，人的身体机能具有自然限制，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循环往复走向生命的终点。另一方面，从社会性来看，“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人，总是要生存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这种社会关系可能会成为倒
16、悬于人类头顶的异化物，反过来支配和操纵人，使得人的主体性在血缘、分工、资本等种种社会关系的限制下被遮蔽，失去了自由自觉的本性。可见，对于文明史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自由自觉的活动”都不是他们生活的现实。人既受到自然关系的压迫，又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一种被外在必然性所驱使的动物式生活反而成了人们的生活常态。与此同时，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为了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尽可能地留下自己与众不同的生命创造，以此作为自己存在的确证，人类企盼着摆脱自然的奴役、挣脱异化的枷锁，希冀着彻底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真正实现，渴求着“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对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旋律。回顾人类思想史，无论是柏拉图的“哲学王之国”，还是莫尔的“乌托邦”，都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特定历史条件。在相对贫瘠的社会中，思想家们很难窥见到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未来文明”。而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欧洲文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了巨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于是人类产生了这样一种幻觉：在私有制基础上依照理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