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Feb.2023文明型构与技术创新青年学人专刊 二 O 二三年 第二期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思想最远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其现代理论建构则起源于启蒙时代。在政治上，世界主义者以反霸权主义为起点，探索维系民族平等与世界和平的政治建制，致力于实现具有内在规范性的世界秩序。近二十年来，世界主义理论在中国学界引起了一系列讨论，学者们从中国视角出发，提出了“新天下主义”“新世界主义”等命题，初步构成了中国世界主义话语的基本原则。内容摘要：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理论上可以搭建一个加速实现世界主义的“数字巴别 塔”，它的误用却对世界主义的两大核心诉求民族平等与世界和
2、平造成了持续的威胁。究其原因，现代数字技术通过与资本的合流形成了技术-经济-政治的复合型霸权，推动了事实层面的全球化，而非规范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对于如何限制数字霸权、建立数字技术和世界主义的正向联结，技术性的路径认为技术革新本身就能使其回到造福国际社会的道路上来，但大众的自发行动难以突破大型科技公司的技术统治；政治性的路径以欧盟数字主权为代表，用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框架限制数字技术的误用，但欧盟内部的民主赤字更加深了国家间的数字鸿沟。针对两种立场的弊端，数字世界主义提出应以政治路径规训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国际关系民主化规训地缘政治引起的国际数字危机。关 键 词：世界主义数字技术数字霸权数字主
3、权国际关系民主化作者：李秋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 200237）数字技术能推动世界主义吗抵抗数字霸权的新路径及反思李秋祺 S.van Hooft,“Cosmopolitanism,”Encyclopedia of Applied Ethics（Second Edition）,A m s t e r d a m:Elsevier Inc.,2012,p.675.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学术月刊2015年第8期。微信公众号66 总第四OO期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处于加速实现世界主义理想的快车道上，因为数字技术正在扫清通
4、向世界主义的诸多障碍。2021 年甚至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基于万物互联技术，全世界的普遍交往似乎不再是空想中的政治乌托邦。它向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邻人，创造了跨文化的共同体形式并冲击着传统的政治认同。然而，数字技术天然就是世界主义的助推器吗？本文首先讨论在哪些层面上数字技术走向了世界主义的反面，接着分析两种应对路径的利弊，最后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基点，引申出世界主义对全球数字治理的几点启示。数字霸权：世界主义的新挑战在通信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世界主义主要面对的挑战来自地理空间的阻碍，以及相应的语言、思维方式的隔阂。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城邦共同体之外不存在普遍交往和价值共识。
5、康德则在人类的理性禀赋中看到了民族融合的潜能：一是随着世界性的贸易活动，那些距离遥远的民族倾向于相互理解，并为了商业利益保持友好；二是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状态，各民族必须共同筑建一个世界共同体并为其立法。（一）“数字巴别塔”：从理论到现实进入 21 世纪后，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让人们看到了彻底打破距离阻隔的可能性。新的技术基础改变了长久以来社交和距离之间的对立关系。研究显示，面对面交流和电话沟通的频率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但前者受影响的程度远大于后者。到了互联网社交媒体普及的时代，距离影响进一步被缩小。甚至，随着网络社交带来的交往便利，人们在现实中跨越距离、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意愿增强了
6、。这个现象在世纪之交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被称为“距离的终结”。而在政治领域，人们开始期待一个“无边界世界”的出现。为何数字技术能够引起人类交往形式的根本性变革？从技术的本质来看，为网络通信提供支持的大数据具有“3V”的特征大体量（volume）、高速度（velocity）、多样性（variety）。这些特征可以有效降低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成本。一个人打开自己的网络社交软件，就能够轻松地分享新闻或自己的生活，而这些分享会直接被推送给他的好友或任何感兴趣的人。精准推送功能将本来没有交集的人们联系在一起。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生活琐事、小众爱好等都可能产生政治、社会涟漪效应，成为跨地域交往的引爆点。尽管
7、数字技术在理论上可以搭建一个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的“数字巴别塔”，但是它的误用客观上对世界主义两大核心诉求民族平等与世界和平造成了持续的威胁。从大众意识层面来看，数字媒介正试图塑造人们的种族主义思想，极端立场比前数字时代传播得更快。2021 年 10 月，曾经就职于“脸书”的数据科学家弗朗西斯 Evan Elkins,“Algorit hmic Cosmopolitanism:on the global claims of digital entertai-nment platforms,”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no.4,2019.St
8、ylianos Myst-akidis,“Metaverse,”Encyclo pedia,no.2,202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9页。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121页。Andrew Mc-Afee,Erik Bryn-jolfsson,Thomas H.Davenport,D.J.Patil and Dominic Barton,“Big Data.The Management R e vol u t io n,”Harvard Business Review,no.10,
9、2012.67Feb.2023文明型构与技术创新青年学人专刊 二 O 二三年 第二期豪根在美国国会作证，揭露“脸书”利用大数据和算法煽动民众的歧视情绪和仇恨言论，以此获得更多的流量和利润。而在世界政治层面，针对各国政府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层出不穷。2022 年 5 月，阿尔巴尼亚政府遭到境外大规模网络攻击，一度关停所有公共服务网站，而攻击者的技术手段和近几个月在乌克兰、立陶宛、德国等国家发生的网络攻击十分相似。当数字技术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地缘政治就和国家间的数字技术竞赛交织在一起，新冷战思维呼之欲出。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在年度咨文中提出，欧洲未来十年的首要目标就
10、在 于争夺世界范围内数字技术的主导权。如果欧洲不能在电讯、数字技术、数字化公共服务等领域有所成就，“它从此就只能居于被动地位，为其他国家设定的规则所统治”。（二）事实与规范：世界秩序的两个面向那么，在数字技术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上，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从理论到现实的巨大鸿沟？在这里，需要区分作为历史事实的全球化进程以及作为规范性概念的世界主义。马克思早就意识到，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化不仅未能建立一个在规范意义上由正义原则主导的世界秩序，反而促生了技术经济政治的复合型霸权。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促使资产阶级不断寻找新的市场、新的需求、新的劳动力，“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
11、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对生产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一个建立在平等而非剥削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才是可能的。在数字时代，马克思对资本和全球化的批判框架依旧适用，它表现为资本的数据化与数据的资本化。一方面，在 20 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通过贸易和供应链的扩展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公司债务爆炸性增长和全球资本流动的加速，以及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实现。在这个大背景下，为了对资本流动进行数据提取，出现了跨国信息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资本在
12、全球范围内数字化的后果是新形式剥削的出现被侵占的除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还有已经转化为数据的人类生活。所有的社交、消费、娱乐行为，都可以被数字平台记录下来，成为一种提取经济价值并产生利润的资源。总而言之，现代数字技术通过与资本的合流推动了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形成了新的霸权形式。至于它是否能够或以何种方式才能实现世界主义，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当前，为了限制资本在数字技术发展中的支配作用，国际社会正调用各种理论资源与现实经验，积极找寻具有内在规范性的数字技术发展之路。在这些实践中，与世界主义相关的探索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让大众参与数字技术的革新，以此对抗技术霸权的消极影响；二是将希望寄托在超国家的政
13、治路径上，认为法律/制度创新才是限制数字技术误用的关键。“Facebook whistleblower t o p u s h f o r regulation,”https:/g u a r d i a n.n g/news/facebook-whistleblower-t o-p u s h-f o r-regulation/.“State of the Union,”https:/ec.eu ropa.eu/c o m m i s s i o n/p r e s s c o r n e r/d e t a i l/e n/SPEECH_20_1655.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
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467页。Nick Couldry and Ulises A.Mejias,The Costs o f Connection:H ow Dat a I s C o l o n i z i n 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xix.Laura Denardis,The Global War f o r I n t e r n e t Governan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
15、4,p.10.68 总第四OO期大众参与的技术性路径近十年来，对“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及其互联网产品的忧虑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调查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2 年，“Big Tech”一词仅仅在美国媒体上出现了不到 100 次，而在 2017 年达到 498 次，2020 年甚至达到了 3872 次。这些批评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利用算法煽动民族歧视和文化偏见、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投放监视广告等弊病。随着批评声音不断扩大，它形成了一场持续至今的科技抵制运动“技术冲击”（Techlash），该词甚至入选了 2018 年牛津词典年度词汇。除了对现代数字技术的消极抵抗，希望扭转资本技
16、术这一合流趋势的主张则更为务实。“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只有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才能发挥作用。如马克思所说：“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技术的诞生本就和特定的目的息息相关，因此扭转技术所服务的目的、而不是消灭技术本身，才是通向社会进步的方向。在技术改良的路径中，知识界试图从数字生态系统的两大支柱软件和硬件入手，建立普通大众共建共享的数字世界共同体。（一）抵抗技术霸权：软件和硬件的改良方案现代技术的特征就在于工具对于使用者的陌生化，而软件编程更加深了这一特征。大型科技公司设计的软件程序本身对用户是不可见的，开发者可以轻易通过编程的方式塑造出一个个具有分裂意识的主体。比如，某用户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平台上观看了一个特定类型的视频，之后就会被接连不断地推送类似内容。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发展的后果是主体自身需要、意识和情绪的放大。网络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计算，制造了一个虚假但不需要反思的空间，即信息茧房。用户在其中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扁平，成为真正意义上“单向度”的人。通过掌握大量数据和算法技术，大型科技公司拥有了控制人精神世界的无形权力。这种权力具有福柯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