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45卷 第1期临 沂 大 学 学 报2023年2月Vol.45 No.1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Feb.2023舜是中国古史传说时期的族邦首领，舜活动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已经逐步建构起了认识和理解古史传说的宏观文化背景”1，舜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理想君王，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尧舜禅让的故事较早见于尚书，这种政治叙事经过儒墨的弘扬，构成了中国上古史的主流叙事。尧舜权位的更替，在战国就有不同的说法，禅让和争夺说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在历史主流叙事中，舜有着过人的德行，面对父顽、母嚣、象傲而不失礼，是修身、齐家、治
2、国的典范。儒家的历史叙事，是最忠实于早期经典的，“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反映的是礼乐治国的政治模式，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特别推崇这种治国方式。一舜是传说的五帝之一，尧舜禅让的传说是传贤不传子政治传统的缩影，更是历史上的美谈。尧舜禅让较早见于上古政典尚书，尚书虞书尧典中说“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这是传世文献中关于尧舜权位传承的较早记载。春秋时期的孔子不仅谈到尧舜之间的禅让，也谈到了舜禹之间的禅让，墨子尚贤也说：“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可见，尧舜禹禅让应该是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的一种传说。最迟到战国时期，关于尧舜
3、禹之间的权位变更方式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不同说法。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韩非子说疑篇：“舜逼尧，禹逼舜，汤放舜歌南风与弦歌传统李桂民（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聊城252059）摘要：在儒家历史叙事中，舜是儒家德治理想的人格化身，德治离不开礼乐教化，舜歌南风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舜帝内圣外王的形象。中国史前时期的乐器出土较为零散，尽管无法得出虞舜时代就有八音齐鸣乐舞，但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乐舞则为事实。随着人类共同体的产生，就有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群体规则或良俗，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发展，弦歌的“乐合同”功能凸显。孔子对于弦歌传统的形成和发
4、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整部诗经都是弦歌的音乐作品，春秋时期的诗教、歌诗都是重要的教化活动，而春秋以后的文献则进一步阐发了乐教的社会功用，乐教亦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关键词：舜；歌诗；弦歌；乐教；南风中图分类号：K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23）01-0020-06DOI:10.13950/ki.jlu.2023.01.003收稿日期：2022-12-10作者简介：李桂民(1967)，男，山东金乡人，聊城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20舜歌南风与弦歌传统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不仅否认了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还把舜和
5、禹继承帝位说成是“臣弑君”的结果。禅让和篡夺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比较两种不同的说法可以发现，禅让说见诸文献较早。禅让和争夺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权转移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存在过，但在人类文明初期，政权的交接是不是“公天下”基础上的禅让，至今没有公论。在禅让和争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以外，荀子对尧舜之间权力的交接提出了不同看法。荀子认为，尧舜禅让是世俗之说，荀子正论：“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他认为天下是不可以让的，同时否定了身死或老衰而禅，认为圣人死后一定会有新的承担天下治理大任的人，只要礼仪名分有序，根据德行而出现新的继承者，根本用不着什么禅让。荀子关于尧舜禅让的
6、认识，和竹书纪年韩非子中的说法不同，由于不同于经书记载，因而在历史上影响不如禅让说大。禅让说虽然影响较广，但由于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不同说法，使当代学者在此问题上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当代有学者撰文明确反对禅让说，如周苏平就认为“禅让”一事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历史事实是：尧、舜、禹三个部落相互斗争，相继成为入主中原的盟主，每一个部落各有自己发展的源流，不是一个部落内的“禅让”，而是不同部落间经过斗争后相继成为盟主。2王晓毅、丁金龙通过对陶寺遗址考古材料的分析，提出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3不过，对于中国上古时期权力变更的认识，既不可过于理想化，也不能以后世
7、观念来衡量。陶寺遗址的考古成果有迹象表明，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定程度上存在家族内的传贤传统，而在不同族邦之间，其政权的更替是争夺而非禅让。有研究者发现，陶寺五座随葬鼍鼓、特磬的大墓，显示出死者似乎是同一家族的几辈人，同时又都是部落中执掌大权的显贵。陶寺墓地揭示出当时已实际上存在“世袭”。五代首领相继出自同一家族，延续时间在百年上下，这和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年龄”均达百岁相合。4这种族邦内部的权力更替，应该就是禅让说的真实历史素地，而这种权力交接与荀子关于禅让的看法颇为相似。在这种权力交接中，继位者的德行或声望起着重要作用，继位者可能产生于前任的后代，也可能出自大的家族内部，由于当时尚未确
8、立父死子继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传贤的传统。禅让思潮在战国时期的勃兴，无疑有着时代因素。在尧舜禹身上，都有着过人之德，德刑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社会治理上，由于硬性的刑罚规定无法做到防患于未然，从而使得个体之德得到重视，经过儒者的阐发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德治离不开礼乐，周代礼乐制度在继承前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系统化，舜歌南风就是中国古代德治传统的反映，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子家语辨乐：“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韩非子外储说
9、左上：“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南风之诗的意思是说，和暖南风轻21轻吹拂，以解除我百姓心中的忧愁；南风请你按时到来，以使我百姓都能够丰衣足食。舜歌南风衬托出舜之大德，君主治国不可过分依赖于严酷的刑罚，只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任命合适的官员，君主治国并非苦差事，而是非常安逸的，这也就是后世所称道的无为而治，举乐也不是为了自身感官的享受，而是要通过音乐来实现乐教的目的。二中国有悠久的弦歌传统，弦歌传统就是乐教传统，是中国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舜歌南风见诸礼记等文献，其把中国的乐教传统追溯到虞舜时代。乐教是指利用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形式进行人格教化和良好品格塑造，这种形式往往能起到潜移默
10、化的作用，比单纯的政治教化更易于接受。乐的起源甚早，尚书尧典就有乐教的记载，这是文献记载中乐教的较早源头。尧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是舜对夔所讲的一段话，意思是说，任命你去主管音乐，用音乐耐心地教导各位长子，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毅而不险恶暴虐，豁达大度而不傲气逼人。诗是表达志向抱负的，其言用歌来吟唱，声音的抑扬顿挫要合乎吟唱的音律，音律要谐和五声。事实上，音乐的起源要远远早于虞舜时代。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的音乐水平认识不够，原因在于文
11、献的不足。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的乐器出土并不罕见，在河南贾湖遗址发现的骨笛就反映了音乐发展的高度。贾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之一，距今7500-9000年，对贾湖遗址的多次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具有规模大、出土文物丰富、文化积淀深厚的特点，贾湖遗址的很多发现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比如贾湖遗址发现的契刻符号、骨笛、粳稻实物等，对研究我国文字起源、音乐起源、稻作农业起源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文明的真实呈现，尤其是贾湖遗址的骨笛，系用丹顶鹤的尺骨做成，有两孔到八孔不等，分别能奏出不同音阶的音乐。黄翔鹏等人曾经对贾湖骨笛专门进行过测音研究，认为编号M28
12、2：20骨笛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徵调音阶”5。童忠良也认为在距今8000年左右，贾湖人在音乐实践中就已经运用了多宫的六声或七声音阶，他指出，当今世界诸多权威的音乐辞典有不少论断需要修正，现在是改写中国音乐史中某些重大结论的时候了。6贾湖骨笛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属于竖吹乐器，骨笛分属早中晚不同时期，反映出骨笛制作水平的不断进步。贾湖遗址居民盛行巫术崇拜，舞阳骨笛是否具有“礼乐之具”的作用尚无确证，一般认为早期乐器主要应用在祭祀上，而舞阳骨笛贯穿早中晚三期，显然经过数代人的传承，骨笛的演奏不仅仅是为了娱乐神灵，还应具有一定的乐教作用。除了骨笛这
13、种吹奏乐器外，史前历史时期发现的主要乐器还有哨、埙、鼓、磬、角、钟和舜歌南风与弦歌传统22铃等。埙起初多为石制和骨制，后多为陶制，上面有吹孔，侧有音孔，侧孔数量的多少决定了音阶。最早的埙没有音孔，像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陶埙没有音孔，直到春秋时期才发展到六个音孔。六个音孔的埙能够吹出七声音阶，从一个音孔到六个音孔，历时3000多年。周礼春官根据制作材料把乐器分为八种，即金、石、土、革、丝、竹、匏、木，称为八音。其中，金音包括编钟、特钟、铙，石音包括编磬、特磬，土音包括埙，革音包括鼓，丝音包括古琴、古瑟，木音包括柷、敔，匏音包括笙、竽，竹音包括箫、笛、管、篪等。埙是土音的乐器，古有“埙
14、唱而篪和”的音乐思想。考古发现中的哨以骨哨为主，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50多个骨哨，另外还发现有角哨。7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石哨。史前发现的鼓主要是陶鼓和木鼓，在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木鼓就是用树干的一部分中间凿空蒙皮而成。在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是已知最早的铜制乐器，同一文化层灰坑还发现了一件陶铃，陶铃在早期史前遗址中多有发现，如江苏下邳刘林大汶口文化中期遗址就曾出土。8乐器钟初为陶钟，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遗址，只不过钟在史前考古中较为罕见。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组合编钟，较著名的就是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编钟，该编
15、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和1个大傅钟共65个组成，钟架为铜木结构，据推断这套钟的使用需要5人协作完成。在考古学上，发现的乐器较为零散，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墓葬，乐器发现的品种比较单一，更是无法得出尧舜时代就已经出现八音齐鸣乐舞的结论；不过，由于早期乐器的发现，这一时期乐舞的存在应是可能的，后世把尧舜时代看作是礼乐制度的起源时期有着一定的史实根据。三古代许多圣帝明王皆具有文德武功，文德就是施行政治教化方面的功绩，而政治教化，离不开礼及其与之相配合的乐。论语 季氏记载孔子话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礼记 杂记下记载：“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
16、道也。”汉书 刑法志：“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帝王之辅助也。”在主流书写中，尧舜作为上古圣王，其理想人格凝聚了儒者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目标的深刻理解和追求。礼乐制度的起源有着久远的历史，由于缺乏当时的文献记载，仅仅依靠后世追溯性的文字，暂时难以得出定论。众所周知，西周是礼乐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反映出在西周建立之初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制礼作乐活动，西周并非礼乐制度的发轫期，孔子就曾谈到周礼是在殷礼的基础上损益而成，而殷礼则又是在夏礼的基础上损益而成的。尽管更为久远的礼乐已不可得，但有理由相信，随着人类共同体的产生，就诞生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群体规则或良俗，礼乐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古代弦歌追求的不是感官享受，而是乐教，是通过乐的潜移默化使人自觉完成礼的践行。在诸多文献中，把典范政治的源头上溯到尧舜时期，舜歌南风的故事使得一位忧国忧舜歌南风与弦歌传统23民的帝王形象跃然纸上。周易系辞下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孟子尽心下：“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中国服饰和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垂衣而治是示天下以礼，以音律辨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