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第 卷第期：【收稿日期】。【修回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作者简介】刘传江（），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刘传江，刘思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摘要】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乡城鸿沟演化成了乡城鸿沟和数字鸿沟的“双重鸿沟”。基于“双重鸿沟”的现实背景和框架分析了“
2、数字鸿沟”引致的农民工“数字化贫困”及双重资本贫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农民工由浅到深五个层级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会引发“衍生性数字鸿沟”，进而形成“数字化资本贫困”。“双重鸿沟”及“双重贫困”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四个方面的阻尼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分化效应、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身份认同的排斥效应以及生活方式的固化效应。农民工“数字鸿沟”的跨越需要通过“架桥”联通工程、“搭梯”进阶工程、“填沟”托举工程、“善治”弥合工程和“赋能”助推工程，从数字化硬设施、软环境、培训、教育与赋能等方面组合施策。【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数字鸿沟；数字化资源；数字化贫困；数字化资本；阻尼效应
3、【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当今社会，数字化信息资源与物质型资源同等重要，是支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两大资源支柱。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大数据是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经济要素，通过网络配置数字化资源是除了计划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外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渠道。数字化资源的泛生性、开放性、流动性、普惠性和虚拟性特征意味着并非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共享均摊，其供给、获取、使用和开发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个体差异。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在中国已经成为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农民工因其成长背景和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成为信息化社会中承受数字化资本贫困
4、的弱势群体乃至“数字难民”，微观上直接阻碍该群体自身的市民化与个人及家庭的发展，宏观上成为困扰解决“三农”问题、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新难题。一、从乡城鸿沟到“双重鸿沟”：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升级改革开放以前，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及城乡二元户籍等制度安排，中国出现了壁垒森严的乡城分割和人口迁移障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加快，乡城人口流动规模与日俱增。然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乡城之间在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传统体制和主流社会之外。近年来，“显性户籍墙”的制约作用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渐弱化，
5、但依附于户籍制度的种种福利待遇所形成的“隐性户籍墙”仍从教育、卫生、就业、住房、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资源配置体系之外，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乡城鸿沟”，迫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常驻的“外来人”或候鸟式的“迁徙人”。进入 世纪，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传统时空日渐被新的技术范式所取代，社会主导资源逐步转向基于知识化和信息化的数字技术型流动、交易与配置。尤其是近年来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产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催生了数字经济化和经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第 卷第期数字化，并凭借其处理信息的高
6、效性、供需匹配的准确性以及交易成本的低廉性等优势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并非具有同质性和普适性，其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作为保障。数字经济无论是在参与机会、使用机会上，还是发展结果的分享上，都呈现出显著的“数字化门槛”及其数字化门槛效应。在方兴未艾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经济范式下，个体和群体的线下资源禀赋差异不仅会投射到线上，而且经过投射过程中的“出局效应”或“乘数效应”，数字化参与和融入的产出结果会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其根源即数字鸿沟。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乡城各种资源配置呈现出非平衡性，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水平和综合技能水平较低，及以上的农民工学历仍为初中及以下。
7、由此，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数字信息技术的使用程度和使用技能上呈现出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年数据，本文经过统计识别出的农民工网络接入和网络使用程度介于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且农民工利用网络主要从事社交和娱乐活动，从事学习、商业活动、工作等频率仍远低于城镇居民，如表所示。沉浸于城市经济活动与生活之中的农民工因处于数字鸿沟的“风口浪尖”而成为被动感受数字化“风口”的前沿群体，同时成为数字鸿沟挑战的第一批承受者。农民工尚未跨越传统体制构筑的乡城鸿沟，新的数字鸿沟又来势汹汹，二者互动衍化，形成并强化了“双重鸿沟”，扩展和提高了市民化进程中的障碍，如图所示。表农民、农民工、城镇居民网络接入和使用差异比
8、较组网络接入比使用频率社交娱乐学习商业活动工作农民 农民工 城镇居民 注：网络接入比指使用移动设备上网或电脑上网的比率。使用频率按等级分为，分别代表“从不”到“几乎每天”，分值越大，频率越高。图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双重鸿沟”二、农民工的“数字鸿沟”与“数字化贫困”（一）农民工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与“衍生性数字鸿沟”自 世纪 年代 等先后提出“知沟理论”（）和“信沟理论”（），关于知识和信息的社会阶层差距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在互联网时代和 世纪来临之际，该方面研究的关注点越来越集中于“数字鸿沟”（）。随着互联网发展与应用的泛化和深化，不同用户所掌握的数字化技能层次和运用能力与数字社会的期
9、望要求呈现不同的层次性差距。当今农民工面临的“数字鸿沟”（级数字鸿沟简称 ），简单地说，就是不同农民工个体或农民工亚群体在是否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及应用广度及深度方面，与数字化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存在的差距。学术界通常将“数字鸿沟”的表现描述为 四个方面，即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渠道（）、基本的数字化技能（）、网上内容（）和个人上网的动机与兴趣（）。这种分类稍显粗略，本文按照其功能性质进一步将数字鸿沟及其跨越层级按照由浅到深的程度分为五个层级：一级沟，即网络接入沟（，是否接入使用互联网），没有接入者的数字化素养值可标记为；二级沟，即信息收发沟（，是否会基本的网上信息收发技能），会用者的数字化素养值可标
10、记为；三级沟，即信息搜寻沟（，是否会开展目标信息搜寻和加工处理技能），会用者的数字化素养值可标记为；四级沟，即网络管理沟（，是否会使用网络从事专业管理技能），会用者的数字化素养值可标记为；五级沟，即网络创新沟（，是否会借助互联网进行专业研究设计、商业性创业或研发创新活动），会用者的数字化素养值可标记为。这五级鸿沟均是对农民工触网用网情况国家统计局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刘传江，刘思辰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的直接刻画与归分，因而称之为农民工面临的“原生性数字鸿沟”。数字化素养值越低，其所需要跨越的数字鸿沟级别越高，面临的数字化鸿沟相应越深。根据第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11、况统计报告，截至 年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农村地区普及率只有，农村地区仍有 的人没有使用互联网，无法享受同等的数字经济效益。农民工整体的“触网”水平高于农村而明显低于城市，而且“触网”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只会收发 微信信息等简单的操作，极低比例的农民工能够使用互联网开展目标信息搜寻和信息加工处理。“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课题组于 年月对深圳、东莞、苏州、厦门四个城市的农民工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使用互联网最多的前两个用途是聊天和看新闻，会使用互联网进行网上回帖、网络教育与培训、网络销售的人最少，位列最后三位。根据上文对不同级别数字鸿沟数字化素养的赋值，农民工群体的互联网素养值明显低
12、于，而许多大学和高新技术企业员工的互联网素养值大于，差距明显。不过，人们关注数字化鸿沟的价值或着眼点不在于“原生性数字鸿沟”本身，而在于其引发的“衍生性数字鸿沟”，即“原生性数字鸿沟”的存在会导致人们在经济活动、社会及个人发展过程中面临数字化“就业（创业）鸿沟”“交往鸿沟”“财富鸿沟”和“权利鸿沟”等。“原生性数字鸿沟”越深，面临的各种“衍生性数字鸿沟”越深，跨越与弥合的难度也越大。（二）农民工的“衍生性数字鸿沟”与“数字化资本缺失”数字鸿沟的表现和影响体现在不同层面。在区域经济层面，经济数字化浪潮下的数字鸿沟扩大会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难以逾越的“财富沟”。财新智库提供的中国区域数字经济
13、指数表明：年，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指数从 提高到 ，中部地区从 提高到 ，东北地区从 提高到 ，西部地区从 提高到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数字技术的广泛和深度使用带来经济运行环境与生产和交易方式的广度数字化和深度数字化，这具有显著的累积循环放大效应和乘数效应，乃至有时可能出现几何级数效应。在原本就存在较大发展差距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相对富裕的东部地区和群体更容易及早融入数字经济体系，而且会享受最新的便捷高效的信息通信技术（）所带来的“数字化红利”。广大中西部地区总体上信息化水平及经济数字化进程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从而扩大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财富生产与分配过程中的差
14、距。在地区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数字鸿沟的扩大不仅会阻碍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导致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形成数字化的“权利沟”和“知识沟”，还可能因为数字化公共服务建设拉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降低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进一步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强化社会不公平感。此外，电子政务主体自身信息产量以及信息挖掘技术的差异会导致信息不对等、不同政府部门信息平台相互排斥、难以实现有效数字化协同，从而使各个政务主体陷入“信息孤岛”或“信息烟囱”等，这些情形在农民工主要来源地的中西部地区往往尤为突出。在本文重点关注的个体层面，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导致农民工和市民共享数字化红利的机会不平等，这是造成农民工数字化素养低下和数字鸿
15、沟深化的现实土壤。农民工整体上的低数字化素养和个体上的低异质性差异形成的“双低”状态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数字鸿沟映射在个人层面的直观结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较城市居民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具有更深更宽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以及因此带来的全方位的“衍生性数字鸿沟”。从年龄结构看，尽管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广度和深度较处于劳动力年龄段的农民工更为显著，但他们绝大多数人已经退出了生产经营活动。面向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终端产品设计简单、容易操作即可。而农民工数字鸿沟的深化与宽化使得他们与实现市民化所需的多维度资本禀赋差距较之前越来越大。在农民工这一群体内部，数字鸿沟也存在差异。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
16、中心课题组 年在北京、上海、武汉、郑州、广州和南昌个城市完成的 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后”农民工使用 微信比例达 ，“后”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 ，而“前”农民工使用网络社交媒体的比例只有 。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网络社交媒体的整体水平更高，对互联网相 关 信 息 的 学 习 和 掌 握 能 力 要 强 于 第 一 代 农 民工。不同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以及不同区域的农民工的网络规模与网络密度差异统计结果见表。一项此前对农民工集中度最高的广州、东莞、深圳市的调查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移动互联网相关功能的使用还限于沟通交流和休闲娱乐方面，在内容接入方面存在较严重的障碍。总体上，在 世纪初期，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他们拥有的传统资本禀赋（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力资本、权利资本）缺失 ；近年来，他们又出现了新的“欠账”，即数字化能力贫困，包括数字化人力资本缺失、数字化社会资本缺失、数字化财力资本缺失和数字化权利资本缺失，如图所示。在数字化社会中，后者的缺失还会严重制约前者的提升。数据来源于财新智库（中国数字经济指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第 卷第期表不同群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