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25 卷第 3 期2023 年 8 月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25 No.3 Aug.,2023 西去中跨国难民身份建构的艰辛之旅黄 超1，娄宏亮2（1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00）摘要：21 世纪的今天，难民问题依旧是当代英语作家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莫欣哈米德的西去是一部聚焦难民问题的小说，它讲述了以萨伊德与纳迪亚为代表的难民艰辛的心路历程。从跨国难民所遭遇的源自地理、文化以及精神等
2、三重空间变动，难民在接纳国身份调适的多重障碍以及难民的身份建构等三方面展开，重点探讨小说中难民在接纳国的身份建构问题，从而试图为难民问题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案。关键词：莫欣哈米德；西去；跨国难民；身份建构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13（2023）03-0044-05 收稿日期：2023-04-09 作者简介：黄 超（1997），男，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英美文学研究。当代知名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1971）出生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他一生游历多国，曾旅居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地，堪称是一位“世界公民
3、”。常年旅居经历自是深刻影响了哈米德的个人写作，其先后创作的蛾烟 （Moth Smoke，2000）、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2007）、如何在崛起的亚洲赚取不义之财 （How to Get Filthy Rich in Rising Asia，2013）以及西去 （Exit West，2017）等作品皆呈现鲜明的跨国、旅居、难民等色彩，尤其是西去这部小说，专门论述了跨国难民问题。西去以战争为背景书写了一对恋人的逃亡之路。男女主人公萨伊德（Saeed）与纳迪亚（Nadia）在一个未名的战乱国家邂逅并且恋爱，但由于本国战乱加剧，二人不得已离
4、开故土，通过“魔幻之门”这一媒介穿越到希腊的米科诺斯岛、伦敦以及美国马林县等地，自此流散异乡。已有研究也大都从难民问题入手，探讨作品中的难民危机、难民心理以及后国族伦理共同体等话题。譬如学者庞好农主要从心理层面剖析了难民的心路历程，“个人情感、国家归属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虚无感的形成表明战乱和恶劣生存环境会扭曲人性和毁灭社会伦理”1；朱荣华则从伦理共同体视角出发，“探讨了共同体多样态发展的可能性，主张为解决新世纪难民危机问题进行的一次诗学探索，并召唤读者积极参与建构一种具有后国族伦理性质的共同体”2。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已较好地观照了该小说的主题意蕴，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深刻理解和把握该小说，但未免
5、忽视了小说中难民的身份问题。而难民的身份，涉及“一个或更多团体中成员资格的建构”3问题，显然与难民团体彼此紧密联系，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跨国难民迁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难民身份研究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现代环境和现代体验切断了所有地理的和种族特性的界线、阶级和国籍的界线、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线”4。如此一来，探究难民身份建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可以说，难民问题实则就是难民在他乡的身份纠葛。但现有文献却鲜有对身份建构方面的观照，可见对于小说中难民身份建构问题的探究仍存在较大阐释空间。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从跨国难民的地理、文化与精神三重空间转变，难民在接纳国身份调适的多重障碍以及难民的身份建
6、构等三个方面展开，重点探讨小说中难民在接纳国的身份建构问题。一、紊乱的身份：跨国难民的三重空间转变于难民而言，逃离故国就意味着失去原有家园，抵达他国则意味着栖息于新的家园。因此，家园问题是整部小说的叙述核心。在流散异乡的过程45第 25 卷第 3 期黄 超，娄宏亮：西去中跨国难民身份建构的艰辛之旅中，跨国难民经历了三重空间转变：一则地理空间的转变，二则文化身份的转变，三则精神空间的转变。难民地理空间的转换必然意味着文化身份的改变，而文化身份的改变则又极大影响了难民精神空间的变化。这样说并非夸张，“在历史上，文化始终被视为植根于空间”5。因此，“当地理空间发生转变时就意味着脱离文化，人们变得无能
7、为力并失去其身份”6。此外，在学者梅西（Massey）看来，身份是多重的，当人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带另一个地方，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语境中，其身份才能得以建构7。综上，在讨论跨国难民身份建构问题时，探究难民三重空间的转变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在每次完成地理空间转变进入一个新的接纳国后，他们总是受到当地政府以及当地人的排挤、威胁、恐吓甚至暴力压制，这一系列问题显然涉及对难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在接纳国艰难求生中，他们也通过建立新家、建立议事会以及信仰宗教等方式积极进行身份调适。但以萨伊德和纳迪亚为代表的难民群体始终处于“他者”地位，其文化身份始终无法得到认同，这导致其精神空间也发生了变
8、化。首先，他们的地理空间发生了转变。这种地理空间的转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而是通过特殊的媒介“魔幻之门”来实现的。门在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其散文集桥与门 （Bridge and Door，1991）中就专门分析了门这一意象，他认为：“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8。门的意象是跨国难民身份流动性的体现，当难民无法在接纳国实现自我调适时，他们只得通过“魔幻之门”跨越到下一个接纳国。门既是终点又是起点，“魔幻之门”在小说中不仅是地理空间转变的标志，还象征着旧生活的结束和新生活的开始。由于对战乱的恐惧，萨伊德和纳迪亚首先通过“魔幻
9、之门”来到米科诺斯岛上的一个难民区。至此，他们的地理空间完成了第一次转变。他们住在难民营，但是难民营里既没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又加之疾病肆虐，许多人因此丧生。二人只得通过“魔幻之门”来到“黑暗伦敦”，他们的地理空间完成了第二次转变。在“黑暗伦敦”，他们遭受到当地人的威胁、暴力袭击等，虽然最后和当地政府达成协议，以劳动来换取生存权，但是由于二人始终处于“他者”地位，其精神空间无法融入伦敦生活。因此，纳迪亚突然提出要离开这个地方，放弃在这里积累的一切，通过“魔幻之门”穿越到美国马林县。至此，二人的地理空间完成第三次转变。其次，他们的文化空间也发生了转变。在某些学者看来，文化空间指的是一种
10、交互性的社会建构，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是通过许多地理轴度上的联系和交流构建的9。此外，学者张平功指出：“流散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一种跨越，有着流散经历的个人或群体往往会面临母国文化和异国文化的巨大差异。”10 88因此，探究难民文化身份转变对于我们理解难民身份建构有重要意义，正是难民独特的流散经历造就了其文化身份的差异。难民是跨界生存者，他们在出生地与移居地之间的生存，既是一种空间位移，又意味着文化边界的跨越。而“文化边界不断突破和跨越的行为本身也意味着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调适、转换甚至是重构”11。因此，在难民跨界逃亡的过程中，包含了空间和文化边界的双重跨越。当二人通过“魔幻之门”到达伦敦时，他
11、们作为边缘群体，势必会遭到当地人的强烈排斥。正如朗西埃（Rancire）指出，难民这群被排斥的人变成了激进的他者，他们被排斥在社会共同体之外，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他者”，无法共享将社会共同体成员彼此连结起来的身份，此外，他们还威胁着社会共同体内部的每一个人12。难民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其文化身份根本无法得到认同。“萨伊德和纳迪亚还听说本地极端分子正组建联盟，并且得到了政府的默许”13 135。在一个全新的文化场景中，难民的文化身份始终处于一个被排挤、被操控的地位，如此绝望的处境使得难民的文化身份归属感更加渺茫。在霍米 巴巴看来，“所有流散的族裔（包括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只能处于一个文化之间
12、的世界，即第三空间，在矛盾的冲突和传统中创造自己的身份认同”14。在“黑暗伦敦”，难民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第三空间，不断在与当地人的冲突与妥协之中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最后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以劳动换生存。从表面上看，难民虽然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但仔细思考，这种身份认同仅仅是暂时的、不稳定的，难民与当地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从本质上讲是不平等的，它只是当地政府将难民边缘化的一种“好客”手段而已。最后，他们在出生地与移居地之间的生存，不仅仅是空间和文化边界的跨越，同时还意味着精神空间的改变。有学者指出，宗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有组织的内心精神性的表达15 9。毫无疑问，宗教信仰可以视为精神空间的
13、载体。在小说中，祷462023 年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告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意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剖析宗教信仰的变化进而探究精神空间的转变。在离开故国之前，萨伊德的家庭信奉宗教，时常祷告，而当纳迪亚问萨伊德“你不做晚祷吗？”，萨伊德回答说“不总是”13 4，由此可见，萨伊德对于宗教并非虔诚。但当二人到达黑暗伦敦时，萨伊德仿佛变得虔诚起来。他遇到了来自他本国的难民，“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有种不一样的感觉。他感知到某些东西，不仅有精神层面的，还有人性层面的”13 152。到后来，二者流散到马林县，萨伊德更虔诚了，祷告的次数更多了。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纳迪亚天性开放，向往新事物，
14、在黑暗伦敦时，“她既不祈祷，也不愿说家乡话，还躲着同乡”13 187。他们两人的精神世界仿佛越来越远，二人最终竟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至此，萨伊德和纳迪亚的精神空间与流散之前相比而言发生了巨变。此外，对待“性”这件事上，纳迪亚和萨伊德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性不仅是肉体的交合，更是灵魂的共鸣。有学者指出，性和精神性紧密相关，性行为不仅是生殖行为，而且是人类表达感官享受、关系、忠诚的能力15 40。这就意味着，当对待“性”的态度发生转变时，精神空间也随之改变。在逃离之前，萨伊德认为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相比之下，纳迪亚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则比较开放，但随着故国内战升级，二人最终发生性关系。之后在逃亡途
15、中，萨伊德和纳迪亚在对待性这件事上变得愈发冷淡。由此可见，萨伊德和纳迪亚在对待“性”的问题上的转变折射出其精神空间的变化。综上，难民在跨界流动中，势必会面临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以及精神空间的三重转变。地理空间的变化对于难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空间起着极大的影响，反过来，难民在接纳国的文化归属感和精神认同感直接决定了难民去留。在接纳国，当地政府和本地人又是如何对待难民的呢？难民又是如何在艰难困境中积极进行自我调适的呢？二、不好客的“好客”：在接纳国身份调适的多重障碍一方面，上述三重空间的转变是导致难民身份紊乱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接纳国对于难民的态度更是直接决定了难民的身份能否调适成功。难民通过“
16、魔幻之门”来到接纳国寻求庇护本质上就相当于客人突然闯入主人家中，势必会引起主人的“好客”行为。好客观念古已有之，于康德而言，永久和平的前提就是人类克服其自然状态，达到一种表现为公民社会的理性状态，其中法律、政治起着关键作用16。而勒维纳斯则追求一种“绝对好客”，他认为这是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是超越纯粹政治思想而基于公正的。德里达的“好客”理论则是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勒维纳斯的“绝对好客”的基础上提出的17 3-4。在德里达看来，外人无外乎有这么两种：一是作为绝对他者的外人，当客人到来时，“我”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欢迎、服从客人；二是基于政治和法律的外人，即康德所倡导的基于过滤和抉择的“有条件好客”，在进行“好客”活动之前，客人必须回答“你是谁？”“你来自哪里？”等问题，通过这一系列问题来确定好客原则。可见好客问题与“客人”的身份问题紧密相关，“客人”的身份问题显然是“主人”行使好客行为的前提。接纳国的“好客行为”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则外部层面的不好客，包括接纳国采取的暴力、科技手段对难民实施不好客；二则意识形态层面的不好客，即接纳国通过与难民达成一系列协议将其边缘化为“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