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古今中外税汤汤三千里汉江，延绵着不朽的中华文明。作为汉水文化核心区的襄阳，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历来为南北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是汉水流域十分重要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襄阳成为历史上的区域性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汉水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区域。随着凤凰咀遗址的发掘，襄阳的城市发展史从距今 2800 年推进到了 5000 年前。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是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作为税务人，梳理挖掘以汉水为依托的襄阳税史别具意义。历史上，襄阳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税赋史的深度“参与者”，也是承担国家税赋任务的重点区域。不论税赋制度如何变化，我们总能在中国税赋史
2、中，寻找到襄阳若隐若现的身影。襄阳是税制改革的“试验田”早在周朝，襄阳就成为了税赋史上的“明星”。诗经 大雅 崧高 中记载“维申及甫 维周之翰四国于蕃 四方于宣”，其中的“甫”指的就是仲山甫，他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后裔，虽家世显赫，但本人却是一介平民。早年务农经商，在农人和工商业者中都有很高威望。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 年），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类似于后世的宰相），他的封地就是今天的襄阳樊城，从此以樊为姓，为樊姓始祖，所以又叫“樊仲山甫”。他可谓是古代鼎鼎大名的“税制专家”，其主要功绩就是他以其封地襄阳为“实验田”，沧桑阅尽五千年沧桑阅尽五千年 税说流淌三千里税说流淌三千里浅谈襄阳税史浅谈襄
3、阳税史惠敏寇斯祺古今中外税47进行税收体制改革，废除“公田制”和“力役地租”，推行“私田制”和“什一而税”。其中，原本的“公田制”由来已久，夏朝授予每户田 50 亩，以其中 5 亩作为税负，且按若干年平均产量作为纳税的计数标准，殷商时期，以630亩作为一井，分为9区，每区70亩，中为公田，其余8区每家耕种一区。周文王所定井田制，方一里为一井，一井有田 900 亩，中画井字，界为 9 区，每区田 100 亩，井字之中 100 亩为公田，其余 8 区为授田，分给 8家，公田之中20亩为庐舍（8家住所之地），余80亩共同耕种，收获按每家10亩平分后归其私，但每家按10亩田的收获作为税负，故对每家来说
4、实际税负相当于公田10 亩的收获。不论政策怎么变化，“公田制”基本是将村庄附近的田地划分成若干块，再按照面积比例将其中的几块化为公田，粮食收获后需要将公田的产出上缴给国家。但由于土地上劳作的农民没有人身权利，产出的粮食也不归耕种的农民，所以农民种田没有积极性，导致粮食减产、土地抛荒，国家税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仲山甫所推行的“私田制”和“什一而税”，相当于是政府承认了农民私自开荒后获得土地的合法性，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对所有土地统一按照收获的10%征收税赋，此举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一举扭转“野有庾积，场功未毕”（国语 周语中）的局面，成就了周宣王时期的繁荣景象，史称“宣王中兴”。襄阳是先
5、进税制的“开创者”公元前886年，第六代楚君熊渠在襄阳即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扩张的需要，楚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原始的赋税制度贡赋制。贡赋，即“贡献”与“军赋”，前者指奉上各种实物财产，后者则指各种劳役、兵役。早期的贡赋制度，使得楚国国君能够通过役使各层级的宗族，把国家力量集中起来，与周边的其他诸侯国和蛮夷部落形成了强烈的文明代差，接连攻占了庸、鄂等小国，占据了肥沃的江汉平原。由于楚国快速扩张，楚国境内出现了大量不属于大宗族的土地，根据 左传 庄公十八年记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尹之”的意思是使谁作为县尹，说明作为春秋时期较早实行郡县制的国家，楚国在公元前 7 世纪早期就
6、已经有了成型的郡县制。楚国在攻打下来的富庶地区设县置尹，相当于直辖税源地，以行政力量直接管辖地方。由此，底层百姓生产生活所产生的财富，自然也能够被国君以赋税、劳役的形式直接征收，避免了大宗族这层“中间商”的剥削，让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起社会财富。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48 年）记其事曰:“楚蒍掩为司马.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堰猪、盯原防、牧限皋、井衍沃、量入修赋。”所谓的“量入修赋”，即通过测量全国山川、树林、农田的土地质量，按土地产出物的等级作为计税依据，直接向普通百姓统一征收实物税款和劳役兵役，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了根据计税依据征收赋税的财税制度，也就
7、是“县赋制”，这种领先时代的赋税改革，使楚国国力一度“兵震天下，威服诸侯”。襄阳走出减税降费的“探索者”汉朝时，从襄阳走出的皇帝刘秀，倡行“柔治天下”的执政理念。重视税赋，运用税收杠杆推动施政纲领的落实，是光武帝刘秀的成功探索。当时的汉光武帝，通过“减税降赋”等办法，减轻人民负担，是当时极为先进的税赋制度。资治通鉴世祖光武皇帝 上记载“（建武六年）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表明即使战争年代，国家急需财政补充时，光武帝仍下令实行“三十税一”。这一仁政措施，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后汉书 光武帝纪 记48古今中外税载：建武十五年（公元
8、 39 年），刘秀“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依照核实的田亩和人户数量，征交田税和口赋（人头税），保护了自耕农的土地权益，同时公平了税赋负担。同时，刘秀慎用减税，对不合理的地方减税要求予以驳斥，而对真正遭灾的地方“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温暖和争取了民心，实现了社会公平。种种先进的税赋制度，都从更高层次上鼓励了生产，更长远地增加了国家税收，促进了经济发展，为“光武中兴”打下了坚实基础。襄阳是“茶税入市”的“承担地”我国是茶的故乡，早在商代就开始栽种茶树，襄阳更是有着3000多年的茶叶种植历史，是人类活动中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地区之一。据茶叶加工的最
9、早文字 广雅 一书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中的“荆、巴间”就是现在襄阳南漳、保康、谷城一带。此时茶叶已经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作物，为襄阳地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新五代史 谓：“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茶务以卖茶，其利十倍。”不仅如此，当时的襄阳还是“万里茶道”陆路起点,茶叶贸易水路陆路的集散中心，襄阳附近的吕安驿、汉江驿、潼口驿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唐朝时规定，凡出茶州县和茶山，就地征税，茶商往来要道，收运销税，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公元907-930 年在位）鼓励民间种茶；民茶由官府抑价收购后，或运至黄河以北交换战马，或招徕各地商人来楚购茶，“
10、官征茶税每年茶利收入，以百万计。”到了宋代，因为京湖战区主力移驻襄阳，湖广总领所一年需要960万贯军费，户部的常赋（即中央预算）只能提供 500 万贯，不足的部分都是通过茶盐引和榷货（即茶盐专项税收）填补。南宋名臣李曾伯在上奏中提到：“乃若上流茶税，往年籍以通融，贴助岁收甚夥，自臣到任，归之国用。今江州分司岁收未暇计，先来鄂、岳两场自淳祐十二年二月至今年四月收七百余万，通而计之，何翅几千万。是皆向来总所所有也，今无是矣。”“制、总两司岁仰茶利以佐军费，总所约收数百万，制司亦收数十万。”由此可知，原来的湖广总领所仅仅一年的茶利都有数百万贯，加上盐利，基本可以满足京湖战区的军费要求。值得一提的是，
11、宋代茶税较于之前更为复杂、严密、完善和合理：实行定额货币税制，宋代茶商贩销茶，须先到京师榷货物处申请，由榷务开给引、凭，又称“税引”，类似于现在的身份证、纳税申报表和相关凭证，茶商可以凭此到山场提货并缴税。若超过规定纳税时限就须交纳罚款，这是目前我局发现较早的“税收滞纳金”雏形。从历史上来看，自唐德宗建中元年始征茶税，到2006年茶叶随着废止 农业税条例 成为免税产品。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或张或驰，或得或失，使茶税一度超过盐税成为封建王朝税古今中外税49收第一大来源，不可否认的是，襄阳的茶叶、茶税都为当时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襄阳点燃“红色税收”的“星
12、星火”1929年至1930年，相继爆发了蒋桂、蒋冯、中原大战，驻防鄂北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调集中原等战场。其间，枣阳各级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和鄂北特委领导下，掀起了新一轮革命高潮。1930 年 7 月，在襄东农民运动指挥部的基础上，襄阳县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襄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当时，襄阳县苏维埃政府辖4个区，20多个乡（主要在今襄州、枣阳、宜城一带）。在辖区内早早燃起了红色政权独特税制的星火，在艰苦战斗中，打击了反动势力，唤醒了民众，滋养了红色武装，是红色税制的一次重大实践，也为后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在财税经济政策上，襄阳县苏区政权出现了有别于国民政府的红色特色税制：一是减租拦稞。县苏
13、维埃成立前后，土豪劣绅和部分中小地主逃亡外地。在未实行土改之前，县苏维埃即实行了“减租拦稞”的政策。对一般中小地主，租稞减为百分之四十，以维持生活为限，对逃亡地主实行“拦稞”。将其租稞上交区、乡苏维埃公有，并没收其全部家产，分配给贫苦农民；二是征收土地税。1931年春季，苏区进行土地改革。夏季，开始征收土地税。夏粮，上等田按亩产八斗（二百斤）计税，税率百分之十；秋粮，上等田接亩产一石七斗（三百五十斤）计税，税率百分之十。烈军属和在区、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员的土地，均由代耕队代耕，土地税照征。土地所征税款，由乡苏维埃政府保管，主要支付过往的红军部队和苏维埃政府的活动经费。三是征收关卡税。县苏维埃
14、政府在襄南二区沿江的王集、官庄设了两处航行税卡，规定凡是国民党军用船只和资本家的商船一律没收，一般民用商船，按百分之二十的税率报税通过。不少商船通过航运税卡时，雇请国民党军队押运护送以期偷逃税款，而苏区则派出当地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拦河阻击，武装护税。1931年11月，襄南二区赤卫队截获国民党五十一师一只装载军用医药的木船，将其全部没收，上交“边革”红军医院。税卡还把缴获的军用服装和布匹，送往“边革”被服厂以充军用。相对于国民政府各类苛捐杂税，襄阳红色政权的税收政策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普通民众的关怀，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沧桑阅尽五千年，税说流淌三千里。在襄阳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发生过太多太多的“税事”，有太多太多的“税史”仍需我们探索、求证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