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6 3卷 第2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6 3 N o.22 0 2 3年3月J o u r n a l o f H e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M a r.2 0 2 3左翼文学的“应然性”与语言张力(1 9 3 0-1 9 3 7)陈 红 旗(海南大学 人文学院,海南 海口 5 7 0 2 2 8)摘 要:在2 0世纪3 0年代左翼文学话语中,反帝反封建和阶级革命的语义学成分随处可见。左翼文艺界有效地将文学创作、文化运动与革命/政治结合起来,实现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革命/政治语言的有机融合
2、,跨越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革命/政治语言之间的鸿沟,这不仅带来了一场文学的历史性变革,还令左翼文学话语能够在他者那里汲取到更多的力量和真理。在左翼作家的笔下,流氓无产者、罢工工人、暴动农民和抗日士兵的对话交谈创造了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话语天地,他们往往以看似恶毒的骂语宣告自己的政治立场、反抗态度和破坏本能。无论是从民间交往、市井对话还是从工农俗语、士兵詈骂中,左翼作家总是能领悟到劳苦大众反抗剥削压迫和求索民间正义的强烈诉求,尤其是急切要求改变现状、摆脱现存秩序的心声,这些应然性因素是他们能够持续对革命想象过程加以叙述的重要原因。关键词:左翼文学;“左联”;应然性;语言张力中图分类号:I 2 0
3、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0-5 2 4 2(2 0 2 3)0 2-0 0 7 3-0 6收稿日期:2 0 2 20 83 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2 1&Z D 2 5 9)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的想象与叙述(1 9 2 7-1 9 4 9)”(1 7 Y J A 7 5 1 0 0 6)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陈红旗(1 9 7 4-),男,吉林双辽人,文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在2 0世纪3 0年代,尽管“左联”一再努力培养农民诗人、工人作家,但最终意识到“在而今的世界里,说要使无产阶级的人,
4、充分获得文学上的修养,而建 立 他 自 己 阶 级 的 文 学,那 是 绝 对 办 不 到 的事”。为此,左翼知识分子自觉成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而左翼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用生命和创作去宣教拯救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乃至全人类。来自专制的统治势力及其现存体制的沉重压迫力图让左翼知识分子屈服,但却激发、成就了左翼文学的强旺生命力。在某种层面上,这种负担越重,左翼知识分子的生命就越贴近大地和真实。对于1 9 3 0-1 9 3 7年间的左翼文学而言,构想和引导正向的价值信念,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重构新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新感性或新认识,都需要一种新的话语去表达和传导
5、。这无疑为左翼文学带来了诸多新的词语、声音、意象、姿态、立场以及审美之维。显然,左翼话语在左翼文学组成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有着本体的意义,但从语言或话语层面来研究左翼文学的成果极少,仅有少数学者探析部分左翼作家语言的“革命化”转型和左翼乡土小说语言及句法的本土化现象,而关于左翼文学话语的独异性研究明显不足。也因其如此,本文力图探析2 0世纪3 0年代左翼文学话语的应然性、工具性、新感性和内在张力等问题,以期加深对左翼文学带来的历史性变革现象的认识。37香谷: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 0 1
6、 0年,第8 0页。吴竟红:试论部分左翼作家语言的“革命化”转型,文史哲,2 0 0 8年第5期。田丰:左翼乡土小说语言及句法的本土化,兰州学刊,2 0 1 7年第6期。DOI:10.15991/ki.411028.2023.02.013一、应然性与工具语言左翼文学引导劳苦大众砸碎控制他们的各种枷锁,还必须让劳苦大众与专制统治者的语汇和思维模式决裂。当然,这种决裂只是相对的,因为无论是左翼文艺界还是劳苦大众都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统治阶级话语体系的新语言,他们一方面利用从俄苏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以及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口号中学到的革命话语,另一方面借用资产阶级曾经使用过的现代话语来实现上述决
7、裂。是故,左翼文学的先锋性和革命性除了表现在思想意识方面,还表现在运用和建构一种不同的文学话语,这些话语标识了这场阶级革命与以往农民起义性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关系。事实上,左翼文学的话语中随处可见反帝反封建和阶级革命的语义学成分。这里以几首左翼诗歌为例。奇玉在 新谱小放牛 中以问答和对比的形式展现了严重 的社会不公 现象:“什 么 人 天 上 笑 嘻嘻?/什么人地下苦凄凄?/什么人种稻没得米,/什么人养蚕没得衣?/大军阀天上笑嘻嘻,/小百姓地下苦凄凄,/庄稼汉种稻没得米,/采桑娘子养蚕没得衣。”王亚平在 孩子的疑问 中借助孩子大五询问父亲的口吻和句式表达了强烈要求打倒日本侵略者的朴素的民间意
8、识:“爸爸,/为什么日本兵老欺侮我们呢?/人都说东三省叫他们抢去了,/还要占塘沽,占天津,是真的吗?/大五说:小日本真该打倒了!/谁去打倒小日本呀!爸爸?”殷夫在 上海礼赞 中既批判了上海的腐朽和罪恶,也指出了上海作为孕育无产阶级母体的事实,还指出了上海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发源地的应然性:“上海,我梦见你的尸身,/摊在黄浦江边,/在龙华塔畔,/这上面,攒动着白蛆千万根,/你没有发一声悲苦或疑问的呻吟。/这 是,一个模 糊 的 梦 影,/我 要 把 你 礼赞,/我曾把你忧患,/是你击破东方的谜雾,/是你领向罪恶的高岭!/你现在,是在腐烂,/有如恶梦,/万蛆攒动,/你是趋向颓败,/你是需经一次诊探
9、!/你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母胎,/你的罪恶,/等于你的功业/你做下一切的破坏,/到头还须偿还。”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左翼作家立足于他们的政治领地,并积极融入左翼文学和文化运动的整体之中,不仅让左翼文学和文化引导着阶级革命的方向,还借用不满社会现实者的言语和运思理路证明这种阶级革命的必然走向。与新月派和论语派富有诗意的文学语言相比,“左联”引导下的富有左翼视域的文学语言太过现实和沉重,这不仅是一种工具主义语言,更是一种革命工具。在左翼文学领域,无论是革命现实主义者还是革命浪漫主义者,均以推崇和信奉辩证唯物主义为前提,他们坚持在文艺批评、文化建构乃至文学创作中融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
10、础、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这对左翼作家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茅盾在创作 子夜 时,为了写出证券交易所的紧张气氛,曾专门到上海最著名的华商证券交易所去观察数日,如此他才感触、认识和体悟到:交易所是谣言的摇篮,这里每天充满“战争的空气”,无论是多头还是空头,都有可能一念暴富或一念破产。无稽的谣言会在交易所里令债券大涨大落,令人们在谣言中或幻想、或兴奋、或绝望。谣言的背后其实是人心的变化多端和难以揣测。也正是因为有了前期体验生活的实地观察,茅盾才会写出如此精彩的语句:“谣言从各方面传来。华商证券交易所投机的人们就是谣言的轻信者,同时也就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三马路一带充满了战争的空气!似乎相
11、离不远的昼锦里的粉香汗臭也就带点儿火药味。”这种情景描绘只是一种想象和比喻,却因为“战争”和“火药味”等词语的运用显得真实乃至精准无比,令读者形象地体会到证券交易所不是战场却胜似战场的极度紧张气氛,以及空头与多头之间你死我活的对垒和决战情状。1 9 3 1年以后,为了有效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也因为重视“实践”的作用,“左联”一直要求盟员主动融入大众生活。应该说,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 9 2 4年沈泽民就强调过:“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农民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
12、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斥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绝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可以说,2 0世纪2 0年代的革命文学家并没有做好与大众连接这件事,结果就是无法写好对于和他们“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47奇玉:新谱小放牛,王训昭选编:一代诗风:中国诗歌会作品及评论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6年,第2 0-2 1页。王亚平:孩子的疑问,王训昭选编:一代诗风:中国诗歌会作品及评论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6年,第5 7页。殷夫:上海礼赞,周良沛编选:中国新诗库(第二辑)殷夫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 9 9 0年,第6 8-6 9页。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
13、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4年,第2 7 3页。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 9 7 9年,第4 0 5页。情形和人物”,就算“硬着头皮”去写也会“弄成错误的描写”。但“左联”的推动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推进,令左翼作家认同融入劳苦大众生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而在创作方面有所改观。比如,为了更好地塑造工人形象,丁玲从1 9 3 1年夏天起每周都“穿起粗布衣”到工人中去调研,有时还直接从事工人运动。显然,正是因为这种体验生活的经历,使她在原本并不熟悉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创作了 法网 消息 奔 等工人题材小说。而她
14、“尽可能使革命的思想倾向与真实的艺术形象统一起来,从而缩小、减少了 左 倾幼稚病造成的损失”,这确实 是 她 当 时“较 其 同 辈 人 的 一 个 显 著 优 异 之处”。“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左翼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现学现用是2 0世纪3 0年代左翼作家与国民党御用文人在创作方式上的根本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不是在共产党领导和引领下的左翼文艺界优于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文人的地方。因为一部分国民党人也是接受唯物论和社会主义的,所以国民党才会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围剿时容许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传播。这也是1 9 3 0年前后国内出现译介和出版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高峰期的原
15、因。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庞大、艰深的思想宝库和理论体系,即使是在左翼理论家之中,也没有几个能够相对精准地予以掌握,那么劳苦大众就更无从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了。至于左翼文艺工作者们,他们只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但即使是想把这点基本原理给普通读者讲解清楚也很难做到。所以最好是通过简单的行动口号宣示或价值体系重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蕴藉于文学作品中,令读者能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和教育。应该说,在创作过程中运用“实践出真知”这样的方法论去体验劳苦大众的生活,大部分左翼作家还是做得到,但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真正融入创作并不容易,除了理论融入创作这件事本身就很难之外,还须作者强
16、行用想象的无产阶级意识去压制自己真切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这才是最难的地方,恰如瞿秋白自我剖析的那样:“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以是观之,当左翼作家能够主动去想象、感受和叙述劳苦大众的苦难时,已经显得弥足珍贵了,在当时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模仿或者想象劳苦大众如何对话和表达情感。这种对劳苦大众话语的模仿和想象,在不同文学文体作品中的占比是不同的,比如:杂文中很少见到,占比最小;小说和诗歌中多通过人物言说得以表现,占比相对较多;话剧中的占比最大,因为人物的对话非常多。不过,不论占比多少,这些“大众”话语所呈现的语态是相似的,基本上是抗议、呐喊、怒斥、诉苦或者叫骂,它们表现了劳苦大众在对现实状况的拒绝和声讨中对民间正义的追索。二、想象、叙述与语言张力文学与政治的差别本就非常明显,文学想象和政治斗争的连接也并不容易,但左翼文艺界有效地将文学创作、文化运动与革命/政治结合起来,实现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革命/政治语言的有机融合,跨越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