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代带柄方身器纹饰与图像探研064 毕 洋（成都中医药大学 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31）夏保国（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原 媛（湖南科技大学 齐白石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摘 要 本文在全面梳理考古出土汉代带柄方身器材料的基础上，结合金石学文献著录的同类方身器，对方身器的形制、部分有曲解的纹饰及图像内容进行了重新厘定，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剖析。方身器与汉代画像相同的图像与纹饰内容、大致相同的流行时间和分布区域、较为特殊的使用者身份以及其纹饰与图像内涵均为象征升仙，进入天国仙境，这些情况反映出方身器不同于墓葬中辟邪镇墓的压胜钱，
2、更不可能是具有使用功能的专门工具，而是汉代非富即贵阶层所使用的一种特殊丧葬用具，它具有象征辅助升天以顺利进入天国仙境的功能。关键词 汉代；方身器；升仙 中图分类号 J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23）04-0064-08收稿日期：2023-04-03作者简介：毕 洋（1988），男，四川内江人，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美术考古，医药文物考古。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项目“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LSYZD21018）；贵州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聚落、人口与文明
3、进程研究”（21GZZD35）；2022 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汉代画像石主神图像研究（22B0500）的阶段性成果。汉代带柄方身器纹饰与图像探研 一、言旨在汉代器物中，有一类带柄方身器。其器体呈竖向，可分为首、柄、身三部，各部饰有各种纹饰及图像。大体而言，首部为盘龙形、卷云纹或环形；柄部多镂空铸有翼马、凤鸟图案，抑或是素面、刻字等；身部则多密布粟状纹短齿，或施有扶桑树仙境图、西王母仙境图、“S”形纹、云纹、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等。除极少为铁质外，多为铜质；一般通长 1019 厘米，宽 47 厘米。关于此类铜器的著录，始见于宋人王黼的宣和博古图，1954-955由于其器形类似于战国
4、时期的刀币，故王氏认为是专门用于墓葬中镇墓辟邪的“压胜钱”。其后，清人梁施正等编撰的钦定钱录、2196-198李佐贤的古泉汇3679-682以及冯云鹏和冯云鹓的金石索4202也收录有此类铜器，并沿用王氏的称谓。此外，容庚先生的秦汉金文录亦有收录，称之为“宜月器”。5445自该类器始见于考古发现以来，学界围绕其命名、功能等方面的讨论可谓聚讼纷纭。要而言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沿用王氏的称谓称其为“压胜钱”；638-50二、认为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工具，如“”、794-96“锉”、834-42脚错、935-40“信符”1045-62等；三、或认为是与早期宗教有关的牌饰。1191-98鉴于以往的研究多着
5、重在于考古类型学研究、形制功能解构、历史文献考证、浅显地图像比较研究等方面；1277-92而对于从带柄方身器其纹饰及图像能旨所隐含功能原意的剖析则相对鲜少探颖。对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考古出土这类器物的纹饰及图像进行剖析，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另外，由于学界对其命名的问题莫衷一是，故我们根据其器形特征，以“带柄方身器”称之（以下简称方身器）。二、纹饰与图像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范围内出土有方身器共计 40 件，除极少为窖藏出土外，余大多出土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中晚期的墓葬中。13279-303据笔者检核，考古出土的方身器其首部主要为盘龙形，极少为卷云纹和环形；柄部多为翼马，少部分
6、为凤鸟，另有极少的鱼纹、骆驼纹或刻字等。既此，为充分厘清方身器的纹饰与图像内容，我们主要根据方身器器身纹饰及图像的不同对其进行梳理。（除单独注明方身器为双面外，余均为不详。）1.扶桑树仙境图器身由下至上有一蜿蜒向上呈“S”形的抽象扶桑树形象，四周或有枝蔓及云气纹环绕；树中部有一动物，或为翼马、或为玄鸟。设计与设计史研究 065美术与设计|FINE ARTS&DESIGN 2023_04标本 河南焦作嘉禾屯窖藏：20，双面（图1-1），1418-27另有河南洛阳吉利区炼油厂 C9M445：副 3-2，双面（图 1-2）、1552-59湖北纪南城毛家园M5：2（图 1-3）、1611-15陕西兴平
7、豆马村窖藏：5（图 1-4）、1712-14云南江川李家山 M86：6，双面（图1-5）、18144重庆万州大邱平 M39：27-1（图 1-6）。19215鉴于考古出土的方身器其扶桑树仙境图多因锈蚀而纹饰不清，为便于直观辨识，我们另举古泉汇收录的一件扶桑树仙境图方身器（古：679 下右）以资参照（图 1-7）。36792.器身主体为“S”形纹器身由下至上有一“S”形图案，其间密布粟状短齿；周围有不规则条形镂孔若干；四周或有云气纹。标本 湖南永州鹞子岭 95YM2：41、42（图 2-1、图 2-2），1045-62另有湖北南漳城关花石桥 M3：8（图2-3）、2025-30陕西华阴岳庙 M1
8、：94、2142-48西安邮电学院长安校区 M971：12、22844陕西交通学校 M31：12（图 2-4图 2-6）、23442河北石家庄东岗头村（图2-7）、24655-656四川庐阳先锋（图 2-8）、935-40江苏邗江姚庄村 M102：87，双面、2550-65江苏兰陵恽家墩 M23：22、2644-58江苏东阳军庄 M199：12、935-40（图2-9图 2-11）甘肃武威汉墓，双面（图 2-12）。27143.器身密布粟状短齿纹饰器身两面均密布粟状短齿纹饰，其上或有其他纹饰，但多模糊不清。标 本 河 南 陕 县 刘 家 渠 M3：36，双 面（图3-1）、28107-168西
9、汉宣帝杜陵寝园便殿井窖Y2，双面（图3-2）、2961陕西西安雅荷智能家园 M9：21，双面（图3-3）、22182陕西安康黄土梁 M2，双面（图 3-4）、834-42四川绵阳涪城区 XYM1：42（图 3-5）、3090-94湖南长沙五里牌 M009，双面（图 3-6）、638-50重庆万州大邱平 M22：73，双面，器表鎏金（图 3-7）。19804.器身为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器身由上至下有四组对称“”曲尺纹，每组曲尺纹间有一组对称“（）”月牙形纹（共三组）；其间密布粟状短齿。标本 湖南长沙纸园冲 M79（图 4-1），3140-48另有山东掖县坊北村（图 4-2）、3234
10、-38重庆云阳旧县坪 04YJET0711 C：6（图 4-3）、332032-2096重庆万州青龙嘴 M33：4，双面（图 4-4）、34721-771四川西昌六合公社汉墓出土两件，纹饰均相同（图 4-5、图4-6）；3545-56四川成都岷山饭店（图 4-7）、935-40甘肃平凉庄浪，双面（图 4-8），935-40四川双流庙山M11、2718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M21：24，双面（图4-9）。2242图1 扶桑树仙境图方身器图2“S”形纹方身器图3 粟状短齿纹方身器图4 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方身器1、2.湖南永州鹞子岭（M2：41、42）；3.湖北南漳城关（M3：8）；4.陕西华阴岳庙
11、（M1：94）；5.陕西邮电学院长安校区（M971：12）；6.陕西交通学校（M31：12）；7.河北石家庄东岗头村汉墓；8四川芦阳先锋村汉墓；9.江苏邗江姚庄（M102：87）；10.江苏兰陵恽家墩（M23：22）；11.江苏盱眙东阳军庄（M199：12）；12.甘肃武威汉墓1.河南焦作嘉禾屯窖藏（藏：20）；2.河南洛阳吉利区炼油厂（C9M445：副3-2）；3.湖北荆州纪南毛家园（M5：2）；4.陕西兴平豆马村窖藏；5.云南江川李家山（M86：6）；6.重庆万州大坵坪（M39：27-1）；7.古泉汇（古：679下右）1.湖南长沙纸园冲（M79）；2.山东掖县坊北村汉墓；3.重庆云阳旧县坪
12、（04YJET0711C：6）；4.重庆万州青龙嘴（M33：4）；5、6.四川西昌六合公社（M1）；7.成都岷山饭店东汉墓；8.甘肃平凉庄浪汉墓；9.陕西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21：24）1.河南陕县刘家渠（M3：36）；2.陕西汉宣帝陵寝园便殿井窖（Y2）；3.陕西西安雅荷智能花园（M9：21）；4.陕县安康黄土梁（M2）；5.四川绵阳涪城区（XYM1：42）；6.湖南长沙五里牌（M009）；7.重庆万州大丘坪（M22：73）汉代带柄方身器纹饰与图像探研066 5.器身为鱼纹器身或为单鱼纹，或为并排双鱼纹，其间密布粟状短齿。标本 四川汉源桃坪 04HTM1：1-3，双面，卷云首，柄上阳铸一“
13、”字，身为双鱼纹（图5-1）。363-24四川荥经牛头山 M2：1，双面，环形首，柄部素面，身饰单鱼纹（图 5-2）。794-966.器身施西王母仙境图器身上部中间有一端坐状西王母，其旁左右各有一相对西王母而坐的侍者；器身中部有一伏羲，其旁左右分别为青龙白虎。标本 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双面，凤鸟柄，身部一面为粟状短齿，一面为西王母仙境图（图 5-3）；3773-78四川成都红苕坡 M70，双面、2718四川华阳新官山、2718云南昭通象鼻岭采：1，双面（图 5-4）。38240由于考古出土的饰有西王母仙境图的方身器其纹饰多锈蚀不清，我们另举古泉汇著录的一件西王母仙境图方身器以资参照（图 5-5
14、）。3680三、形制、纹饰厘定由于方身器年代久远且锈蚀较严重，故部分方身器的形制、纹饰及图像内容均不易辨识。但在已刊布的考古发掘简报或报告中，存在着对方身器的形制、纹饰及图像内容等描述有疏漏或舛误的情况，继而引致相关研究对于该类铜器图像和纹饰的曲解。因此，当前有必要对考古出土方身器的形制、部分模糊不清的纹饰及图像内容进行重新厘定。据笔者检核，在已见诸报道的考古发掘简报或报告中，除注明双面者外，余均未见有注明单面者；抑或是关于其形制单面或双面均未有说明而不详。从考古出土的方身器来看，既明确说明形制为双面且刊布有该器的双面线图者有河南洛阳吉利M445：副 3、重庆万州大邱平 M39：27、云南昭通
15、象鼻岭采：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其中，洛阳吉利M445：副 3 一面为扶桑树仙境图；另一面为“S”形纹，其间密布粟状短齿；万州大邱平 M39：27 与之相同。（图 6-1、图 6-2）昭通象鼻岭采：一面为西王母仙境图；另一面密布粟状短齿，其间有多条不规则形镂孔若干；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出土者亦如此（图6-3、图 6-4）。另在金石学著作中收录双面方身器的有金：202右、古：681 上右、古：680、古：679 下右。其中，金：202 右两面均为粟状短齿纹饰，其间遗留有多条不规则形镂孔若干（图 6-5）；古：681 上右两面均为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其间密布粟状短齿（图 6-6）；古：680 一面为
16、“S”形纹，另一面为粟状短齿纹饰（图6-7）；古：679 下右一面为“S”形纹，一面为扶桑树仙境图（图 6-8）。通过比较考古出土及金石学著作收录的双面方身器，我们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从纹饰及图像内容来看，考古出土的双面方身器一面饰有扶桑树仙境图或西王母仙境图；另一面则均密布粟状短齿纹。金石学著作收录的双面方身器一面则有密布粟状短齿、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S”形纹、扶桑树仙境图等；另一面也皆为粟状短齿纹饰。也就是说，不论方身器一面究竟施铸哪一种纹饰或图案，其另一面皆为粟状短齿；抑或是两面皆为粟状短齿。第二，从方身器纹饰的铸造或施刻方式来看，皆为镂空、透雕，因此不论考古出土还是金石学著作
17、收录的双面方身器一面皆为可以辨识的纹饰或图案；另一面由于其透雕或镂空的原因，则在粟状短齿的这面均显示有一定透雕或镂空纹饰的痕迹，如“S”形纹、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第 三，在 具 体 纹 饰 方 面，如 河 南 洛 阳 吉 利M445：副 3（图 6-1），一面为扶桑树仙境图；另一面尽管为粟状短齿，但粟状短齿间又透出“S”形纹饰；重庆万州大坵坪 M39：27 亦然（图 6-2）。也就是说，就施刻有扶桑树仙境图的双面方身器而言，密布粟状短齿纹饰中所暗透的“S”形纹可能为其另一面所透雕的扶桑树仙境图所致。第四，饰有西王母仙境图的双面方身器如云南昭图5 鱼纹、西王母仙境图方身器1.四川汉源桃坪（04
18、HTM1：1-3）；2.四川雅安荥经（M2：1）；3.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4.云南昭通象鼻岭（采：1）；5.古泉汇（古：680上右）图6 考古出土及金石学著作收录的双面方身器1.河南洛阳吉利（M445：副3）；2.重庆万州大坵坪（M39：27）；3.云南昭通象鼻岭（采：1）；4.简阳东溪园艺场；5.金石索（金：202右）；6-8.古泉汇（古：681上右、古：680、古：679下右）设计与设计史研究 067美术与设计|FINE ARTS&DESIGN 2023_04通象鼻岭采：1（图 6-3），一面为西王母仙境图；另一面为粟状短齿纹饰；但其间因暗透有西王母仙境图的痕迹，且又因满铸粟状短齿，故我们
19、观之则为许多不成形的镂孔，简阳东溪园艺场出土者与之相同（图6-4）。这即是诸多考古简报或报告中因纹饰锈蚀多描述为双面皆密布短齿，其上有透雕纹饰但纹饰不清的原因。第五，从著录的方身器看，如古：681 上右（图6-6），双面皆密布粟状短齿，但两面又遗留有对称曲尺纹、月牙形纹痕迹；要而言之，即施刻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的方身器因为镂空或透雕的原因，该方身器的两面应都有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故施刻此种纹饰的方身器应都为双面。因此我们认为，仅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汉代带柄方身器其形制应均为双面，方身器的一面皆有相对可以辨识的纹饰或图案；另一面则为密布的粟状短齿。但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纹饰锈蚀模糊，加之其透雕、镂
20、空工艺；有部分方身器则仅显示双面密布粟状短齿其上有透雕纹饰模糊不清的现象。其中，粟状短齿遗留有“S”形纹者，其另一面可能为抽象扶桑树图；粟状短齿遗留有多条不规则形镂孔者，另一面可能为西王母仙境图。关于部分方身器的柄部纹饰，有考古简报或报告称之为骆驼、鱼纹者；同时亦有因柄部腐蚀仅残留镂孔若干而无法识别的情况。我们对此进一步剖析如下：称柄部纹饰为骆驼纹者，如江苏盱眙东阳军庄M199：12（图 7-1），该柄部纹饰为一兽，前腿与后腿皆弯曲做奔跑状；身中部有一突起似“驼峰”，故简报称之为骆驼。考古出土的方身器其柄部纹饰相对清晰者如湖北纪南城毛家园 M5：2、重庆万州大邱平 M39：27-1（图 7-2
21、、图 7-3），二者柄部的兽形纹饰均可识别为马形象；而马身中部有一向上突起状物，似为羽翼。另从可资参照的金石学著作收录的方身器来看，如金：202 右、古：679 下右、古 680 下右；其柄部兽形纹饰均较形象地显示为马，而马身中部向上突起状物则明显为羽翼（图 7-4图 7-6）。由此我们认为，考古简报或报告所描述方身器柄部的骆驼实际应为翼马。称柄部纹饰为鱼纹者，如重庆万州大邱平 M22：73（图 7-7），由于该纹饰过于锈蚀模糊，故仅从残存的纹饰形态来看，似为鱼纹。若我们从柄部纹饰亦较模糊的其他方身器来看，如简阳东溪园艺场，其柄部为较模糊的凤鸟，锈蚀形态似与鱼纹较同。但从柄部纹饰较清晰且可明显
22、辨识为凤鸟的方身器看，如昭通象鼻岭采：1，尽管其纹饰总体上与万州大邱平M22：73 有别，但若细观之，我们可以发现昭通象鼻岭采：1，凤鸟纹饰间的镂孔则多与后者相同（图7-8）。也就是说，万州大邱平 M22：73 由于锈蚀的原因而导致其残存的纹饰类似鱼纹，但从其残存的镂孔来看，则与凤鸟纹的镂孔较同。由此我们推测，柄部纹饰的鱼纹实际应为凤鸟。结合前文我们对考古出土方身器纹饰的梳理，仅就现有考古发现而言，考古出土方身器的柄部纹饰仅有两种，即翼马和凤鸟(柄部铸字、素面均为个例，故除外)。由于方身器柄部纹饰皆为镂空或透雕，故柄部纹饰锈蚀后多残存有数量不一的镂孔；通过对其残留镂孔的数量、位置、大小以及仅存
23、的纹饰痕迹即可对锈蚀不清的柄部纹饰进行辨识。大体而言，镂孔残存四至五个者，其镂孔大小略同相近且镂孔主要位居于上下左右等位置，其纹饰可能为凤鸟（图 7-8、图 7-9；图 7-7、图 7-10）；而镂孔残存数量较多且位置分布不均、大小不等者，其纹饰可能为翼马。（图7-1、图 7-11；图 7-4、图 7-12）四、渊源与内涵由上文对方身器纹饰及图像的梳理、厘定可知，其纹饰及图像内容主要有盘龙、凤鸟、翼马、扶桑树仙境图、西王母仙境图、鱼纹、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等。据笔者检索相关图像资料，除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外，方身器上的其他纹饰和图像内容均与汉代画像的纹饰和图像内容相同或相近。如河南邓县长冢店、
24、3960陕西兴平茂陵和山东泰安4039，59等地出土汉代画像砖上的龙纹，均作引颈回首状（图 8-1、图 8-4、图 8-5）；河南洛阳和方城东关出土画像砖上的龙纹均作奔腾状（图 8-2、图8-3）。409，33这两类龙纹的身均呈细腰“S”形，与方身器上的“S”形龙纹较似。翼马如河南南阳、3959山西吕梁离石和山东滕州辛庄40130，135，186等汉墓中发现的翼马形象，其羽翼均位于脖后下方，呈尖角形向颈后方突出；或长或短。马或作奔腾状，或作静止站立状（图8-6图8-9）。其神态均与方身器柄部呈站立状或奔腾状的翼马形象相同。另如陕西神木大保当、米脂、榆林段家湾4014，图7 柄部模糊纹饰分析图1
25、.江苏盱眙东阳军庄（M199：12）；2.湖北纪南毛家园（M5：2）；3、7.重庆万州大坵坪（M39：27、M22：73）；4.金石索（金：202右）；5、6.古泉汇（古：679下右、古680下右）；8.云南昭通象鼻岭（采：1）；9.湖南长沙纸园冲（M79）；10.陕西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21：24）；11.江苏邗江姚庄（M102：87）；12.河南焦作嘉禾屯窖藏（藏：20）汉代带柄方身器纹饰与图像探研068 87，157，186和四川宜宾长宁41224-225等汉墓发现的凤鸟纹，皆作展翅状，其双爪着地或是单腿直立作起舞状（图8-11图8-14）。这些凤鸟的展翅形象亦与方身器柄部的凤鸟形象相
26、似。又如方身器上的鱼纹也与河南南阳汉墓画像石上的鱼纹较似（图 8-10）；3971而方身器上西王母仙境图中的青龙白虎更与重庆江北汉墓发现的青龙白虎图如出一辙（图 8-15）。4075方身器上的扶桑树仙境图如河南洛阳吉利M445：副 3、重庆万州大邱坪 M39：27（图 6-1、图6-2），身部由下往上均有一“S”形图案，其四周有云气纹、枝蔓或叶纹若干；“S”形中部或为翼马、或为玄鸟；此图像内容与汉代画像中的扶桑仙境图较似。如陕西米脂党家沟 1981 年征集的汉画，其图像上部左右各一蜿蜒向上的扶桑树，树旁有飞鸟、花藤等；亦有玄鸟或鹤等飞禽站立于扶桑树上（图 9-1）。4228-29又如陕西米脂官
27、庄 M1 的画像内容，其左上部亦有由下蜿蜒向下呈“S”形的扶桑树，枝蔓上也立有玄鸟、麋鹿等各种动物（图 9-2）。4250-51方身器的西王母仙境图如云南昭通象鼻岭采：1、古：680 上右（图 5-4、图 5-5），身部上方中间为一端坐的西王母，其旁左右为侍者，下方则为青龙白虎图，此图像内容均与汉画中的西王母仙境图相同。另如陕西米脂、靖边、榆林邓家沟等地出土的西王母仙境图，西王母端坐于图像上方，其旁左右各有一侍者，下方为扶桑树（图 10-1）。扶桑树上亦有各种飞禽走兽，如翼马、狐狸、凤鸟等（图 10-3、图 10-4）。41244-245由上可以看出，方身器所施刻的纹饰及图像内容与汉代画像的图
28、像内容存在较强的一致性或趋同性。另从方身器的流行年代看，从西汉中晚期一直到东汉A山海经 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B太平御览卷九五五引旧题玄中记：“天下之高者，扶桑无枝木焉，上至天，盘蜿而下屈，通三泉。”中晚期；其中，又以东汉时期的图像内容最为丰富。可见，方身器的流行年代也大致与汉画同时。另外，结合方身器的出土地点，主要有豫、皖、苏、川、渝、云、荆、湘、甘、陕、鲁等地；这些地点恰好也与汉代画像的主要分布区域如鲁豫皖苏、甘陕、川渝、荆湘等区域大致相同。由此我们推测，方身器其纹饰及图像的内容题材应来源于汉代的画像，二者关系非同一
29、般。一般而言，汉代画像的图像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丧葬观念以及政治体制、社会关系、道德观念、精神信仰等诸多内容。而方身器上纹饰及图像内容不仅与汉画中的图像及纹饰内容相同或相近，而且其年代及分布区域也大致与汉画的主要流行年代及分布区域大致相同。既此我们可以认为，方身器的纹饰及图像内涵亦大致与汉画的图像内涵相同或相近。如西王母仙境图与扶桑树仙境图，二者均是汉画图像中表现仙境系统的重要纹饰内容。在方身器所施刻的西王母仙境图中，西王母两侧有作侍奉状的侍者，同时还有龙、虎、伏羲等伴随西王母出现。其中，西王母是主管长生丹与凡人能否成仙的大神，4376-78而西王母两旁的侍者为仙人，具有表达神仙仙
30、境与升仙的寓意。伏羲，则是神性的象征。44112青龙白虎伴随西王母出现，象征着西王母的坐骑，即“驾龙骑虎西见王母，不忧不殆”。4513方身器所施刻的抽象扶桑树，其形象蜿蜒向上，中部枝蔓上还有站立的玄鸟或天马，四周或有云气纹环绕，与文献记载中“神木载乌”，A46305-308可“上至天、盘蜿下通三泉”B4756相合。可见，方身器的西王母仙境图与扶桑树仙境图图8 汉画像中的龙、凤鸟、鱼和青龙白虎图1-5.龙；6-9.翼马；10.鱼；11-14.凤鸟；15.青龙白虎 1-3、6、10.河南（邓县长冢店、洛阳、方城东关、南阳）；4、11、12、14.陕西（兴平茂陵、神木大保当、榆林段家湾、米脂）兴平茂
31、陵；5、9.山东（泰安、滕州辛庄）；7、8.山西吕梁离石M2；13.四川宜宾长宁M3；15.重庆江北汉墓图9 汉画中的扶桑树1.陕西米脂党家沟1981年征集；2.陕西米脂官庄M1图10 汉画中的西王母1.陕西米脂汉墓 2.陕西靖边汉墓；3、4.陕西榆林邓家沟汉墓设计与设计史研究 069美术与设计|FINE ARTS&DESIGN 2023_04均描绘了天国仙境的画面，象征着神仙仙境与升仙，表达了使用者希望逝后升仙抵达天国仙界的愿望。关于方身器所施刻的其他动物或兽形纹饰，如龙，为“四灵”A48160或“四象”B49262之首，作为器体首部，呈蜿蜒奔腾状；与文献记载中“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
32、”“象婉转飞动之貌”50587相吻合。方身器以龙为首，或有沟通天神以期升仙之意。翼马，又称天马或仙马。据汉书 礼乐志载：“訾黄其何不徕下！”应劭注曰：“訾黄一名乘黄，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之而仙。”511059-1060也就是说，马是上天派下凡间的接引使者，可骑乘以升仙。方身器柄部的翼马或张或敛，均作飞奔状，且位于盘龙形首下方，从器物结构、纹饰分布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来看，翼马可能为穿梭天地间以作接引的瑞兽。凤鸟，据山海经南山经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是鸟也，见则天下安宁。”4614在汉代画像中，凤鸟形象主要施刻于墓门的辅首上及汉画图像中的神仙仙境图中，其寓义墓主人安宁于地下世界及
33、逝后去往天国仙境。5289-99鱼，多卵，在汉代可寓意为生殖强盛和子孙繁多；同时，鱼还包含有“余”的含义，亦可借指富足盈余。不仅如此，鱼还可象征跃龙门而升天，水解成仙。如 列仙传中就记载有琴高乘鱼升仙、水解成仙的神话传说。C5360综合以上，我们认为方身器所施刻的各类动物及兽形纹饰其寓意内涵均表达了方身器的使用者祈求祥瑞或升仙、步入天国仙境的愿望。关于对称的曲尺纹和月牙形纹，首先，结合月牙形纹的形状和对称分布来看，其形态类似于简化的花瓣。其次，由于对称曲尺纹成四行对称分布，与三行简化的花瓣恰好组成了三组组合的花瓣；最后，每一行组合中，由于上下皆有对称曲尺纹，而中间为花瓣，犹如简化的“四瓣花”。
34、在战国秦汉时期，四瓣花甚为流行，有标志四方之意，5463-68又或借指象征天庭中央的华盖，是古代宇宙图式中的天穹之花。5534-52另外，对称曲尺纹和月牙形纹所组合“四瓣花”又恰好为三组，即三组四瓣花，这又似在暗指“三生万物”的“天道”精神信仰或思想观念。因此，我们认为对称的曲尺纹和月牙形纹可能是象征天庭与宇宙苍穹的四瓣花其变体形式，该纹饰意涵与扶桑树仙境图、西王母仙境图相同，亦属象征天国仙境一类，表达了墓主人对升仙和进入天国仙境的愿望。关于柄部刻字，如四川汉源桃坪 04HTM1：7 柄部的“”字（图 11-1）。我们根据字形特征可将其A三辅黄图 汉宫 未央宫：“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
35、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各取法焉。”B淮南子 天文训：“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故青龙为四象之首。“C 列仙传：“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之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傍。设祠，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但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琴高晏晏，思乐宋官。离世孤逸，浮沉涿中。出跃赤鳞，入藻清冲。是任水解，其乐无穷。”拆分为“巨”“万”二字。其中，“巨”字与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收录的汉代“巨孔”钟上的“巨”字同（图 11-2）；5693“万”字与金文续编著录汉代“万钟”“日入大万钟”上的“万”字同（图11-3、图 11-4）。57
36、99，336另外，秦汉金文汇编还着录有一件“巨万”钩（图 11-6），58392其字形亦与之较似。在汉代器物中，“巨”“万”二字较为常见，如贵州兴仁汉墓出土有一件“巨王千万”铜印（图 11-5）。59236-264已有研究表明，“巨”字其义原可与“大”通，如“巨大”，也可表示“最、极”，“巨万”在印文中指代器主家资殷实的愿望。6029-33在与之时代相近或相同的汉代文献中，“巨万”一词也十分常见，皆指财物、钱财数额极大。如史记 平准书：“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集解韦昭曰：“巨万，今万万。”61420另如汉书王莽传：“进所征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
37、计。”624162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济南安王康）又多起内第，触犯防禁，费以巨万，而功犹未半。”（李贤注曰：“巨，大也。大万谓万万”。）631431综上，我们认为“”字是“巨”“万”二字的合文，64107-114为象征吉瑞的吉语。也就是说方身器上的刻字所要表达的意涵亦是墓主人对逝后能够丰安于地下生活、钱财富足的美好愿景。五、余言基于上述对考古出土的汉代带柄方身器其纹饰及图像的梳理、厘定以及渊源和内涵的分析，我们可以综括出方身器具有数量较稀少（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范围内仅出土 40 件）、铸造精细（除铜质外，仅有1 件为铁质；另有一件器表鎏金；镂空、透雕工艺）、纹饰刻画惟妙惟肖、内容丰富（如
38、西王母和扶桑树仙境图、龙、翼马、凤鸟、刻字吉语等）、主要为随葬品（除极少数外，绝大部分均为墓葬出土）等属性或特征；图11 汉代金文字形对比图1.四川汉源桃坪04HTM1：1；2.“巨孔”钟；3.“万”钟；4.“日入大万”钟；5.贵州兴仁M10：1“巨王千万”印；6.“巨万”钩汉代带柄方身器纹饰与图像探研070 加之方身器的纹饰及图像内涵均反映了墓主人祈求祥瑞、升仙或步入天国仙境的美好愿望。因此，方身器的这些属性或特征表明，其使用者应不太可能为汉代的寻常百姓或普通人家。如汉代的平民墓葬一般多为较小的竖穴土坑墓、崖墓，随葬品以日常生活用器居多，其形制、种类较为常见；单墓随葬品数量少，且多为陶器。各
39、类器一般制造较为粗糙，少见铜质、铁质及鎏金类装饰器以及可反映精神信仰或思想观念的纹饰与图像内容；这些情况皆与出土方身器的墓葬相反。从考古出土方身器的墓葬形制来看，出土方身器的墓葬以砖室墓为主（如四川绵阳涪城区 XYM1、湖北南漳城关花石桥 M3）；其次为或带有棺、椁及用砖铺地的竖穴土坑墓（带有棺椁的砖室墓如湖南永州鹞子岭 M2、用砖铺地的土坑墓如重庆万州大邱坪M22），其中部分墓葬还为男女合葬墓（如陕西西安雅荷智能家园 M9）。可见，大部分出土方身器墓葬的等级、规格均较高；仅极少数为较小的土洞墓、崖墓、土坑墓等。在随葬品方面，如四川西昌六合公社汉墓出土有摇钱树、湖南长沙五里牌出土各类铜器 14
40、 件、鎏金耳杯 10 件、另有金饼、银器、玉器等若干；河南洛阳吉利区 M445 出土铸纹铜器 1 件、钱币 729 件；四川绵阳涪城区 XYM11 出土各类铜器 37 件，钱币2500 多件。再如江苏邗江姚庄 M102 出土各类铜器25 件、钱币 3000 多件、另有印章及大量漆器；四川汉源桃坪 M1 出土各类铜器 33 件、鎏金铜饰 7 件、钱币 306 件。由此说明，出土方身器的墓葬在随葬品种类、数量等方面均较多，另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贵重器。从出土方身器且可直接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墓葬来看，如陕西华阴岳庙 M1，出土了“刘琦之印”和“司徒之印”，据考证该墓主人为东汉时位列“三公”的司徒刘崎。2
41、142-48又如湖南永州鹞子岭 M2，其墓主人可能为西汉长沙泉陵国的第三代泉陵侯夫人。1045-62另外，可间接反映方身器其使用者身份较高贵的墓葬如邗江姚庄 M102，该墓为夫妻合葬墓，其中，在女棺内出土了虎钮玛瑙印、龟钮铜印、琥珀“常乐富贵”印以及鎏金麒麟铜印。显然，拥有各类材质瑞兽印和吉语印的女主人身份也非同一般。综上所言，出土方身器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以及可直接或间接表明墓主身份的印章均证实了墓主人其身份的特殊性。不宁唯是，在汉代画像主要流行的东汉时期，特别是在较高规格的墓葬中，一般都有相关的汉画图像内容体现，其载体就有墓室四壁、石、棺、门、砖、帛等；而出土方身器且规格较高的墓葬
42、中，均无其他有关汉画图像的内容出现。也就是说，方身器的纹饰及图像内容或可对汉画图像内容的其他载体形式构成了一种替代。即方身器或可替代汉画图像意涵所反映墓主人对于丰安于地下世界、钱财富足，抑或是可以顺利升仙、进入天国仙境的意图。换言之，即墓主人有此方身器，亦可逝后钱财富足、顺利升仙。从另一方面讲，方身器若有替代汉画图像及其内涵的功能，那么墓主人也就不用再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于墓葬装饰中，这可能即是有极少方身器出土于小型崖墓或土坑墓的原因。结合方身器与汉代画像相同的图像与纹饰内容、大致相同的流行时间和分布区域、较为特殊的使用者身份以及其纹饰与图像内涵均为象征丰安于地下世界，抑或是升仙、顺利进入天国仙境
43、等情况来看，方身器的使用功能应不同于专门用于墓葬中辟邪镇墓的压胜钱，更不可能是具有使用功能的专门工具。因此，在以往诸种功能推定中，我们仍倾向于与宗教有关的“牌饰”说，即为汉代非富即贵阶层所使用的一种特殊丧葬用具，它具有象征辅助升天以顺利进入天国仙界的功能。参考文献：1（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27:954-955.2（清）梁诗正，等.钦定钱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5:196-198.3（清）李佐贤.古泉汇（贞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79-682.4（清）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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