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光华寮案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公告，实现邦交正常
2、化。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起诉被驳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上诉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问题(1)日本
3、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根据国际法的承认制度，承认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认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认被推翻了的旧政府。一般来说，未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在不承认国的法院没有起诉权的，这一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确认。1972年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而使所承担的义务就更加明确。既然日本已经不再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那么台湾就不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就光华寮提起诉讼。因此，日本法院受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的承认制度。(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
4、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在光华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国际法上的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继承是国际法主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国家如何继承前国家的财产问题。但政府继承则不同。它是国家本身没有变，国家的同一性没有变，只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发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而不问其财产以什么形式出现(动产或不动产)，也不管这些财产处于国内还是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其国家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国际法主体依然如故，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凡属于前政府的国家财产，完全由我国政府全部继承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现在，日本法院关
5、于对光华寮案的判决理由之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不完全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不符合中日之间签订的条约精神，也违反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因为，无论从国际法上政府继承的理论，还是从对该寮的实际控制和管理情况看，光华寮都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有。无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是正确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
6、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1978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也进一步确认了上述原则。因此，这两个重要法律文件，它不仅规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诺，也规定了中国方面的承诺。根据禁止反言原则，日本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此日本取消了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就不能违背其承诺和根据条约所负担的义务。二、湖广铁路债券案案情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 。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两线铁路的修建计划，前者是由武昌
7、起经岳阳、长沙至宜昌，与广东商办的粤汉铁路衔接；后者以汉口为起点，经应城、钟祥、当阳至宜昌，由此抵达四川夔州(现称奉节)。清政府修建湖广铁路的目的在于便利用兵以镇压正在兴起的南方起义维护其统治。为加快铁路的修建，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督办后,便向国际上筹措借贷。1909年3月7日, 中德草签了借贷合同, 决定向德国的德华银行借款。英、法两国得知此事后也认为有利可图，故通过抗议、照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清政府接受它们的借款。这使清政府只好搁置中德的借贷合同，另于1909年6月6日与英、法、德三国草签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国又以“机会均等”挤进了该借贷合同。所以湖广铁路的借贷合同最后是以清政府邮
8、传大臣(盛宣怀)为一方，以德国的德华、英国的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等银行和“美国资本家”(以下称银行)为另一方在北京签订。合同签订后，德、英、法、美上述银行于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义发行“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债券”（以下简称湖广铁路债券）600万金英镑。该债券利息从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美国公民杰克逊等9人持有湖广铁路的上述债券。1979年11月，他们的美国阿拉巴玛州北区地方法院东部分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本利1亿美元外加利息和诉讼费。法庭受理了他们的诉讼。并于11月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传票，指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收
9、。要求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收到传票后的20天内提出答辩，否则作缺席判决。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传票，将其退回。美国阿拉巴玛州北区地方法院东部分庭关于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审理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拒绝后, 法庭于1982年9月1日对本案作出了缺席裁判。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原告41313038美元, 另加利息和诉讼费。中国政府对美国阿拉巴玛州北区地方法院东部分庭的判决拒绝接受，认为它是违反国际法的，是无效的。理由是依据国际法，国家享有主权豁免，一国法院不得强行将外国列为被告。所以美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管辖权。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调查了湖广铁路债券的渊源，认定它属恶债。中国政府据此理由与美国国务院
10、进行了多次交涉。经过两国政府官员的几次会谈，美国国务院决定干涉此案。美国国务院乔治普舒尔茨和国务院法律顾问戴维斯鲁宾逊分别于1983年8月11日和12日发表了声明。中国接受了美国的建议，聘请了美国律师出庭申辩。律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绝对主权豁免；本案不属美国法典第28卷第1605条规定的“商业活动”；原告的传票送达不完备；原告未能依美国法典第28卷第1605条规定，证明被告具有责任而使其提出的求偿要求和权利得以成立等理由指出法庭判决无效，要求撤销缺席判决。另外，美国司法部向阿拉巴玛州地方法院提出了“美国利益声明书”，要求法院考虑舒尔茨和鲁宾逊的声明，考虑美国利益支持中国的申辩。在美国政府的干
11、预下，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作出新的决定，撤销了原来的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之后原告又向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提起上诉和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未获成功，致使此案于1987年3月9日告终。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本案是中美两国建交后发生的一个涉及司法豁免权和国家债务继承的重要案件。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司法豁免权是国际法的一项公认原则，它源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这一习惯规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这一原则，一国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诉讼，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国在另一国法院应诉或败诉，也不能对它采取强制措施，尤其是
12、不得强制执行判决。简言之，一国法院不得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的对象和强制执行的对象。在本案中，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美国建立有正常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国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是美国的法律义务。美国法院无视国际法和美国承担的义务，对一个主权国家行使管辖权，向中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竟对一个主权国家作出缺席判决，这在国际法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主权豁免作为中国所固有的权利，除非自己放弃，任何国家或其机关都无权剥夺这一权利。（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随着国家参与经济活动而出现了有限豁免原则，但它并没有形成为一项习惯法规则。有限豁免原则以国家行为及其财产的性质来判定是否
13、给予豁免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问题。美国转向有限豁免立场后颁布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只是一项国内法。该法规定国家的商业性行为不能享有主权豁免，那只是美国单方面的主张。在没有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下，一国通过其国内法单方面地剥夺它国的主权豁免是不适当的。而且，就如美国上诉法院所说，即使1976年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为。因此，中国反对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拒收传票、拒绝出庭和拒绝判决的立场是合法的。 对于国家债务的继承，“恶债不予继承”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这个规则在英美的实践中早已得到承认。（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湖广铁路债
14、券是清政府为了修建一条便于镇压南方各省的革命运动的铁路而发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行为。该债券在英、法、德、美列强之间认购，是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历史证据。因此，这笔债务毫无疑问地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不予继承。三、荷花号案案情1926年8月2日，法国油船“荷花号”在地中海的公海上与土耳其船波兹一库特号相撞，土耳其船被撞沉，8名土耳其人死亡。第二天，当“荷花号”抵达伊期坦布尔时，土耳其当局对碰撞事件进行了调查。称该事件是由于“荷花号”上的负责值班的人员法国海军上尉德蒙的失职所致，故将其逮捕，连同土耳其船长哈森贝一并以杀人罪在土耳其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诉讼。1926年9月15日，法院作出
15、判决，判处德蒙监禁80天、罚款22英磅。土耳其船长哈森一贝则被判了较重的惩罚。法国政府对土耳其当局的审判提出外交抗议，认为土耳其法院无权审判法国公民德蒙上尉。因为船舶碰撞发生在公海上，“荷花号”的船员只能由船旗国，即法国的法院进行审理，并主张这是一项国际法原则。但土耳其法院则依据土耳其刑法典第6条的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有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应按依照该刑法处理，因此，对本案的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1926年10月12日，法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特别协议，将该争端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解决。问题请分析，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为什么？按照国际法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
16、国的排他性的管辖，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船舶碰撞事件。但是，船旗国的权利不能在其领土之外行使，除非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有此类许可性规则。因此，如果在公海上的犯罪行为的效果及于一般悬挂他国旗帜的船舶，就必然适用在涉及到两个不同国家的领土时适用的同样原则，因而，国际法没有规则禁止犯罪结果地国家对罪犯行使管辖权。在公海上的一件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的另一外国船上，等于发生在该外国船的国籍国的领土上。在本案中，犯罪者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虽然身在法国船上，但所造成的后果则发生在土耳其船上，这就等于发生在土耳其领土上，因此，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行使刑事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四、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案情一
17、九八七年九月十日至二十八日，西藏达赖十四世喇嘛出访美国，在美国国会讲坛的发言中提出了所谓五点和平建议：一、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建议把整个西藏，包括昌都地区和青海省藏区，变成和平区。.西藏历来是.亚洲大陆大国之间的缓冲国。.要建立西藏和平区，中国就得把其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撤走。二、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三、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人在那里推行一种称为分离和同化的种族隔离政策，对藏民实行歧视，藏民在自己的国家里充其量只不过是二等居民。他们在殖民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权利和自由。四、
18、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五、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我们希望本着坦率与和解的精神，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着眼点应该是努力寻找一种符合藏人、中国人和其它所有有关民族长远利益的解决办法。藏人和汉人都是独特的民族.但是，这不一定妨碍两个民族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方面进行真正的合作。为了支持达赖五点和平建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与参议院前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提出西藏问题修正案，诬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歪曲拉萨骚乱事件，造谣中国处决和监禁了一百多万藏人，还散布西藏是国家的谬论。这个决议还要求美国
19、将其对华外交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要求里根当局在向国会提出向中国出售武器请求时，要能判定中国是否有诚意地，及时地着手解决西藏的人权问题。决议还呼吁里根会见达赖，建议美国向十万藏民提供二十万美元的援助。问题请分析，美国参议院通过 “西藏问题“修正案是否违反国际法？ 为什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一国不准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另一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20、的成员之一.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别国是无权干涉的.而美国国会的少数人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都把他们的魔爪不断地伸向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二)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土分裂
21、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土完整,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三)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签署的公报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对中美双双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国国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严重地违背了美国在中美的联合公报中承担的义务.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西藏问题以何种方式来解决也是由中国决定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的干涉。 五、北海大陆架案196
22、6年，以联邦德国为一方，以丹麦和荷兰为另一方，就他们之间在北海的大陆架划界问题发生了争端。欧洲北海自1959年在荷兰近岸地区发现大型天然气田后，引起各国对北海大陆架油气田勘探开发的重视。19631966年，北海5个沿岸国(英国、挪威、丹麦、荷兰、联邦德国)先后公布了本国关于大陆架的法令，并陆续进行了一系列双边划界活动。其中，联邦德国与荷兰、丹麦的大陆架划界拖得最久。虽然联邦德国与荷兰在1964年12月1日，与丹麦在1965年9日分别订有双边协定，但只解决了两国间近海岸部分的大陆架分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海里至30海里之处的分界线，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而这些点之外伸向北海中心的分界线则无法
23、达成任何协议。产生僵局的原因是：丹麦和荷兰坚持整条边界线应采用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规定的等距离原则划出。他们认为，不论德国与该公约的关系如何(德国不是该公约缔约国)，德国有义务接受以“等距离特殊情况”方法为基础划界，因为该方法的使用不仅仅是一项条约义务，而且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项规则。与此相反，德国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线这样的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它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德国的海岸线是凹入的，从其两端划出的等距离线会交叉，这将使德国的大陆架成为一个小得不成比例的三角形。1966年3月31日，荷兰与丹麦就它们之间的大陆架分界线达成协议。该分界线以等距离原则为基础，始
24、于一条将英国的大陆架与北海东半部分离的疆界上的一点，延伸至联邦德国海岸外的一点，这样就阻止了联邦德国将其大陆架展至北海中部与英国的大陆架界线相接。1967年2月，联邦德国分别同丹麦和荷兰订立特别协定，将划分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这两个协议请求法院判定：“在划分属于这三个国家的北海大陆架的区域时应适用什么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在此之后按照法院指明的原则和规则划界。国际法院于1969年2月20日发布其判决。法院在判决中首先拒绝了丹麦和荷兰提出的等距离原则是大陆架概念中所固有的原则的观点。法院不否认等距离法是一种简便的方法，但这并不足以使某种方法一变而为法律规则。法院接着审查了“等距离特殊
25、情况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的论点。法院得出结论, 大陆架公约签订之时, 并不存在像等距离原则这样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公约第6条也没有使这一原则具体化。法院承认,在某些情况下, 有关的国家的确同意按等距离原则划分彼此之间的大陆架疆界, 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它们这样做是因为感到习惯法规则使它们有义务这样做。法院同样驳回了荷兰和丹麦提出的另一项抗辩：等距离原则即使在大陆架公约制定之时还不是习惯法规则，但是自公约制定以来，这样的规则已经形成。法院认为，采用划界方法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按照公平原则, 通过谈判, 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至于所涉及的区域采用何种方法, 单独使用一种方法还是几种方法同时并用
26、, 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条原则是毋庸置疑的，即任何国家的大陆架必须是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而不得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然延伸。法院最后裁定，作为有关各方之间划界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应是：1.以协议划界，按照公平原则，考虑到所有有关情况，尽可能为各方保留构成某陆地领土自然延伸而进入海下的所有大陆架部分，并且不侵犯其他国家的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部分。2.在适用前项规定时，如果划界留有各方的重叠区域，应由他们按协议的比例划分，除非他们决定建立一项联合管辖、利用或开发他们之间要重叠的区域或任何部分的制度。问题：1.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沿海国的
27、大陆架包括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其范围扩展到大陆边缘的海底区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到大陆边缘外界不到200海里，陆架宽度可扩展到200海里；如果到大陆边缘超过200海里，则最多可扩展到350海里。 2.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大陆架划界一直是海洋法中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各国的国家行为以及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证明,公平原则是适用于大陆架划界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在大陆架划界中适用公平原则,只有考虑一切相关情况,才能得到公平的划界结果。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是否能同时适用？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
28、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能同时适用。但在具体适用时自然延伸原则应受到公平原则的调整和制约。六、卓长仁劫机案 1983年,从沈阳机场运载105名乘客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自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后,被机上乘客卓长仨、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和高东萍等6名持枪歹徒采用暴力和威胁的方式劫持。他们用枪射击驾驶舱门锁,破门闯入驾驶舱后,对舱内人员射击,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击成重伤。威逼机长王仪轩和副驾驶员和长林改变航程,并用枪顶着机长的头和威胁乘客要与全杌同归于尽, 还强行乱推驾驶杆，使飞机在颠簸倾斜、忽高忽低(最低离地面600米)的状态下飞行,严重危及着飞机和全
29、机人员的安全。飞机被迫在我国渤海湾、沈阳、大连和丹东的上空盘旋后飞经朝鲜人民共和国,又飞人了韩国领空,被韩国4架鬼怪式战斗机拦截,迫降在该国的春川军用机场。飞机降落后,罪犯们又控制飞机和机上人员长达8小时之久，最后向韩国当局缴械并受到拘留。 事发后,韩国有关当局对事实进行了调查,并迅速将情况通知了中国政府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 中国外交部收到通知后,向韩国提出请求按照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立即将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机组人员和乘客交给中国民航当局,并将劫机嫌疑犯引渡给中国处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主席阿萨德科泰特,秘书长朗贝尔致电韩国当局,表示对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被非法劫持一事的密切关注,并相
30、信韩国将不遗余力地安全地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的决议和韩国参加的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规定对劫机嫌疑犯予以惩处。 随后经韩国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同意,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率民航工作组一行33人于1983年5月7日赴汉城协商处理这一事件。经与韩国代表谈判签署了一份关于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问题的备忘录。按备忘录规定,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除3名日本乘客回日本外,其余中国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先后返回中国。被劫持的飞机经韩国有关部门作了技术检修后归还了中国。 对于劫机嫌疑犯,韩国拒绝了中国的引渡请求,而坚持由其自行决定进行审讯和实施法律制裁。1983年6月1日,韩国
31、汉城地方检察院以违反韩国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和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对6名劫机嫌疑犯提起诉讼。7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开始审判。经审理后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卓长仨、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吴云飞和高东萍有期徒刑2年。 问题： (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 关于被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的保护问题 对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内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依公约规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国应予保护。海牙公约第九条规定：“当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的任何行为（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胁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任何此
32、类未遂行为）已经或即将实施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前款所述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人员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乘客和机组人员尽快继续其旅行提供方便，并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韩国对我国被劫持的296号民航客机的机组成员和乘客提供了方便，应日本乘客要求让他们返回了日本，协助中国乘客和机组人顺利返回中国。并将航空器交还给中国。所以说，韩国是严格遵守了海牙公约的规定的。 (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 韩国当局对此案有管辖权。实际上，韩国是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本案所劫特的飞机属中国所
33、有，而迫降在韩国境内。根据东京公约，在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原则上由航空器登记国行使管辖权，这与船舶适用船旗国管辖权相似。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对在本国的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对此案，中国当然具有管辖权。但是，航空器登记国优先行使管辖权并不排除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行使管辖权。东京公约第四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国家也可行使刑事管辖权：犯罪的影响及于该国领土；受害者具有该国国籍或在该国有永久居所；犯罪行为危害该国安全；犯罪行为违反该国有关航空器飞行或操纵规则；该国为遵守国际多边条约的义务，有必要行使管辖权。东京公约第3条第3款还规定：本公约不排除根
34、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因此，根据上述规定，韩国无疑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而根据海牙公约第四条第一款，下列国家具有管辖权：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的登记国；犯罪嫌疑人至降落时仍在航空器内的航空器降落地国；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的承租人主要营业地国或永久居所地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该条第三款规定：本公约不排除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根据上述规定，除了航空器登记国中国对此案有管辖权外，航空器降落地国韩国、发现并逮捕罪犯的国家即韩国也有管辖权。 因此，不管是根据东京公约，还是根据海牙公约，韩国法院的管辖权是肯定的。 (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 根据东京公约，在航空器内发生的犯
35、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原则上由航空器登记国行使管辖权，这与船舶适用船旗国管辖权相似。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对在本国的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因此，对此案，中国当然具有管辖权。 (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国际公法中普遍管辖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指在其境内发现被请求引渡的犯罪人的国家，按照签订的有关条约或互惠原则，应当将该人引渡给请求国；如果不同意引渡，则应当按照本国法律对该人提起诉讼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该原则的确立，旨在通过国家间的刑事合作，使每个实施国际犯罪的人，不论逃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无法逃避应受的刑事制裁。 或引渡或起诉
36、原则，在国际刑法公约中的一般表述为：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毫无例外地并无不适当延迟地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在学术界，这一原则通常被表述为：在其境内发现被请求引渡的犯罪人的国家，按照其签订的有关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应当将该人引渡给请求国；如果不同意引渡，则应当按照本国法律对该人提起诉讼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 按照这一原则，在其领土内发现被指称的国际犯罪分子的国家，应当将案犯引渡给有权管辖并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作为一种选择，如果在其领土内发现罪犯的国家不愿将罪犯引渡
37、给请求国，那就应当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将其交给本国有权对其进行起诉的机关，按照本国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作为国际刑事合作中的义务性规定，对被请求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即：在其境内发现犯罪人的国家，当他国对该犯罪人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国就必须在引渡与起诉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将该人引渡给请求国、要么对该人提起诉讼，二者必居其一。七、英伊石油公司案案情 1933年4月，伊朗政府(当时称波斯)与英国一家私有公司一英伊石油公司签订一项协定，授予后者在伊朗境内开采石油的特许权。1951年3月到5月间，伊朗议会颁布若干法律，宣布对其境内的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的原则，并规定了有关程序。这些法律的实施引起
38、了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间的争端。英国政府支持该英国公司的主张，并以行使外交保护权的名义，于1951年5月26日以单方申请的形式在国际法院对伊朗提起诉讼。英国政府主张国际法院对该争端有管辖的主要依据是英、伊双方曾发表的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和属于声明范围的伊朗与第三国及与英国缔结的若干协定。伊朗政府对国际法院对该争端的管辖权提出反对意见，其主要理由是，根据伊朗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声明的文本，法院的管辖权限于有关在该声明发表后伊朗缔结的条约的争端。1951年7月5日，在法院对争端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应英国政府的请求，法院发布临时保全措施。1952年7月22日，法院以九票赞成
39、，五票反对，作出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最终判决。同时宣布终止此前发布的保全措施。 国际法院的判决中指出，法院的管辖权只能建立在争端当事国同意的基础上；在本案中，为各当事国根据法院规约第36条2款所作的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即英国1940年2月28日的声明和伊朗1930年10所作、1932年9月19日所批准的声明。由于法院只能在双方声明相吻合的范围内具有管辖权，因此法院管辖权必须由接受管辖范围更具限制性的声明来决定；在此，为伊朗的声明。根据伊朗政府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法院仅对有关伊朗接受的条约或协定的适用问题的争端具有管辖权。伊朗声称，根据声明的措词，法院的管辖权限于声明批准之后伊朗所
40、缔结的条约，而英国主张伊朗在声明之前所缔结的条约也属法院管辖权的范围。法院认为，它的管辖权不能建筑在对伊朗声明纯语法性的解释上。它的解释只能来自于以自然的合理的方式阅读声明文本，并充分考虑伊朗声明时的意图。这样做的结果使法院得出结论：只有伊朗声明批准后伊朗所缔结的条约属于法院管辖权的范围。因为，伊朗有特别的理由可以表明，它是以一种非限制性的方式起草它的声明的，它排除声明前的一切条约。事实上，在伊朗发表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之前它刚刚单方宣布废除与外国缔结的有关治外法权制度的所有条约。 在这种背景下，它不可能主动提出把有关这些条约的争端提交一国际法庭裁决。此外，伊朗政府的此等意图亦为伊朗国会批准声
41、明的法律证明。该法律申明，它指的是声明批准以后政府将缔结的条约和协定。英国方面提出，即使法院的上述解释可以接受，法院仍可以根据英伊两国1857年条约第9条中的与1903年贸易条约第2条中的最惠国条款对本争端具有管辖权。英国认为，该条款使它能够援引伊朗在其接受法院管辖权声明之后与第三国缔结的若干条约作为法院管辖权的依据。法院拒绝接受英国的观点。问题： (1)国际法院认定这种特许权协定不构成国际法上条约的法律与事实依据是什么？条约是国际法主体之间依据国际法所缔结的据以确定其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国际协议。只有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才是条约，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与国家间订立的协议，不论内容和
42、形式如何，均不是条约而只是契约。虽然在签订这项协议前，两国政府间进行过谈判，但协议本身只能被认为是一国政府和外国法人之间的一项特许合同，英国政府并非契约的当事人，英国政府同伊朗政府无契约上的法律关系。伊朗政府既不能根据契约对英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而只能向该公司提出要求，也不对英国政府负担任何契约上的义务，而只对该公司负担义务。协议文件由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双方签署，惟一的目的是规定伊朗政府同公司之间有关特许协议的关系，绝不是调整两国政府间的关系 (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协定应受何种法律调整？为什么？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
43、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合同(租让合同)。因为本案中缔约双方是在平等的地位上通过谈判及交换对价,根据国家缔约方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国家缔约方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成立的,因此本合同具有国内法上合同的性质,应属国内法调整。 (3)一国政府是否有权变更或废除它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该国政府是否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承担国际责任？既然是契约而非条约，那么就应以合同性质看待变更与废除，如属于单方违约，则依相应冲突规范处理八、诺特鲍姆案案情 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1905年，在他24岁时离
44、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达德国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0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是：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
45、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 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
46、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1943年11月19日，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诺特鲍姆，并把他交给了美国军事当局拘留在美国。同时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国的财产和商店。危国还于1944年12月20日作出了取消把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行政决定。1946年，他获释放后，向危国驻美国领事馆申请返回危国，遭到了拒绝后，他只得到列国居住。同年7月24日，他请求危国政府撤销1944年关于取消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决定，也遭到了拒绝。
47、致使列国于1951年12月7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危国逮捕诺特鲍姆和没收他的财产，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应给予损害赔偿和补救。危国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 法院于1953年11月18日对管辖权作出裁决，确认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否定了危国关于管辖权的初步反对。之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1955年4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列国的请求，支持危国的抗辩，认为危国提出了一项很好的原则，即国籍是个人与国家间联系的基础，也是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唯一根据。但法院并不认为由于列国赋予了诺特鲍姆国籍，它就有了对抗危国的根据，法院也没有考虑诺特鲍姆列国的国籍效力。问题：（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
48、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国际法院根据实际国籍联系原则 否定了列支敦士登是诺特鲍姆的国籍。所谓实际国籍联系原则，就是指国籍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国籍,即该国籍符合基于个人与国籍国间有最密切的实际联系的事实.所谓最密切的实际联系的事实包括惯常居所地和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参加公共生活,对子女的灌输,对特定国家流露出的依恋等等。 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2）危地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