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SIA-PACIFIC ECONOMIC REVIEW NO.1,2023东道国疫情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黄友星1张珊珊2赵艳平3内容摘要：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关键词：
2、疫情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052（2023）01-0098-13一、引 言近年来世界频频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猴痘等疫情的威胁，回顾20世纪以来的全球疫情，可发现其正呈现出“影响范围全球化、影响领域扩大化、影响时间长期化、影响方式复合化”的整体趋势。剖析疫情对要素跨国流动的影响机理有助于各国政府和跨国企业采取措施以削弱疫情的负面冲击，遏制全球化的“副作用”。在中国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来源国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的背景下，亟需深入探究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的影响，从而有助于中国企业在OFDI中从容适
3、应海外复杂疫情环境。就疫情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有少量文献进行了初步探讨，如Ghosh和Renna（2015）基于多类疫情跨国样本的实证分析，Duan等（2020）、Fu等（2021）以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为背景的探讨均强调了疫情冲击对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负面影响，但鲜有研究涉及其效应背后的机理，而对疫情经济效应的一般机理探讨（Stro-bl，2012；Doytch，2019）并未提供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解释，这限制了对疫情与OFDI区位选择关系的理解。疫情在本质上属于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性及直接破坏性特征（Strobl，2012），故疫情对OFDI的影响机理或与自然灾害类似，然而由于疫情
4、的生物起因有别于一般自然灾害的物理起源，这使其作为收稿日期：2022年8月4日作者简介：1.黄友星，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直接投资。青岛，266100。2.张珊珊，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直接投资。青岛，266100。3.赵艳平（通讯作者），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资本流动。青岛，26610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FDI质量的在华外资企业空间创新溢出研究”（20CJL01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债务问题研究”（21
5、&ZD144）。98DOI:10.16407/ki.1000-6052.2023.01.015亚太经济2023年第1期一类极特殊的灾害现象表现出与地震、洪水、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明显不同的特征：一方面，由于疫情的生物传染性，使其具有明显的扩散和蔓延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该特征极大提升了其波及范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不同于普通自然灾害对经济系统有形的“硬破坏”，疫情的破坏力表现为无形的“软破坏”，这催生了民众对疫情的恐慌（刘玉珍和王陈豪，2020），也加重了疫情冲击的变数，导致经济系统中决策者行为的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政治领域中的突发性事件如金融危机、重大政治事件等虽与疫情性质完全不同，
6、但却在冲击的经济效应上具有与疫情类似的扩散蔓延和社会恐慌特征。可见，作为一种极特殊的外生冲击，疫情兼具自然与社会危机的属性。就本文而言，这意味着疫情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较普通自然灾害及经济、政治危机对跨国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更复杂，需结合两类冲击进行剖析和检验。此外，部分文献强调诸如疫情严重程度、持续时间等特质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差异化（刘学良和张晓晶，2020），同时，在全球经济互联日趋紧密的条件下，跨国企业OFDI行为与东道国背景环境亦呈现日趋复杂多样的特征，这意味着疫情对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可能在与多种因素的互动中产生广泛异质性，识别这些异质特征对设计应对疫情冲击的OFDI保
7、障政策及企业投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并未将其纳入对疫情与OFDI关系的探讨中。对中国而言，对疫情特质、企业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的异质性探讨将为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OFDI提供必要依据，有利于提升中国在OFDI领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故本文在分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将疫情视为一类重要的东道国新区位因素，利用手工整理的包含各类疫情的独特跨国面板链接数据集，对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效应、机制及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弱化海外中资企业的疫情风险提供有效策略。二、疫情影响OFDI的作用机理试剖析疫情影响企业OF
8、DI区位决策的机理，根据Dunning（1977）提出的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经典理论框架OLI范式，在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O优势）、内部化优势（I优势）、区位优势（L优势）的条件下，企业会选择在具备区位优势的东道国进行OFDI，其中，O优势和I优势属于企业的内部优势，而L优势属于外部的东道国环境，其处于动态变化中（Dunning，2001），而疫情因素正是通过改变东道国的区位环境影响企业的OFDI区位决策：一方面，疫情的多种“软破坏”属性可能造成投资区位的恶化，从而对企业的OFDI区位决策产生负向阻碍作用；另一方面，由疫情暴发所引致的不确定性上升亦可能对企业投资东道国产生某些潜在的积极影响。阻
9、碍效应主要包括以下三条途径。其一为交易成本渠道。成本因素是企业进行OFDI需首先考虑的关键因素，而疫情的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使东道国不确定性上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Williamson，1985），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存在紧密关联，故东道国疫情暴发极可能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交易成本上升。具体而言，第一，东道国疫情可导致海外子企业员工的染疫不确定性上升，这会带来额外的防疫成本；第二，疫情造成的局部隔离或引发中间产品调配和运输的不确定性上升，从而增加物流成本；第三，疫情对人员行动限制的不确定性上升或可造成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短期供给下滑，导致派驻子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可见，由疫情引发的交易成本激增
10、会使跨国企业延迟乃至取消对东道国的投资计划，此类OFDI阻碍效应可能对具有全球价值链配置和成本追逐特征的效率导向型OFDI影响更明显。其二为投资风险渠道。疫情的“软破坏”属性或引发东道国经济秩序的混乱。特别是由于疫情具有蔓延和社会恐慌特征，随着疫情的恶化与扩散，东道国政府出于阻断疫情传播渠道和稳定公众情绪的现实考虑极可能采取“封城”、交通管制、社交禁令等强力管制举措（Lau等，2020）。在此类限制下，东道国子企业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资金筹集及物流活动均可能陷于停顿，进而造成跨国企业全球价值链的断裂。此99ASIA-PACIFIC ECONOMIC REVIEW NO.1,2023类负面
11、效应因其波及面的广泛性或将对市场、技术、效率等多类动机的OFDI产生阻碍效应。其三为东道国出口受阻渠道。疫情的生物传染性使其极易通过国际贸易商品流动在国家间快速蔓延（Moslonka-Lefebvre等，2015），如新冠疫情期间多有人员在跨国冷链物流中感染病毒。由于染疫国的出口商品及其运输包装、工具等可能成为病菌附着媒介，导致其出口阻力增大，这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方面，各国出于对疫情跨国传播的隐忧，可能对来自染疫国的进口货物及物流运输诸环节执行更严格的检疫、消毒和无害化处理程序，这延迟了染疫国产品的出口时间，提升了其出口成本（边永民，2020）。同时，部分与疫情关联密切的产品可能被列入禁止进
12、口清单（Do和Vanzetti，2019）。另一方面，疫情可能为染疫国产品贴上具有负面形象的原产国标签，相关产品的进口国可能提高检疫标准并做出更多进口限制，从而产生变相贸易壁垒。对跨国企业而言，如东道国疫情导致其出口受阻，资源获取型OFDI可能因母国对东道国的进口限制而无法顺利实现资源输入，效率导向型OFDI则可能因各国对东道国的进口约束而无法完成全球价值链各节点间的中间品正常流转，故跨国企业极可能放弃原定在东道国的投资计划，甚至撤出在东道国已设立的子企业（Duan等，2020）。东道国疫情对企业OFDI区位决策可能产生的正向刺激作用主要源自资产价格低估途径，由于重大经济、政治冲击事件具有与疫
13、情暴发类似的蔓延和社会恐慌特征，这意味着以上特征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可能在两类冲击中是近似的。具体而言，金融风暴等重大危机的持续蔓延及其造成的社会恐慌使企业陷于经营困境，部分流动性紧缺的企业甚至濒于破产，这可能导致企业资产价值的大幅低估（王义中和何帆，2011），而疫情在东道国的蔓延和恐慌输出亦会导致受其冲击较大企业的流动性不足，在疫情持续打击下陷于困境的企业会逐渐增多并出现资产价格大幅跌落现象，其中也包含大量具有优质资产的海外企业，而这或为跨国企业的战略资产和市场获取型OFDI提供契机。在疫情背景下，一方面，受冲击的东道国企业急于寻求外部支持以摆脱困境；另一方面，海外投资者亦可以低价获取相关战略
14、资产与市场，故此种双向驱动可能刺激跨国企业对染疫国的OFDI。三、实证设计与数据（一）计量模型设定为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建立式（1）所示动态面板模型：OFDIct=OFDIct-1+Epidemicct+Xct+DCounc+Dyeart+ct（1）其中，下标c、t代表东道国和年份，因变量OFDIct为中国t年对东道国c的OFDI水平，基准模型中采用中国对各国OFDI流量，其高敏感性可较好反映东道国疫情冲击对企业当期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稳健分析中进一步使用OFDI存量探讨疫情对在位中资企业的OFDI调整与退出决策的影响。鉴于OFDI活动具有较强的跨期相关特征，采用静
15、态分析可能造成序列相关及遗漏偏误的内生性问题，故在式（1）自变量中纳入OFDIct的滞后一期（OFDIct-1），通过模型动态化控制可能的计量偏误。Epidemicct为反映东道国疫情的核心自变量，采用东道国c在t年中发生疫情的频次（对数）用于基准分析，以识别当年东道国疫情暴发产生的冲击效应强度，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东道国当年是否发生疫情的虚拟变量衡量疫情的定性影响，系数代表了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方向与强度。Xct为一组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东道国特征向量，参考经典文献（Buckley等，2007；宗芳宇等，2012）并结合数据可获性，选取反映东道国经济状态、要素禀赋、地理
16、与制度障碍及双边关系的多类宏观特征以控制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具体构建方法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100亚太经济2023年第1期表1 控制变量设定变量特征经济状态要素禀赋地理与制度差异双边关系变量名经济规模经济发展经济潜力汇率变动对外开放科技富集度能源富集度矿产富集度地理距离制度距离战略伙伴高层互访友好城市字符sizedevelopgrowthexraopentechenergyoregeographyinstitutionpartnervisittwin测度说明东道国不变价GDP（对数）东道国人均不变价GDP（对数）东道国GDP增长率东道国当地货币兑美元汇率的年度变化率东道国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东道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之比东道国原油出口占出口总额之比东道国矿石出口占出口总额之比东道国首都到北京的地理距离（对数）东道国与中国间与制度因素相关的6个子指标绝对值的算术平均东道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由弱到强分为0到5共6级（对数）中国与东道国国家级领导人年度互访次数（对数）中国与东道国历年累计缔结友好城市数（对数）数据来源WDIWDIWDIWDIWDIWDIWDIWDI谷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