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2023年第2期（总第326期）文道纵横【提 要】龚鼎孳是明末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在仕途上，龚鼎孳亦颇有作为，他不畏权贵，恤刑重教，曾多次为民请命，有“清勤”之美誉。考察龚氏文集，其中充斥着对天下的忧思，流露出对民生的关怀。一代儒者形象，跃然纸上。【关键词】龚鼎孳 龚鼎孳全集台谏 刑名 民生龚鼎孳是明末清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人，他的才子形象为人津津乐道，其文学思想、文学地位、诗词特点、文人心态、交游情况皆为学界所关注。在仕途方面，龚鼎孳同样积极求进，大有作为。他年少成名，二十岁就登科及第，崇祯朝先后担任蕲水县令和兵科给事中。入清以后，龚鼎孳的仕途起起落落。顺治朝，他有
2、心施展抱负，却成为了顺治眼中的党魁，屡被降级。康熙朝，他谨慎处理朝中关系，身居高位，仕途平稳。晚年任礼部尚书，两主会试，选贤任能，为自己的仕宦生涯画下了圆满的句号。龚鼎孳全集（2014）中收录了龚氏的各类诗词和文章，从内容上可说是包罗万象，有裨于今人了解他的生平事迹，进而探究其思想。分析其仕宦理念，可从台谏、刑名、民生三个角度进行解读。一、秉正嫉恶，敢言极谏康熙分水县志（2001）记载，龚承先“革禁一切陋规，不徇情面，素以包孝肃为仪型”。包孝肃即北宋名臣包拯，以刚正不阿著称。龚承先即为龚鼎孳祖父，他“极爱之（龚鼎孳），手授经书，亲加课督，不丙夜不就寝”。在长期的熏陶之下，龚鼎孳承袭了祖父的仕宦
3、理念，在任台谏官员时多有践行，并将其发扬光大。“夫君子、小人之不能并立，犹夫冰炭之不相入，而薰莸之不共器，其来久矣。”关于“君子小人”的问题，龚鼎孳主张二者不可混进，应重用君子，听取贤士建议，而对小人则要大破情面，加以抨击。龚鼎孳的大伯龚萃肃，在天启年间曾为魏忠贤立生祠，后被列为逆案。三垣笔记（1982）记载，龚鼎孳未因家族情谊而庇护龚萃肃，他直称其伯“最无行”也。“言路之得失，世运之盛衰也”，在任兵科给事中时，龚鼎孳多有建言。一方面，他先后举荐了钱谦益、杨廷麟、方震孺等“老成名德”。另一方面，他则弹劾了吕大器、周延儒、王应熊、陈演等朝中重臣，可谓立场鲜明。“一味欺蒙，一句不肯直说，一事不肯担
4、当，把持朝政，变乱成法”，其“不忠不孝，罪并当诛”。龚鼎孳百折不回，指斥用事贵臣，其为道为公之心昭明显著。即使后来因言事下狱，他仍然能做到自得其乐，与诸君子看月行酒，淡然处之。入清之后，龚鼎孳继续坚守君子门户。“南有二凶，不讨国贼，而讨元祐之遗族”，“甲乙之际，台城幕燕，煽为训狐，二凶连肩，万威指鹿”。针对南明弘光政权由马士英、阮大铖二人掌权的现象，龚鼎孳颇为愤慨，指责二人摒弃贤能，“犯义而不耻”。顺治二年（1645），“雷霆屡作”，大雨“日夜不息”，清廷任用阉党冯铨为大学士，君子小人之争又起。“而内院辅弼大臣，号称政本，燮理阴阳，尤其专职。汉时每遇灾变，策免三公，其责重矣。”龚鼎孳巧妙运用天
5、人感应学说，以古讽今，劝说清廷惩治冯铨。不久，二人当堂对质，龚鼎孳直言冯铨为“附魏忠贤作恶之人”，从道德的角度抨击冯铨，最终遭到了多尔衮的呵斥。顺治十一年（1654），陕西地方灾变，龚鼎孳再次上疏，指出清廷应“明辅弼之任者”，暗示冯铨德不配位。几番弹劾，虽未能奏效，但龚鼎孳坚守初心的态度，让人为之动容。龚鼎孳同小人相争时大破情面，但和君子有隙时，则秉持了和而不同的理念。陈名夏与龚鼎孳皆为复社菁英，二人又同出项煜门下，交情颇好。然当龚鼎孳重返朝堂时，二人却因任职问题而生隙。龚鼎孳写下了与陈宰冢一文，气势磅礴。文中称自己“一生狂戅，性不媚时”，最后强调“生之杀之，是在阁下矣”。“即濑水（陈名夏）盛
6、时，（龚鼎孳）孤立行一意，不为苟同”，大有蜀洛分党之势。不过，这并未影响二人的君子之交。据邓汉仪（2019）记载，韩诗、任春臣等人同时与龚、陈二人交好，龚、陈二龚 鼎 孳仕宦理念探究基于对龚鼎孳全集的解读陈 晨DOI:10.14014/11-2597/g2.2023.02.006文道纵横1942023 年第 2 期（总第 326 期）人皆不以此为贰，致使“言者惭而退闻者服其量”。陈名夏死，龚鼎孳感慨“向所号为座上客，或稍稍避匿名迹自引去”耳，“世人徒见成败，或挟持爱憎，议论往往失中，皆予所不取。”由此可见，君子间虽有政见之异，但无碍客观之评价。“广陵一曲驻斜晖，鹤唳华亭事已非”，龚鼎孳回忆往昔
7、之景，感怀友人之逝，全无做作之姿。二、罪疑惟轻，善待遗民龚鼎孳在蕲水任职时就多有审案经历，相关断案判决之文皆被收录在浠川政谱之中。入清后，他两任左都御史，又转任刑部尚书，积极参与各类案件的审理工作。考察龚氏的刑名观，其“恤刑”理念浓厚，在任期间又多有援救遗民的举动，故为清初士人所称颂。昔人云：“自安之道，在人之死。”针对清初审案过程中有“宁从重拟以作自全之计”的现象，龚鼎孳给予了批评，他上疏清廷，提议“宽失出以期平允”，即“引律稍轻诸案多从宽减”，如此，方能使得判案官员“无瞻顾之忧”，秉公办事。龚氏又强调“以后重大狱情，问刑官务多方详讯，狱成上请，以待院寺之持平，不得任意自恣，止凭刑考，草率了
8、事”。即使因两议行为遭到降级处分，龚鼎孳依旧坚持原有的理念，不在意自身的得失，坚持向顺治皇帝陈述“慎狱之要”和“滥刑之弊”，并哀叹当下诸臣“止图自保，不复顾人之性命身家矣”。正如郑小悠（2015）所分析的，至康熙年间，龚鼎孳“将儒家观念中慎刑、重民命的核心思想融入到刑部官员问刑定谳的工作当中”，他把刑部认作是“生人”之所在。“予天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龚鼎孳这一番自白道出了他的仁厚之心。同样曾于都察院任职的周亮工在 赖古堂集（2010）中评价龚氏：“迨决狱，日必平反数十事。事虽奏当，有毫发疑，必推驳至尽，至辍匕箸，展转含豪，获有生机后已。同事或期期不可，必动声色力争，至再三不厌。”秉持“恤
9、刑”理念的龚鼎孳，保持了“一颗儒者的恻隐之心”。康熙朝，龚鼎孳上疏“请酌民例以宥小过”“以昭宥过之仁”，又“请酌缘坐以恤株累”，指出对一些情有可原之人应给予宽减。又提出“凡词讼牵连妇女，非系本身犯有重罪者，不得滥提滥禁”，对妇女也是一视同仁。当然，针对一些比较严重的不法现象，龚鼎孳并不会因为有仁爱之心而选择妥协，“如告词涉诬，即坐代书与诬告同罪”“所犯情罪重大亦不得而宽纵也”。情罪允协，宽严相济，龚鼎孳坚守了儒者的本心。龚鼎孳出仕清朝，和同朝官员以及明遗民群体都有着密切交往，众人时常唱和吟咏，抒发情怀，在康熙初年，龚氏成为了京师的文坛领袖。而当这些文士遭遇危难之时，龚鼎孳常常伸出援手，这既是恻
10、隐之心的流露，亦是关怀文人的表现。顺治十一年（1654），山西太原遗民傅山被下狱。不久，此案交由中央三法司部门审核。龚鼎孳以“尚属游移”为由，批驳了地方的审理结果。至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傅山“相应释宥”。康熙四年（1665），山东诸城文人丁耀亢因事获罪，龚鼎孳根据这一年的恩赦中有“自首免罪”一款，议免了丁耀亢的罪过。同年（1665）冬，沛县遗民阎尔梅入都求援。其子阎煛寻求龚鼎孳的帮助，称“吾家大祸非此公不解，且刑部正其执掌”。龚鼎孳与纪映钟多有帮携，助尔梅脱罪。“闻道尚书仍念旧，欢场凄咽有微吟”，阎尔梅非常感激龚鼎孳的搭救，写诗相答。又有宁都遗民曾灿，其为龚鼎孳早年好友曾应遴之子，康熙
11、年间被下狱，亦靠龚氏相助，终得解。同朝官员之中，吴达、周亮工等人也都遭受过牢狱之苦，龚鼎孳多次寄信安慰，表达关心，并感叹“天下皆知其冤”。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何龄修（2016）所言，清初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朝廷往往会采取“惩办首恶”的方针，对“首恶”以外的士人则多行宽宥，以示仁德，收揽人心。故龚鼎孳的上述行为是“贯彻清廷的意图，执行既定的政策”，并非有法不依。受其父亲的影响，在平时的生活中，龚鼎孳虽然经济窘迫，但多有接济遗民的举动。清稗类钞（1986）称龚氏“门生故吏徧九州岛两孙惸惸孤露”，眉庐丛话（1990）则赞扬龚氏“振拔孤寒，广厦所需，至称贷弗少吝”，龚鼎孳安贫乐道的精神为人赞叹。正如魏裔
12、介（2010）所言：“扶持正论惟公许，共济时艰我愿从”“才华岂但如苏李，经济应知似范韩”，龚鼎孳品行端正，才华横溢，值得交往！三、爱民重教，心系天下龚鼎孳早年作为地方的父母官，便屡有蠲免之议，力请恩波。至晚年，他越发“哀民生之多艰”，对民生事多有倡议。同时，龚鼎孳又关心地方的教化，注重乡里儒家思想的重塑。其养民、教民之理念，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民为邦本，政在养民”，龚鼎孳深知以民为本的道理，他推崇先代休养生息之策，体恤百姓之苦。崇祯年间，天下动荡，地方百姓“苦兵，苦寇”。龚鼎孳认为，应减免地方的赋税，帮扶百姓，恢复生产，收抚人心，如此“则大造之生成无漏，而一隅之性1952023年第2
13、期（总第326期）文道纵横命可苏矣”。针对中央连续增派官员入楚的做法，龚鼎孳根据过往在蕲水任职的经历，提出了异议，认为“事事创设，费属无算”“兵不散，无以僝人；赋不减，适以蔓寇”，盲目增兵添饷只会疲民扰民，宜“择有司以救凋残，酌蠲贷以苏民命”，并通过实施保甲制度，消弭地方之患。入清以后，政局逐渐平稳，龚鼎孳力倡节俭，禁止奢靡，以期社会恢复发展。“愿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凡可以省财息民者时留睿念”“凡演戏闹会，尽行禁止，而男女服饰，尽照部颁品式”。农业是百姓维持生存的根本，龚鼎孳主张重视农桑，宽以养民。“每遇农时，躬循阡陌，劝课农桑，单骑减从，毋滋扰累”，要减轻民众负担，必要时可以给贫民提供一
14、定的政策支持，如设厂煮粥进行救济，可“急纾民困，以固邦本”，以达到“一时饥民存活甚多”的效果。又如蠲免钱粮，使得百姓“不苦纷纭，得以专完正课”。还有完善相关民生设施，龚鼎孳早在“通籍时，即有意修治”家乡的永济桥、通济桥，晚年他终于将想法转化成了实践，以期家乡形成“民物乐熙，江山有待”的场景。在京城仕宦时，他和金之俊、胡兆龙等士大夫一起筹办了都门育婴会，推行善举，以“济人利物”“阴裨王政”。龚鼎孳上述宽仁的养民之策，颇受好评，对清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陈碧芬（2022）指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可以说是明清传统教民思想的经典表达。龚鼎孳主张加强社会教化，劝善惩恶，端
15、正民风。“统率师儒，修明正道，读六经、语孟之书，讲濂、洛、关、闽之学，不得驾虚翼伪，表异乱真，以为惑世诬民之渐。”可见，龚鼎孳提倡程朱理学，禁绝奸邪之风，以期达到教化民众的效果。在具体的教化实施方面，龚鼎孳注重地方的道德建设，“嗟嗟五子，死而可贵，为色作翰，若天有纬。狂寇躏蕲，飙驰釜沸，一旅遏之，以敌其忾。”他曾为了为国捐躯的五义士建祠，以褒奖忠义之士，激励地方百姓保家卫国。又重视乡村的治理，提议慎选乡长，要确保乡绅申明朝廷风教，以达到“民知归善去恶，敦睦乡里，礼让兴而讼狱自当哀息矣”的效果，使得民间和洽。关于地方学校教育，龚鼎孳亦十分看重。在明末战乱时，他就倡言重修通山县学，以图改变当地“少
16、文而轻剽”的风气。他又将自己所写的八股文编册成书，是为露浣园稿，以期“海内之士争传诵之”，进而改变当时的文风。入清后，龚鼎孳时刻关注家乡建设，他省亲南下时，正值庐州学宫初建，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赞扬知府之功绩，并作儒学碑记，宣扬儒家文化，从而使得百姓受到儒家学说的浸润。四、结语龚鼎孳全集的出版，为我们解决了龚鼎孳研究中史料不足的问题。潜心钻研龚鼎孳的诗文，我们可以发现，龚鼎孳除了有为人所知的才子形象之外，亦有一儒者官员的形象。任台谏官员时，他不畏强权，坚守道德底线；处理刑名事务时，他秉持恤刑、慎刑理念，多行宽减之策。平日里又注重与士人结交，屡有援救之举。无论在地方还是中央，他都时刻关注着民生问题，主张宽以待民，重视教化的作用，多次为民请命，践行了儒家济世安民的思想。参考文献李 清 1982 三垣笔记，中华书局。徐 珂 1986 清稗类钞，中华书局。况周颐 1990 眉庐丛话，山西古籍出版社。李 檠 2001 康熙分水县志，海南出版社。左 辅 2006 嘉庆合肥县志，黄山书社。魏裔介 2010 兼济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周亮工 2010 赖古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阎尔梅 2010 白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