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 0 2 2年第5期(总第4 1期)5 后习俗伦理与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理论遭遇的挑战 罗亚玲【摘 要】由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从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理论中借用而来的后习俗伦理概念,正凭借其非凡的阐释力成为规范伦理学中具有范式表征意义的重要概念。但该概念也经常因其与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理论之间的渊源而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后者自其产生以来遭遇了诸多挑战。基于对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之关系的反思,以及对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引入后习俗道德概念并发展后习俗责任伦理思想的历程的回顾可以得出,道德心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不能相互还原,两者也不具有同构性,而是相互支持和修正的关系。因此,后习俗伦理的概念虽
2、然源于科尔伯格的道德意识发展理论,但后者遭遇的种种挑战不会动摇其理念。【关键词】后习俗伦理;道德意识发展理论;科尔伯格;哈贝马斯;阿佩尔【中图分类号】B 0 1 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6-1 7 2 3(2 0 2 2)0 5-0 0 0 5-1 1【作者简介】罗亚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自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在规范伦理讨论中引入科尔伯格提出的后习俗伦理概念以来,它很快就凭借其非凡的阐释力成为具有范式表征意义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从字面上就包含了对习俗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意味,强调道德主体的自主性,从而表达了自律道德的主张,并且在与前习俗伦理和习俗伦理的概念对照中彰显了自身的优越
3、性。哈贝马斯和阿佩尔还分别通过对科尔伯格最高阶段道德意识的质疑,发展出了后习俗责任伦理的理念,该理念包含了对西方伦理学中义务论和后果论两大传统进行整合的尝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近年来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后习俗伦理概念与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理论之间的渊源却使得人们经常将它们相提并论,这导致一个结果:仿佛科尔伯格的理论*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责任伦理视角下的康德道德哲学研究”(2 0 B Z 0 9 2)的阶段性成果。中文学界相关介绍可参见:林远泽:儒家后习俗责任伦理学的理念,台北:联经出版社,2 0 1 7年,第7 1-8 5页;邓安庆编:黑格尔的正义论与后习俗伦理,伦理学术2
4、 0 1 9年春季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 0 1 9年,“主编导读:后习俗伦理与正义伦理”,第1-1 5页;罗亚玲:平等权利与共同责任 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2 1年,第1 7 0-1 8 5页。6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 0 2 2年第5期(总第4 1期)每遭遇一次挑战都可以让人怀疑后习俗伦理理念的合理性。虽然对于后习俗伦理而言,对其合理性的辩护终究是规范论证的工作,但科尔伯格的道德意识发展理论遭遇的各种挑战是否可能动摇后习俗责任伦理理念的根基,这一问题作为一种外部的质疑也并非无关紧要。本文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在阐述科尔伯格有关道德意识发展理论及其对规范伦理学的启
5、发,并介绍其所遭遇的各种挑战的基础上,试图从元伦理层面反思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关系,为后习俗伦理可以免受道德意识发展理论遭到挑战这一事实的影响辩护。这一工作虽然并非对后习俗伦理的直接辩护,但至少可以消除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质疑后习俗伦理理念的可能性,同时也为驳斥当代道德心理学发展对理性主义伦理学的所谓冲击提供一个例证。一、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之三层面六阶段说科尔伯格一生都致力于道德认知发展的研究,试图探究我们的道德判断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理由,以揭示道德意识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他设计了包括著名的“海因兹难题”在内的一系列道德两难实验,在十多年中通过追踪采访7 2名儿童和青少年,最终提出了人类
6、个体道德意识发展的三层面六阶段理论。其中三层面分别被冠以前习俗(p r e-c o n v e n t i o n)、习俗(c o n v e n t i o n)和后习俗(p o s t-c o n v e n t i o n)之名,每个层面又分别包含两个阶段,一共六个阶段。所谓前习俗道德意识,是前社会化阶段的道德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非道德或无道德的意识。该层面的第一阶段 “惩罚与服从”阶段 以服从权威避免惩罚为取向,完全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自然人的本能反应,第二阶段 “个人工具性目的与交易的阶段”逐渐走向超越自我中心,但采纳的依然是策略性的功利取向,无涉道德。随着成长和接触范围的扩展,人的道德
7、意识进入习俗层面,并先后经历“好孩子导向”的阶段(第三阶段)和“以法律和秩序为导向”的阶段(第四阶段)。前者以一个人所处的特定社群的价值观为导向,后者则以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为导向。在后习俗层面,人们意识到伦理和道德规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改变的,由此就从对既定规范的遵循转入对规范本身有效性的反思,形成自律道德的意识。在后习俗层面的“社会契约”阶段(第五阶段),人们认识到正当的规范应以满足所有人的共同福祉为前提,而在普遍伦理的阶段(第六阶段),则达到了对超越功利的自律与平等原则的认可和要求。这是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之三层面六阶段的基本图景。他还指出,人的道德意识发展总是按照这样
8、的顺序发展,不可能跨过低级阶段直接进入高级阶段,也不可能在达到高级阶段之后又退回到低级阶段。此外,他还认为,尽管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道德意识发展可能达不到后习俗道德的层面,但一个发展完善的道德意识必定经历这样的三层面六阶段。这是一种实证的道德发生学或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它揭示了人如何在范围不断扩大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改变自我认同,从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自然人转变为一个具有自律道德意识的普遍自我,从而实现道德意识的发展完善。尽管这种实然研究不同于规参见L a w r e n c e K o h l b e r g,T h e P h i l o s o p h y o f M o r a
9、 l D e v e l o p m e n t,S a n F r a n c i s c o:H a r p e r&R o w,1 9 8 1,p.4 0 9.罗亚玲 后习俗伦理与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理论遭遇的挑战7 范伦理学的应然研究,但它显然会给后者带来某种启发。因为,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这一发现包含了三个重要的预设:其一,道德意识发展总是遵循固定的阶段顺序;其二,后一阶段总是高于前一阶段;其三,每个阶段都体现了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因此不可能有同时处于两个阶段的情况)。这意味着,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就提示了普遍伦理的可能性,并且也提示了合理的规范伦理的可能形态。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正是基于
10、这样的考虑,将后习俗伦理的概念引入规范伦理的讨论之中。科尔伯格在规范伦理上持一种接近康德和罗尔斯的立场,与他的这些道德心理学的发现不无关系。但这是否恰恰表明后习俗伦理的理念维系于科尔伯格的道德意识发展理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科尔伯格的道德意识发展理论受到的各种挑战。二、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理论遭遇的各种挑战科尔伯格的开创性研究带动了道德发生学乃至整个道德心理学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其理论在道德教育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对其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从未中断。有人质疑他的发展阶段不可逆之说,有人担心他在美国做的研究可能只表明美国或西方国家的人的道德意识发展情况,不过这些疑虑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11、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除。在我们的问题关联之中,值得关注的有以下挑战:一是卡罗尔吉利根基于女性视角的质疑。吉利根是科尔伯格的学生和助手,她注意到科尔伯格的访谈对象均为白人男孩,忽视了女孩可能给出的不同答案。以海因兹难题为例,吉利根的研究表明,女孩的解决方式与男孩很不一样,她们往往着重于先充分地理解情境的细节,进行情境性的归纳思考,而非借助规则演绎的判断模式来客观地解决假设性的两难问题。如果说科尔伯格所呈现的普遍道德意识的发展最终通过抽离他人的特殊性和情境的具体性而建构出普遍的道德原则,以实现独立的“一般他人”的平等关系,那么,在吉利根看来,女性关注“特殊他人”的具体需求则表现为对具体情境中他人特殊
12、需求的回应,这种回应并非基于抽象的普遍原则。二是保罗布鲁姆新近的研究带来的挑战。布鲁姆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与科尔伯格一样专注于发展心理学研究,但不同于科尔伯格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的做法,布鲁姆的研究转向年龄更小的孩子 3-2 1个月大的孩子。布鲁姆和他的团队精心设计了各种实验,通过“注视时间”研究法和场景设置等各种方法,探究小龄儿童道德意识发生发展的情况。他们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不但拥有基本的道德判断能力,还“拥有某些特定的感受和冲动”,比如,“为有需要之人提供帮助的冲动、对承受痛苦的人的同情和伸出援助之手的热望、对残忍之徒的愤怒、对自己可耻行径的愧疚,还有对自身善举的自豪”。这些发现否定了
13、科尔伯格有关前习俗阶段的判断。布鲁姆认为,科尔伯格“大大低估了儿童道德思想的复杂程度”,因为后者认为“年幼儿童在思考道德问题时,首先会从比较简单直接的切入点开始考J r g e n H a b e r m a s,M o r a l b e w u s s t s e i n u n d k o mm u n i k a t i v e s H a n d e l n,F.a.M.:S u h r k a m p,1 9 8 3,p.1 3 8.美 保罗布卢姆:善恶之源,青涂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1 5年,第2 6页。美 保罗布卢姆:善恶之源,青涂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14、1 5年,第9 3页。8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 0 2 2年第5期(总第4 1期)虑,比如行为对自己的意义(所谓善行,就是能给我带来愉悦的行为),然后才会考虑到权威人士(所谓善行,就是父母的认可)。随着他们逐渐成长,其思考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后,道德终于转化为一系列的抽象规范原则”。此外,布鲁姆的研究还表明,科尔伯格“同样也低估了成年人道德思维的复杂程度”,他指出,“几乎没有人是纯粹的康德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或者美德伦理主义者”,“我们的道德体系更像是心理学家戴维皮萨罗口中那 由杂乱无章的直觉、经验法则和情绪反应构成 的 道德大杂烩”。就此而言,布鲁姆的新发现也可以说是对科尔伯格整个发展阶段
15、论的改写。三是乔纳森-海特的质疑。海特是当代著名的积极心理学家,被奉为积极心理学先锋派领袖人物,其 象与骑象人、娇惯的心灵(与他人合著)和 正义之心 等著作都非常畅销,在心理学、营销和企业管理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心理学的主要观点体现在“象与骑象人”的比喻之中,他认为人的行为抉择处于“心”与“智”(或情感/情绪与理性)的对峙之中,这两者对应于象与骑象人的意象,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骑象人在驾驭大象,而是相反,大象处于主导地位,骑象人扮演的只是顾问或仆从的角色。他因此反对柏拉图把理性比作驾驭心灵的马夫,而赞成休谟的断言:“理性,应该只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从之外,没有其他可能”
16、。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海特还通过整合进化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和哲学等各种思想资源,提出了其道德心理学的三条原则:(1)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2)道德的内涵不仅止于伤害和公平;(3)道德凝聚人心,但具有盲目性。在阐述上述第一原则时,海特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曾经在道德心理学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科尔伯格,但他不是针对后者具体的发展阶段论,而是批评其理论总体上包含的理性建构主义思想,因为这种理论表明“人能够在反思基础上建构社会或道德秩序”。在海特看来,这是一种“理性主义错觉”,实际上,“道德无法完全依靠儿童的自我建构”,“文化习得或引导在道德形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一定比理性主义者的理论中所阐述的要多”。以上所列并非针对科尔伯格的全部批评和质疑,但吉利根通过引入女性视角质疑科尔伯格研究之片面性,布鲁姆运用新的研究方法针对小龄儿童的细致研究改写了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阶段论的具体论断,海特基于其多学科的研究强调情感在道德判断中主导地位,推翻了科尔伯格理论的理性建构主义预设,他们的质疑存在角度和程度的不同,但综合起来无疑已经构成了对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理论的全方位的挑战。尽管如此,这些挑战是否可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