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环境规制视角下FDI质量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李天籽，韩沅刚摘要:在长江经济带构筑高水平开放高地战略与绿色转型背景下，如何发挥 FDI 质量对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助推作用至关重要。文章选取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 20102019 年面板数据，运用Super SBM 模型测度 74 座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基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构建 PST 模型，实证考察 FDI 质量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平滑转换效应。结果表明:(1)FDI 质量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发展效率，其中 FDI 出口与外资规模作用最为显著;(2)FDI 质量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受环境规制调节，随着规制强度提高，FDI 质量
2、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弱化;(3)分区域层面，环境规制弱化效应体现在长三角城市群，强化效应体现在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关键词:FDI 质量;城市群绿色发展;环境规制;长江经济带;PST 模型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23)02005316一、引言FDI 长期以来被学术界认为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屈韬 等，2018)。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逐渐由“速度至上”向“质效优先”迈进，通过助推东道国区域创新驱动，FDI 仍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受制于早期“重数轻质”引资政策的影响，过多低端外资进入造成诸如“巫山千丈岩水
3、库污染”、“蓬莱 193 油田溢油事故”等涉外污染事件层出不穷。为此，十九大报告全面阐述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绿色发展的战略部署(岳立 等，2022)。至此，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首要选择，而推动经济发展“绿色化”的关键在于形成“低投入、低排放与高产出”的绿色发展模式，即提升绿色发展效率，而合理利用外资推动绿色发展效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响应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途径之一。2021 年，商务部、生收稿日期:2022082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01109);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7JJDGW006);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4、(2018XXJD16)作者简介:李天籽(1976)，女，辽宁鞍山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城市经济、资源经济;韩沅刚(1994)，山东烟台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环境经济。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35DOI:10.13687/ki.gjjmts.2023.02.003态环境部印发的 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强调，推动国内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加速推进外商投资绿色规则，是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质量、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重要保障。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招引外资的重点地带，也是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2
5、022 年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加快经济模式绿色转型，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因此，探究如何实现长江经济带外资质量提升，充分发挥外资赋能绿色发展效率提升是一项重要议题。环境规制是以环保为目标、个体或组织为对象、制度或意识为形式的约束性力量(Petroni et al，2019)，在提升绿色发展效率中扮演重要角色。党的十八大以后，环保重心由“污染防治”向“生态优先”过渡(张小筠、刘戒骄，2019)。长江经济带作为重化工企业的聚集地，仅不足 1/3 的城市达到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预期目标(董会忠、韩沅刚，2021)。作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进长三角、长江中游以及成渝城市群
6、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以下问题:FDI 质量是否成为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环境规制调节下 FDI 质量对绿色发展效率的边际效应如何变化?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这对引导外资进入提质增量，加强城市群绿色协同共进，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二、文献综述FDI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渠道之一，其质量高低决定了区域高质量发展进程的走势(胡雪萍、许佩，2020)。围绕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国际生产折衷等经典理论，涉及 FDI 的研究取得突破，但大多文献基于 FDI 的数量视角讨论(刘明、宋彦玲，
7、2021)。鉴于 FDI 来源地、投资目标以及研发能力等方面差异(白俊红、吕晓红，2017)，FDI 质量已成为研究热点，包括三个方面:FDI 质量的衡量。国外学者对 FDI 质量的测算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的 FDI 引入为视角，如 Kumar(2002)、Buckly et al(2004)等，构建外资本土化、出口导向、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产业贡献度等多维度评价方法，用以反映 FDI 质量的实际水平。此外，白俊红、吕晓红(2017)从外资贡献率、资产规模、技术水平以及出口拉动等角度构建FDI 质量的综合指数用来衡量我国 FDI 质量。这一系列文献为 FDI 质量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但多以国
8、家、省份等视角居多，忽略了城市层面的异质性。FDI质量的经济效应。Macdougal L(1960)认为，跨国公司通过 FDI 实现技术转移，激发东道国经济效率提升与发展方式转变。FDI 作为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的聚合体，通过知识溢出发挥示范效应、竞争效应，提升东道国生产技术与管理能力(刘明、宋彦玲，2021)。优质外资的引入，意味着 FDI 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技术和知识密集型 FDI 不仅能强化高端科学技术带动性(Pradhan，2006)，同时有助于改善低端产能利用率(李天籽、谢沐芳，2020)，推45李天籽，韩沅刚:环境规制视角下 FDI 质量对绿色发展
9、效率的影响研究动经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鼓励引进高质量 FDI 的政策(郭克莎，2000)有助于当地的高端产业发展，加快低端产业转移或淘汰。FDI 质量的环境效应。FDI 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大多围绕“污染天堂”与“污染光环”展开。“污染天堂”假说认为，跨国公司会通过 FDI 将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低端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加剧东道国的生态环境恶化;“污染光环”假说则认为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存在技术差距，FDI 会发挥生产替代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改善东道国生态环境质量(霍伟东 等，2019)。FDI 的质量特征是造成上述假说对立的根源(韩永辉、邹建华，2015)。在现实情况下，外资市场准入、
10、产业安全和发展方向等政策出台(陈强远 等，2021)，逐渐引导 FDI 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以此降低 FDI 对东道国环境的负面效应。此外，部分学者探索 FDI 质量升级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李佳霖、孙鹏，2020)。上述关于 FDI 质量的研究多基于经济或环境的单一视角，未能响应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相协调的时代主题。绿色发展效率突破传统经济理念的局限性，是在资源有限以及环保政策日趋严格的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选择。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聚焦于以下几点:一是概念界定与效率测度;二是时空演变特征(王婧、杜广杰，2020);三是驱动机理探讨，涉及金融集聚、产业集聚、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等因素。随着
11、关于 FDI 研究的推进，FDI 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开始受到学术界关注。围绕 FDI 对绿色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中多涉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黄磊、吴传清，2021)。一方面，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 FDI 的质量，提升 FDI 技术溢出作用(周杰琦、汪同三，2017);另一方面，环境规制设定过高，迫使外资企业无法适应东道国严苛的环保政策，引发产业转移、投资份额缩减等问题，限制招商引资规模(周长富 等，2016)。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良好，短期内能够适应当地环境政策，而落后地区无法回避环保标准，被迫缩小生产规模，导致经济效益损失。另外，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需根据区域发
12、展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针对长江经济带地理区位特殊性与战略价值，已有文献探讨了 FDI、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如黄磊、吴传清(2021)基于 FDI 数量特征，认为提高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潜力的关键在于加大 FDI 的环境监控力度;李健、武敏(2022)围绕环境规制的工具异质性，证实了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与 FDI 存在的交互效应能够提升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综上所述，涉及到 FDI 质量、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成果丰硕，但鲜有文献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韩永辉、邹建华，2015)。故此，本文在厘清 FDI 质量、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分别构建 FDI
13、质量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基准模型与检验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 PST 模型，探究环境规制调节下FDI 质量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本文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已有文献多以省级视角测度 FDI 质量，本文围绕 FDI 质量的内涵，从城市层面对 FDI 质量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第二，目前文献多将 FDI 视为同质资本，忽略 FDI 质量差异，本文将 FDI55李天籽，韩沅刚:环境规制视角下 FDI 质量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质量纳入环境规制、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框架中，并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异质性差异;第三，采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进行实证检验，能够较好地规避多数文献使用门槛模型造成的突变性，更加贴
14、合环境规制强度连续渐变的特征。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FDI 质量与绿色发展效率FDI 质量的提升能够拉动经济增长、改善生态环境(李卫兵、王鹏，2020)，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其内涵在于 FDI 自身涵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充足资金等资源要素，能够保障东道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即发挥 FDI 正外部性作用，包括提升技术水平、增强盈利能力、提高出口竞争力、获取资本支持等(Kumar，2002;郭熙保、罗知，2009;郑义、徐康宁，2011)。本文将 FDI 的技术含量、盈利能力、出口能力以及外资规模四大特征统一量化，以衡量 FDI 质量水平，考察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技术含量。本土企业
15、可通过学习与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规避自主创新下的风险成本，改良生产技术与减排技术，促进本地区绿色发展(岳立 等，2022)。盈利能力。外资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将增加东道国政府税收收入，加大政府在生态维护、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改善东道国引资环境质量，保障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落地，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胡雪萍、许佩，2020)。出口能力。出口导向型外企能够打通东道国对外贸易渠道，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产量，同时贸易往来能够促进外来先进知识溢出，提高东道国技术水平，缓解生产粗放引起的环境问题(白俊红、吕晓红，2015)，助推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外资规模。FDI 规模扩大能够保障东道
16、国资本供给，缓解融资约束难题，同时相当规模的 FDI 能够推动东道国形成规模经济，进而突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约束(周杰琦、汪同三，2017)，实现绿色发展效率提高。据此，提出以下假设。H1:FDI 质量提高能够助推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二)环境规制调节下的 FDI 质量与绿色发展效率在资本要素全球流动背景下，环境规制施压于东道国企业，倒逼企业技术创新、缴纳排污费用，造成外资投资决策发生改变，导致 FDI 质量的边际效应发生转变，产生边际提升与边际减弱两种状态。边际提升。环境规制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迫使污染型企业减产或停产，规避低端产能无序扩张，并引导投资重心转向清洁型企业，清洁型企业经济效益得以提升(朱平芳 等，2011)。同时，在严苛的环境政策下，部分污染型企业加大绿色转型力度，学习并模仿高质量 FDI 企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实现生产技术进步，缩小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更好地发挥FDI 质量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李虹、邹庆，2018)。边际减弱。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技术创新风险也随之增加，研发失败、项目未建成等问题频发，造成外企研发投入失效，导致 FDI 技术含量的正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