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篇：县乡构建和谐社会调研报告县乡构建和谐社会调研报告 社会调研报告 社会调研报告 编者按：县乡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开展观，在短短几年中，创造出了“八步工作法，形成了“经验，做到了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 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实现了由“管压型向“效劳型的政府职能转变。从而使乡由乱到治，政通人和，连续5年零上访。为解读“现象，国家行政学院、市委组织部、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的有关同志组成联合调查组，于新年伊始，共赴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结果说明，“经验具有方向性意义，值得借鉴
2、、推广。 由“不和谐到“和谐的乡 “九沟十梁四面坡，沟深坡陡悬崖多，往上望得草帽落，往下看得打哆嗦。说的是大山深处的县乡，它与XX省XX县区接壤，距县城66公里，是国家贫困县的特困乡。该乡交通不便，饮水困难，信息闭塞，自然灾害频繁，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是县位置最偏远、经济最贫穷的乡之一。 5年前，由于多种原因，乡的群众普遍滋生不满情绪，散（心散）怨（怨气）乱（非理性行为）现象弥漫民间。村民们认为乡政府只收钱，不办实事。于是上访、打干部、砸烂干部摩托车的事时有发生。1997年，全乡的农业税和统筹款只完成了60，完成20以下的有6个村。特别是1998年，在集中清查追收方案生育、殡葬改革、国土、林
3、业等罚款执法中，搞户户过关，全乡30左右的农户遭到处分，罚款高的农户超过千元。在当时农民人均负担到达140元左右的情况下，这一大规模的罚款行为激化了矛盾。发生数百农民聚集、以铳为号、围攻乡政府的事件。县里派出警力帮助维护秩序，竟有村民相约要炸毁山沟里唯一的桥梁通道，以使警察进得去、出不来。最后，是县领导去做化解工作才解了围。乡干部脱离了险境，闷在屋内几天不出门，茶饭不思，人心难聚。 乡党委、政府一班人带着全乡人民经过卧薪尝胆，艰苦创业，近5年来经济社会发生显著变化，党群干群关系根本好转。连续5年零上访，农村各项税费年年按时完成，群众自发地给乡党委、政府送有19面锦旗，立有两块“德政碑。5年前，
4、乡村干部到农民家，常常吃“闭门羹，群众恨干部、怕干部，而现在群众盼干部、亲干部，干部下村，总是争着往家里请。兴坪村村民廖华山曾与乡政府闹过对立，2023年乡里筹资修建乡中学时，他不但捐款300元，还把自己留下来准备养老的2万元借给了政府。在给乡党委的一封信里，他写道：这2万元“我儿子修房子、买车子时我都没有借，现在借出来，和你们一起共度难关真可谓，党群干群鱼水情深。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遥远偏僻、贫穷落后、干群关系紧张的特困乡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用鹿峒村一位时年65岁的老党员李元生的话说：“以前是很难看到党委书记到农民家，现在是党群之间接上了气。言简意赅，含义深刻。在乡的群众座谈会上，村民们给出了答
5、案：是“八步工作法改善了干群关系，是“八步工作法促进了乡村巨变。在县、在各地，人们把乡党委、政府探索出的党的基层组织践行“三个代表、坚持执政为民的以“八步工作法为内核的经验，称为“经验。 “八步工作法产生的背景 “八步工作法是县乡党委、政府一班人为破解难题、走出困境，在实践中探索的伟大创举。而这种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多种原因交织而形成的，既有其产生的特殊性原因，也有带普遍性的原因。 深刻反省，找准原因。首先是体制上的因素。如在乡级财政体制问题上，乡财政负担重，年刚性支出340多万元，而本级财政收入仅达60多万元。收入支出之间悬殊过大，财政缺口难以解决，乡政府正常工作运转存
6、在问题，一些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难以承受。其次，政策执行上的因素。在农村政策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乡干部主观愿望想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出实绩，但又缺乏手段，不知怎样服好务。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政策性方案指标，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强制性建设骨干产业基地。经济上不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政治上不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事事代替农民作主，使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第三，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上的因素。不少干部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对广阔群众采取“管压式的简单行政命令和强制干预。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在村民面前摆架子、耍威风、好吃喝，引起农民反感。第四，教育引导不到位的因素。不展深入细致的思想
7、政治工作，无视教育引领群众的工作，导致农民对一些政策法规不理解，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基层干部。 重树形象，寻求切入点。找准了原因， 第二篇：县乡构建和谐社会的调研报告县乡构建和谐社会的调研报告 编者按。县乡认真贯彻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开展观，在短短几年中，创造出了“八步工作法，形成了“经验，做到了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 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实现了由“管压型向“效劳型的政府职能转变。从而使乡由乱到治，政通人和，连续5年零上访。为解读“现象，国家行政学院、市委组织部、人民日报社
8、人民论坛杂志社、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的有关同志组成联合调查组，于新年伊始，共赴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结果说明，“经验具有方向性意义，值得借鉴、推广。 由“不和谐到“和谐的乡 “九沟十梁四面坡，沟深坡陡悬崖多，往上望得草帽落，往下看得打哆嗦。说的是大山深处的县乡，它与XX省XX县区接壤，距县城66公里，是国家贫困县的特困乡。该乡交通不便，饮水困难，信息闭塞，自然灾害频繁，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是县位置最偏远、经济最贫穷的乡之一。 5年前，由于多种原因，乡的群众普遍滋生不满情绪，散（心散）怨（怨气）乱（非理性行为）现象弥漫民间。村民们认为乡政府只收钱，不办实事。于是上访、打干部、砸烂干部摩托车的事
9、时有发生。1997年，全乡的农业税和统筹款只完成了60，完成20以下的有6个村。特别是1998年，在集中清查追收方案生育、殡葬改革、国土、林业等罚款执法中，搞户户过关，全乡30左右的农户遭到处分，罚款高的农户超过千元。在当时农民人均负担到达140元左右的情况下，这一大规模的罚款行为激化了矛盾。发生数百农民聚集、以铳为号、围攻乡政府的事件。县里派出警力帮助维护秩序，竟有村民相约要炸毁山沟里唯一的桥梁通道，以使警察进得去、出不来。最后，是县领导去做化解工作才解了围。乡干部脱离了险境，闷在屋内几天不出门，茶饭不思，人心难聚。 乡党委、政府一班人带着全乡人民经过卧薪尝胆，艰苦创业，近5年来经济社会发生
10、显著变化，党群干群关系根本好转。连续5年零上访，农村各项税费年年按时完成，群众自发地给乡党委、政府送有19面锦旗，立有两块“德政碑。5年前，乡村干部到农民家，常常吃“闭门羹，群众恨干部、怕干部，而现在群众盼干部、亲干部，干部下村，总是争着往家里请。兴坪村村民廖华山曾与乡政府闹过对立，2023年乡里筹资修建乡中学时，他不但捐款300元，还把自己留下来准备养老的2万元借给了政府。在给乡党委的一封信里，他写道：这2万元“我儿子修房子、买车子时我都没有借，现在借出来，和你们一起共度难关真可谓，党群干群鱼水情深。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遥远偏僻、贫穷落后、干群关系紧张的特困乡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用鹿峒村一位时年
11、65岁的老党员李元生的话说：“以前是很难看到党委书记到农民家，现在是党群之间接上了气。言简意赅，含义深刻。在乡的群众座谈会上，村民们给出了答案：是“八步工作法改善了干群关系，是“八步工作法促进了乡村巨变。在县、在各地，人们把乡党委、政府探索出的党的基层组织践行“三个代表、坚持执政为民的以“八步工作法为内核的经验，称为“经验。 “八步工作法产生的背景 “八步工作法是县乡党委、政府一班人为破解难题、走出困境，在实践中探索的伟大创举。而这种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多种原因交织而形成的，既有其产生的特殊性原因，也有带普遍性的原因。 深刻反省，找准原因。首先是体制上的因素。如在乡级财政
12、体制问题上，乡财政负担重，年刚性支出340多万元，而本级财政收入仅达60多万元。收入支出之间悬殊过大，财政缺口难以解决，乡政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府正常工作运转存在问题，一些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难以承受。其次，政策执行上的因素。在农村政策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乡干部主观愿望想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出实绩，但又缺乏手段，不知怎样服好务。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政策性方案指标，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强制性建设骨干产业基地。经济上不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政治上不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事事代替农民作主，使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第三，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上的因素。不少干部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对广阔群众
13、采取“管压式的简单行政命令和强制干预。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在村民面前摆架子、耍威风、好吃喝，引起农民反感。第四，教育引导不到位的因素。不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无视教育引领群众的工作，导致农民对一些政策法规不理解，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基层干部。 重树形象，寻求切入点。找准了原因，弄清了症结，乡党委、政府一班人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自我剖析，重树形象，为寻求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路径，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首先，凝聚人心，高扬旗帜。在大家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之时，乡党委书记李红彬率先提出了“头要昂起来，腰要挺起来，劲要鼓起来，正气要树起来，精神要振作起来， 工作要干起来的响亮口号。唤醒
14、大家的党员意识、责任意识、执政意识。 其次，转变观念，变“官本位为“民本位。为了打破僵局，乡党政领导班子立下了“重事业如山当好领头雁，淡名利如水甘为孺子牛的座右铭，展了“乡村干部进万家活动，发放近万份征求民意表。领导干部“家访，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以真情去融化党群、干群之间的“坚冰，从而化解民怨。 其三，找准切入点，探索新的工作机制与体制。老方法不能用了，只有创新。乡的干部们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工作机制与体制。他们将突破口选在速办一件群众急需办又能办好的事上，那就是修建双河口大桥，取信于民。 当时，乡4个村数千名群众进出都要经过“双河口，由于没有桥，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曾经有5个学
15、生1个成人因过河淹死。几届班子都酝酿过修桥，但因干群不一心，迟迟没有落实。1998年12月，乡党委牵头，4个村推荐组成了“双河口大桥建设领导小组，通过一再找技术人员规划、测设和预算，每人需集资35元。方案出台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是少数群众不愿集资；二是不少群众有顾虑，“修桥是假，干部想捞油水是真。负责此项工程的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大为受挫，都不愿干了。面对难题，乡党委做出果断决定，调整了建桥领导小组，由建桥后直接受益的4个村各推荐1名群众代表参加领导小组，分别担任会计、出纳、保管、工程质监；干部不管钱不管账不管物，只负责组织修桥的具体事务；建桥方案交由群众讨论公决。通过这样的方式，吸纳群众也参与到决策、管理和监督中，结果95的群众同意此方案。大桥竣工后，建桥领导小组将结余的34695.4元按每人9.4元如数退给了群众。群众说：“这9.4元，买回了我们的心啊。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的推动。自1998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