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道酬勤东晋荆州佛教崛起原因考|东晋荆州中图分类号K23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4015702 荆州佛教(本文所论荆州以东汉时期的荆州地区行政区划为基准，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和河南省南部的局部地区)在汉魏两晋时期有着独特的开展轨迹。汉魏西晋时期，佛教虽已流布到荆州地区，但该地区佛教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东晋时期，荆州佛教实现了崛起，呈现繁荣之态，佛教寺院林立，僧人活动频繁，佛学开展水平较高。 东晋的荆州已是伽蓝密布，江陵、襄阳、庐山、长沙、衡山等地都有可考的寺院记录。江陵辛寺、长沙寺、白马寺、竹林寺、上明寺，长沙麓山寺、白马寺、檀溪寺，庐山西林寺、龙泉精舍、东
2、林精舍，武昌寒溪寺，襄阳羊叔子寺，武陵平山寺，江夏郡新阳县某寺被一一创设，为荆州佛教的开展提供了活动基地。寺院创设的同时，有许多高僧在荆州进行弘法活动。据高僧传记载，两晋时期，在荆州地区活动的“义解科高僧有29人之多，长安和建康那么分别仅有18人和12人，并且这29位“义解高僧全部是东晋时期在荆州地区活动。可见，东晋时期荆州地区的僧人活动激增，其频繁程度已可与长安、建康这些传统的佛教重镇相媲美。 “义解高僧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佛学开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故荆州地区佛学开展水平相当高，以至于东晋末期，荆州地区能够产生出倍受建康佛教界推崇的佛学成果。其时，昙摩耶舍在江陵辛寺开讲十诵，建康道场寺僧人慧观
3、根据昙摩耶舍所讲撰书二卷， “送还京师，僧尼披习，竞相传写，时闻者谚曰：卑罗鄙语，慧观才录，都人缮写，纸贵如玉。能够在高僧传中留下详细记载的僧人毕竟还是少数，一般僧人或具有佛教信仰的一般民众只能在历史记载中以群体的面目出现。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释道安南投襄阳，宣扬佛法，“四方学士竞往师之，襄阳佛教盛于一时。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襄阳被寇，道安弟子释法遇避乱东下，在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东晋末，厨宾人昙摩耶舍在江陵辛寺弘法，“其有味靖之宾披榛而至者，三百余人。江陵佛教，盛状可见。庐山佛教在释慧远的领导下，“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佛教
4、甚至还传播至某些县级行政区。释法安，慧远弟子，曾至新阳县(今湖北京山县)，以神异平虎灾，其事“遂传之一县，士庶宗奉，改社神庙为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佛教在荆州士庶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人中国后，受中国外乡地域差异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开展面貌。佛教流传分布的不均衡性与地区区域文化特性之间存在着联系。汤用彤先生曾从区域文化特性的角度探讨汉代“佛教不盛于南阳荆襄或大河以北，而独盛于齐楚以及江淮之间的原因是，“其时方仙道盛行于淮济一带，佛教初来，被视为一种之道术。因而彭城广陵之间，亦盛行其教。此说为是。但仅以此来说明佛教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还不够，东晋时期佛教“盛于南阳荆襄，
5、荆州成为可与长安、建康等传统佛教重镇相并举的新兴佛教重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两晋之际及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是东晋时期荆州佛教崛起的首要原因。从两晋之际开始，东晋十六国时期一直持续着的北人南迁现象，对东晋时期荆州地区的人口数量及构成影响很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南方那么相对稳定，北方人口大量南下，“荆州地区是北方人口南徙的主要目标之一。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胡羯贵族乘虚而入，北方干戈扰攘，一片混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平安，(三国志卷15，465页)北方人民纷纷涌向荆州地区，“雍州流民多在南阳。(资治通鉴卷87，2752页)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
6、的战乱和民族压迫使南下荆州的北方人口进一步增加。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在为荆州佛教传播提供经济根底的同时，也为荆州佛教的开展提供了传播者和良好的受众。东晋荆州佛教的外来移植性显而易见。僧人是南迁人口中的特殊群体，他们从长安、洛阳等传统的佛教兴旺区迁至荆州，在荆州进行佛寺创立、佛经翻译、佛理探讨等活动，使荆州佛教迅速崛起。僧人南徙现象，在高僧传中有显著表现。东晋时期在荆州地区活动过的38位高僧的籍贯分布情况为：14位籍贯缺载；籍贯可考的24位僧人中，5人来自外国，16位来自北方的冀并幽司等地，1位来自徐州，1位来自扬州。1位来自荆州南阳。南人北寓者占籍贯可考的本国高僧的84.21。 第二，荆州官僚热
7、心佛教事业是东晋荆州佛教崛起的重要原因。良好的政治环境是佛教开展的必要条件。荆州地势险要，其控制权得到当权者的重视。荆卅I刺史一职先后被琅琊王氏、寻阳陶侃、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太原王忱、陈郡殷仲堪等所把持。琅琊王氏，自东晋王导始就世代奉佛，代代不绝。陶侃曾遣使迎接佛像，“率众行道，昏晓不绝。桓温镇荆州时，亦给予竺法汰很高的待遇。刺史外，荆州各地地方官员的奉佛事迹也屡见记载。晋长沙太守腾含，于江陵舍宅为寺，立江陵长沙寺。释法遇，道安弟子，悟解非常。义阳太守阮保，“闻风钦慕，遥结善友，修书通好，施遗相接。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荆州官僚热心奉佛，认可佛教的超越性，这一点对荆州佛教的开展也至关
8、重要。荆州为四战之地，政治局势风云变幻，佛教徒要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良好的关系，才可立足。卢循占据江州时，人庐山拜见慧远，慧远欣然接待。刘裕征讨卢循时，有人告知刘裕，慧远曾与卢循交好。刘裕说：“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遣使致敬，并遗钱米。僧人“邦乱那么振锡孤游，道洽那么欣然俱萃，经济盛衰和政治治乱，影响僧徒的散聚，进而影响区域佛教的开展状况。 第三，道安僧团与慧远僧团在荆州地区的活动有助于东晋荆州佛教的崛起。东晋十六国时期，高僧众多，其中佛图澄、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四人影响最大。佛图澄与鸠摩罗什主要在北方地区活动，道安和慧远那么与荆州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东晋荆州佛教之崛起，释道安居功甚伟。释道安在
9、后赵乱亡、北方战乱之际，南投东晋。出三藏记集释道安传称，随释道安南下的僧众有500多人。道安为广布教化，曾在新野分遣徒众，但其到达襄阳时，随行徒众仍有400余人。道安驻锡襄阳15年，在其领导下，襄阳僧团“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威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襄阳佛教盛况空前的同时，道安还注重推动江陵佛教的开展，先后遣昙翼、慧远、法遇、昙徽宏法江陵。昙翼等在江陵兴建寺字，弘传佛法，江陵佛教开展显著。法遇在江陵长沙寺讲经说法，受业者曾达400余人。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苻丕克襄阳，道安被延致长安，襄阳佛教繁荣不再。但道安在荆州的弘教事业被慧远所继承。襄阳战乱后，慧远继
10、承其师的事业，在庐山开始了独立弘教生涯。慧远在庐山养素山林30余年，在他的领导下，庐山名僧、名士聚集，被认为是“道德所居的佛教重镇，不但是荆州佛教的中心，还是中外僧人向往的佛教圣地。道由人弘，“两晋佛法之兴隆，实由有不世出之大师先后出世，而天下靡然从同也。道安和慧远以及他们所领导僧团在荆州地区的活动，推动了荆州佛教的开展，使荆州佛教在东晋时期实现了崛起。 第四，东晋荆州佛教的崛起与荆州在佛教文化交流中的有利地理位置有关。文化传播与交通路线的关系紧密，佛教文化的传播也不例外。佛教来华的线路大体有四条：一是通过中亚、西域传人中国，即由天竺、厨宾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西北地区，然后再向中原、
11、关中和东南地区辐射；二是由南海从海上传来，或在交广地区登陆，进入东南地区，或由南海到东海，从江苏或山东半岛上岸，再传播至江淮地区；三是从缅甸传人巴蜀地区，再从巴蜀沿长江南下或北上关中地区；四是经过尼泊尔传人西藏地区。此四条路线中，前三条路线对荆州佛教都有重要影响。东晋时期，中国佛教界一方面致力于消化已传人的佛教文化，使其逐渐外乡化，一方面继续汲取新的佛教文化营养。凉州、长安、建康、巴蜀、广州等地作为外来僧人的首要驻锡地，佛教开展繁荣，吸引其他地方的僧人去求取新法。荆州虽不是外来僧人的首要驻锡地，但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当时僧人在长安、建康、巴蜀、交广之间流动的枢纽地。对于僧人来说，东晋荆州已不同于汉魏西晋时期的荆州。东晋荆州既有良好的佛教受众和优越的政治环境。又有佛教领袖释道安和慧远的驻锡，这些都吸引他们在此驻足。东晋荆州在具备上述条件之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才表达出来。 责任编辑：郭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