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社之前世今生文学社之前世今生 赵玉柱，“读者新语文”阅读写作教育平台签约作家，发表散文、小说数十万字，著有随笔集我的廿四书。上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和六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义结金兰。响头磕在地上，大家开始称兄道弟。那时候高考将至，我们找不到桃园，就挤在王小石家的书房里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仪式。受我们叩拜的是一整套辞海。这件事是王小石撺掇的。赵玉柱，“读者新语文”阅读写作教育平台签约作家，发表散文、小说数十万字，著有随笔集我的廿四书。在没有认识王小石之前，我还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走向，但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全市唯一的重点高中，我一度是数学单科状元，加上一头乱蓬蓬的长发，一副超
2、厚的“玻璃瓶底”眼镜，以及时而沉思时而微笑的神态，让担任数学老师的班主任对我的理科生气质深信不疑。王小石的出现，打乱了我的人生部署。事情要从第一堂作文课说起。那天，教语文的任老师拿起两本作文本在手里扬了扬说，这两篇作文与众不同，写得很成熟。然后，他在班上朗读了一遍。其中一篇是我的，另一篇是王小石的。老师的鼓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从乡下中學考入高中，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在作文方面没有底气。王小石也一样。他一向成绩不好，除了爱读书、会写作文，在学习方面还真找不出其他优势来。他的自信心本来像一个瘪气球，一下子让任老师吹得鼓起来了。他在班上扬名立万，开始“上蹿下跳”，四处鼓吹读书写作的好处。我成了第一
3、个应声“落水”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应该属于“自投罗网”。我爱读书，但往上数三代全家都是贫农，不要说书，老皇历每家平均不到一本。当王小石把我带到他家，我看到一屋子的书高高低低堆得到处都是时，就像一只饿瘪的蚊子，眼前顿时呈现出无数条肥美的大腿，随便往哪儿叮，血都会像喷泉一样涌出来，不但管饱，而且管够。这样一来，我就彻底缴械投降了。我们俩“同流合污”，在班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很快便吸引了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志。一个是杨君，另一个是王君，还有一个是梁君。杨君的母亲是语文老师，他有家学传承，喜欢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但常常被王小石驳得哑口无言，最终折服入伙。王君把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读得烂熟，凡是有
4、名气的中外导演拍的电影，他无一不知。梁君的理科很好，她弃理从文，她的母亲是本市一位作家，她受母亲的影响很大，她的文字中有一股张爱玲式的忧伤。冥冥之中，她注定要和我们走到一起。经过我们的奔走呼吁，我们学校唯一的文学社成立了。王小石借用泰戈尔的新月集之名，将文学社命名为“新月社”。班主任很支持我们，专门从班费里拨出 100 块钱，作为文学社的活动经费，并把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留给我们发挥。我们出了第一份社报，班上一时文风蔚然，文学社的同人们纷纷登场。我还是坚持走自己“苦大仇深”的路线，除了课堂作文，还经常写一些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和对人生的体悟。此后，我不断受到任老师表扬。有一次，任老师讲评完作文，
5、意味深长地说：“也许以后我们班还真能出一两位作家呢。”我心里一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快下课了，教室里躁动不安，吵闹声如海浪般一浪高过一浪，淹没了他的声音。我却听得那么真切，他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我的写作热情高涨，在命题作文之后，我常常附上自己的即兴之作。我把写完的作文本用毛线装订在一起，一学期下来，至少能装订三本。到了高二，课程越来越紧张，几个铁定要学理科的同人退出了，文学社随之解散。我自作主张退出了物理和化学的小灶班，导致两位恩师严重不满。班主任没办法，便和我约定，分科考试如果能考进前五名，他就同意我去文科班，否则免谈。在最后的选拔考试中，我得了第一名。最终，我和王小石、王君、杨君、
6、梁君都去了文科班。文科班的文学狂热分子不少。才华横溢的玉君，文章写得好，画也出彩，擅长演讲，还能唱歌。王小石又吸收“高富帅”龙君加入。七个人，七颗年轻的心，注定不安分。我们成立了“九九学社”我们是 1999 届的学生。玉君主动请缨，为我们设计了会徽。我们又借古龙小说七种武器，各选一种武器作为自己的号。下午放学，玉君在教室黑板上画上会徽，我们各自画上七种武器的图符，在教室里又唱又跳，折腾够了才回家。王小石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此后我们常常到他的房间里聚会，选自己爱看的书，或者讨论一个热闹的话题，杯水在手，笑语不断。在理科生彻夜鏖战题海的时候，我们却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聊着关于人生的话题，已然忘记了如
7、风刀霜剑般逼近的高考。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决定义结金兰，地点就选在王小石家。数九寒天，桃花已不知败落了几时，焚香盟誓吧，又没有香，乌牛白马等祭礼更无从备起。而且，还有 100 多天便高考了，动静不宜太大。我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既然同为文学青年，找本书来拜拜也无妨。王小石就地取“材”，搬出他的辞海上、中、下三册，高高地摞在桌子上。关上灯，我们七个人六男一女，在黑暗中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共同的爱好，把七个有趣的灵魂拴在了一起。高考如约而来。我们七人中，有四人落榜。走入大学的三个文学青年，竟没有一人学中文。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把谋生当成了第一要务。玉君上大学时学了新闻专业，毕业后已经崭露出优秀记者的潜质，却不得不服从家人的安排，辞职返乡进入银行系统工作。王小石第二年考入某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杂志社，替我们当年如日中天的文学阵营保留了最后的希望。而我，在与铺天盖地的数字打交道之余，仍然艰难地在文字间找寻往日的足迹。数年过去，我们散落得更远。在一波一波漫过的岁月里，当初的兄弟们连同文学社的“共同纲领”，都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小黑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