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 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进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决之道的现实需求，也敦促学术界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诚如已故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爱好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 我们所知是如此。依据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尽略远为旨。因此，由现代回观历史，从历史打量现代，就成为现代史学一个不容回避的争辩课题。“三农问题即是如此。 首先，“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那么是一个历史问
2、题。依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生存还是消灭，是衰败还是复兴，是遗弃还是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定面临并必需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农业和农夫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夫，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依据自身的规律演绎和进展。因此，农村、农业和农夫并没有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消逝，与传统农业文明亲热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夫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的重
3、要问题。 虽然中国缓慢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传统的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转变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沉积的冲突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故有人指出，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是中国宽敞农夫贫困化的过程。旧时代的冲突照旧存在，新的社会冲突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遂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到20世纪30年月，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特殊猛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在几乎全部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见。 其次，勿庸置疑，困扰当代社
4、会进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自近代以来自身形成、进展和演化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曾想努力解决的问题。当时，人们已经生疏到，虽然近代农夫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与传统社会并无质的差异，但近代以来的农夫生存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具有时代性的特征。由于“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夫的地位特殊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兴旺，工商的地位渐渐提高农夫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这一历史记录说明，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消逝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动乱的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震荡，
5、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进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20世纪30年月东方杂志争辩的主题之一。同样，已经被拖入世界经济市场的中国乡村，还不行避开地承受着世界经济的冲击。因此，当时乡村社会争辩的国际视角也格外鲜亮，如马寅初世界经济恐慌如何影响及于中国与中国之对策就是典型一例。而且当时对于中国农夫贫困问题的考察也是从世界史的比照角度入手的，如李树青的中国家的贫困程度即是通过与美国、丹麦农夫生活状况的比较而立论的。寻求“三农问题答案的探究，是近现代以来历史进展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那么，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是伴随着工业化
6、、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消逝的中国社会进展的主题之一。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叉和寻求解脱危机的步履维艰。在20世纪上半叶急迫探求中国乡村社会进展出路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争辩中，学术界、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各以自己的生疏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等都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社会进展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其学理层面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当然，任何模式也都是有限的，历史的进展和演进最终都超越了模式本身。不过，历史所积累的生疏价值却是永恒的。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加以打量，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化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这是时代对史学的要求，也是历史学回应并作用于时代的根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