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论我国农业税制现状与完善 （一）我国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立法是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包括其后（主要是80年代以来）国务院公布的一系列专门规定农业税的行政法规，如1994年的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农业税有关的法律标准。 条例颁行至今已有4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今日，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农业产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农业税制及其立法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农业的进一步开展大为脱节，由此而
2、导致的问题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存所造成的问题。农业特产税即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简称，它是为了平衡农业特产品和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从农业税中逐步别离出来的。但是，国务院有关规定都未将其明确为独立税种。然而实践中，它已突破了附属于农业税并作为农业税一个税目的立法本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税种。这一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具体表现在：（1）税种法定性质不清。从理论上讲，农业特产税应当附属于农业税，同样类归所得税类。但农业特产税主要是针对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征收，亦应属流转税类。（2）征税范围划分不清。这不仅导致了重复征税现象（包括对同一农产品既
3、征收农业税又征收农业特产税，或是在不同环节征收农业特产税），还漏征了一些收入水平高的应税所得，特别是一些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的技术含量高、本钱低的农产品收入。（3）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因对某些同一征税对象并行设置两种税，且计税依据不同，分别计征，人为地造成了一户两税、一地两税的状况，同时征管手续也较为繁琐复杂。 （二）对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展望 条例虽然名为“条例，但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所以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上应当是“税收法律，而且还是我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税收法律之一，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标准，其效力高于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 从80年代初
4、直至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完善农业税法和改革农业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许多理论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和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类：第一类是农用耕地税（或称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产品税并行，简称“两税型；第二类是实行农业所得税，简称“单税型；第三类那么认为，由现行农业税制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产品税）转变，最终将两税型与单税型作为我国农业税制开展与完善的阶段性目标与开展方向，并且通过对条例的修订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来逐步实现上述目标，简称“过渡型。我们赞同“过渡型，但不同的是：其一，不管是“两税型还是“过渡型，仍然主张有“产品税税种。鉴
5、于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已取消了产品税，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因此，我们主张以“农业增值税代替前述“两税型和“过渡型中的“农业产品税。其二，依第三类观点，将来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即除了农业所得税的主体税种以外，还有其他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如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在广阔农村地区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税类中的其他非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制。而我们所探讨的是“农业税制，仅包括有关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等规定，在目前就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两税型下，就是指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增值税；在“单税型下，就是指
6、农业所得税。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制应当向以“所得税为单一税种的方向开展，而不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税或农业增值税。至于某些未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应当包括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之内，“各司其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我们之所以提出“过渡型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考虑到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农业税制实行40年来给农业已经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采用由现行农业税制向“两税型转变的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平缓，不致于给农民的纳税观念造成过分的冲击，有利于新旧税制的前后衔接。同时，参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加上农业税的纳税人在数量上将会多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陡然转变为“
7、单税型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也会给本来已困难重重的农业税的征管增加更大的难度。应该有俟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走向完善和成熟时，农业税制再向所得税的方向开展。目前，以“两税型作为过渡性的安排是较为稳妥的，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2）在我国整体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中，农业税制也存在着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税，即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本钱费用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如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因此，将所得税作为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长远开展目标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中，存在着农业税的税种与其
8、他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比方，农业土地使用税与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关系，农业增值税与增值税的关系，乃至农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关系等。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根本实行的是一套独立的税制体系，这也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今后的改革与开展中，是继续保持其独立性，还是依法将农业税或其局部征税对象与其他税种合并征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学者就建议“开征农业产品税把农业特产税和一局部农村工商税合并征收，解决了农民长期反映强烈的一个产品征两道税的误解。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从“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入手来解决台湾现行农业税赋问题，并认为：“在税赋之课征上，以职业为区分之标准，理论上即有其缺陷。在税 赋稽征之立场而言，农民与非农民并无不同，农业税赋与非农业税赋之差异，仅在于针对产业之特性而异。因此，不管农民或非农民均一律须申报综合所得税，并订定合理的最低根本所得下限，不管农民或非农民之所得未达此根本所得时，即毋须缴纳综合所得税，但超过此下限者，即须按其所得之多少缴纳特定之税赋。4 我们认为，对待这一问题，亦应采取区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开展方向二者关系的态度。换言之，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当保持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今后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农业 第5页 共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