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卫填海精卫填海 1.6 月 24 日，汪精卫抵达天津塘沽码头，开始了发起汪记“国民政府”的努力。在那份日方的意见里，日本人规定了他的第一个活动步骤，“汪氏从日本回国后，首先与临时维新两政府首脑及吴佩孚等各方面开始折冲”。在这当中，首当其冲的是时年 65 岁、曾一次次让土肥原贤二铩羽而去的吴佩孚。直到下船伊始，对“汪、吴合作”，汪精卫依旧信心满满、志在必得。这个信心来自吴佩孚的两封回信。如前所述，5 月 22 日，汪精卫就委托词学家、申报记者赵叔雍专程北上，将一封亲笔信面交吴佩孚；5 月 27 日，他又以原青岛市市长、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成员陈中孚为信使，送去了第二封信。及至 6 月 10 日
2、，当他在东京古河别墅望眼欲穿、等待日本政要的召见时，陈中孚终于以越洋电报的方式为他发来了吴佩孚的两封回信。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在这两封回信里，吴佩孚似乎赞同他对中日战争的所有判断，并已慨然答允与他合作。他认为中日战争是蒋介石一己私心的产物、共产党不断裹挟的结果。对此，吴佩孚也说：“徒因乘隙抵衅、积渐已久正如痈疡附身，终归一溃。而又内外情势复杂，因风纵火，更有促使炽燃者。”他断言世无不和之战，中日媾和才是中国、东亚的唯一出路。对此，吴佩孚也表示：“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以德皇威廉第二之睥睨一时，鉴于大势倾颓，至不惜敝屣尊荣、为民请命故自卢沟桥变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他盼
3、望联合各党各派、“海内豪俊”，在沦陷区成立政府以谋求中日和平。对此，吴佩孚更似乎异常赞同：“尊论谓非组织统一有力独立自由之政府，无以奠立和平，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盖不如是，不但无以奠立和平，且无以见谅国人，并无以改国际之视听。”又何止于此？对他的逃出重庆，吴佩孚表示“至堪敬佩”；对他的媾和主张，吴佩孚感慨“吾道不孤”；对他的合作要求，吴佩孚承诺“当进附贤者”。甚至，在 6 月 8 日的第二封回信里，吴佩孚做出了这样的表态：“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但期确能救国，与彼此共同宗旨不相违越，自当审度情形，与公同进止也”（“吴佩孚工作”档案资料）凡此种种，都让汪精卫对“汪、吴合作”充满了信心。
4、他认为吴佩孚此前的冷淡、敷衍，都不过因为日本人尚未决定让他出马；他断定他们的会谈必将大获成功，因为在合作条件方面，他从来是一个好说话的人。更不必说，自从知道了日本人的底牌，区区合作条件又算得了什么？这个注定了万世骂名的政府究竟是他说了算、还是吴佩孚说了算，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这个政权能建立起来，只要它依旧贴着国民党、“三民主义”和青天白日旗的标签，他就别无所求了。他就带着这种魂不守舍、无可无不可的心态来到华北，并期待着与吴佩孚的会谈，期待着发起汪记“国民政府”的第一幕。但，这一天，几乎在他刚刚离开“五星丸”、踏上塘沽码头，他就听到了一个让他沮丧不已的消息：仅仅十几天时间，吴佩孚的合作态度就发生
5、了彻底的变化。变化从价码开始。6 月 8 日，在写出第二封回信后，吴佩孚也开出了自己的四项合作条件。次日一早，陈中孚就拍发越洋电报，将两封回信和四项条件送往东京；几乎与此同时，吴佩孚的外交秘书、化名“金权”的中统局成员丛大经也将它密报重庆，并到达了蒋介石的案头。吴佩孚的四项条件，反客为主、无比苛刻。它首先规定了双方的主从关系，“吴对外发表政见，汪须采纳”。也就是说，无论吴佩孚对未来“中央政府”有怎样的设想、对“收拾时局”有怎样的方略，汪精卫都只有接受的余地。它将使汪精卫沦为一个门面人物。第二个条件同样咄咄逼人，“汪不得干涉军事”。换而言之，汪记“国民政府”的全部军队，将丝毫不容汪精卫过问，它将
6、成为吴佩孚的私家军。而在那个动荡不已，活跃着日本、重庆和共产党的年代，一个没有武力后盾的政府元首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个条件则在汪精卫和日本人之间设立了森严的鸿沟。吴佩孚说，“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这么一来，倘若吴佩孚不肯点头的话，任何日汪协定都不可能达成。至于汪精卫已经许诺的葬送满洲、割让内蒙古和华北，以及半割让长江下游，也将面临着无穷无尽的纷争。最后，吴佩孚还试图敲钉转角，确立自己在“汪、吴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他提出，“汪施政方针须得吴同意”（秦孝仪主编，傀儡政权）所有这些，让周佛海、影佐祯昭面面相觑，也让众多同情汪精卫的日本人深感棘手。即使吴佩孚的老朋友、一心要撺掇他出山的冈野增次郎
7、也认为，“日本政府对未来中国中央政府的设想是汪七吴三，吴之想法却是吴七汪三，双方差距不可谓不大”但，在听到这些条件后，汪精卫却大喜过望。他不仅决定以此为基础和吴佩孚谈判，他还向日本人夸口说：“可说服吴出而与之合作。”这个表态，折射了汪精卫温和淡泊、一厢情愿的文人心性。他没有想到，从 6月 18 日也就是他离开日本、前往华北的那一天起，吴佩孚就绝口不谈什么“汪、吴合作”了。他一次次地漫天要价，开出了一系列汪精卫、日本人不可能答应的条件。6 月 18 日，在接见冈野增次郎、“土肥原机关”的大迫通贞少将时，吴佩孚谈道：“若临时、维新两政府先将接办之名册造好送来得令彼等专听余之命令，即使彼等与余所指派
8、之负责人员担负交涉之任，从事工作。”也就是说，他出山的前提，是接管“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6 月 19 日，他抛出了他的组府构想：“中央政府树立之晓，以吴佩孚为大总统、温宗尧为副总统，以王揖唐负责北中国、汪精卫负责南中国。”这个方案不仅将汪精卫视为一个次要人物，它还意在排斥王克敏、梁鸿志，而代之以“临时政府”常务委员、与王克敏颇有矛盾的王揖唐，以及“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同样与梁鸿志颇有矛盾的温宗尧。他们都是吴佩孚的早年旧识。及至 6 月 24 日，他又将话题转向了政府名称、法统、国旗与首都。他希望这个政府定名为“和平救国军政府”，并继承北洋政府的法统；他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并将首都迁回已废弃十二年、处处可见日军刺刀的北平。至于汪精卫念念在兹的“还都南京”，他大言不惭地表示：“正者居北京、副者在陪都可也。明朝永乐帝入城北京以此为首都，以南京为陪都，余于吴汪合作当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