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沈从文小说中的田园视景与抒情性问题吴晓东【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 题 号】J3【复印期号】2023年04期【原文出处】小说评论(西安)2023年6期第5661页【英文标题】The Pastoral Scene and the Lyricism in Shen Congwens Fiction【作者简介】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湘西的田园视景及其自我颠覆性 沈从文创作中被研究者讨论最多的是他精心营造的湘西世界，其典型特征是自然、人性与美。关于这个湘西世界最新的言说是作家林斤澜：“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
2、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此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 在林斤澜的理解中，湘西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这个田园世界同时也生成了沈从文的文体形式一种牧歌的或者说是田园诗的文体。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即突出强调沈从文所自创的一种“牧歌式文体，并认为“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negarive capability)之产品。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夏氏的上述分析，把文体风
3、格与“田园视景勾连在一起，并挖掘背后的东方式智慧，最后落实到写实的才华，堪称对沈从文笔下田园牧歌世界最具经典性的理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确实具有在湘西世界中谱写田园牧歌的主导创作动机，这种主导动机到了沈从文创作边城时期更趋于自觉。边城的大局部篇幅都符合经典的田园诗写作模式。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曾经对经典的田园诗模式有这样的界定：“田园诗里时间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这地点即祖国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岭、家乡的谷、家乡的田野河流树木、自家的房屋。田园诗的生活和生活事件，脱离不开祖辈居住过、儿孙也将居住的这一角具体的空间。“田园诗中不同世代的生活(
4、即人们整个的生活)所以是统一的，在多数情况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点的统一，就是世世代代的生活都一向附着在一个地方，这生活中的一切事件都不能与这个地方别离。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边城即表现出“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小说叫边城而不叫翠翠，也不叫翠翠、爷爷和黄狗，这固然与沈从文曾经方案陆续写作“十个城的故事有关，但从田园牧歌的原型性上说，选择“边城作为主题，显然使小说涵容了更开阔的表达空间。 巴赫金所谓“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时间的回环节奏首先表现为沈从文小说中所习用的
5、恒常叙事，即表达湘西世世代代的生活中一以贯之的常态化的场景，借以勾勒长久不变的恒定感。譬如长河：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包谷新米。收获期必为常年帮工酿一大缸江米酒，好在工作之余，淘凉水解渴。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燃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 “三个分句分叙的六、七、八月农家主要生活样式，在必的约束下，变成铁打一般不可动摇的规律，凝固在生生不息的时间流动之中。 边城中更精心设计的“时间的回环节奏还表现为节庆的复现，小说第三章这样交代节日在边城所充当的特殊角色：“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
6、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正因如此，作者选择了端午和中秋作为小说主要情节发生的时节，叙事者讲述的进行时中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端午，第四章又回溯两年前的端午发生在翠翠和傩送身上的故事，男女主人公的记忆便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这种节日的复现，既为人物的活动确定了核心的时间关节点，也有助于营造具有地域色彩的民俗环境和背景，凸现了民间节庆在乡土生活中重要性。边城世界的深厚蕴涵正凝聚在风俗、节庆之中，年复一年的节日维系的是边城世界的秩序感、恒常感以及与过去世代的连续感。 正有赖于这种地点的统一性与时间的回环节奏，湘西的田园视景在边城
7、中才获得了沈从文创作中前所未有的完整性与自足性。而边城在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沈从文此前在其它湘西题材的小说中尚显零散化的田园视景一举获得了整体性和统一性，进而使湘西世界获得了一个文化幻景意义上的整体图式。如果说在其它湘西小说中，沈从文的田园视景还由于题材以及作者价值意向的不同而具有一种差异性，但由于边城的出现，湘西世界以往的内部的差异性那么开始服从于这一田园视景的整体图式。而正是从田园视景的整体性这个意义上说，在边城中最后定型的湘西世界的意义才无比重大，田园视景也才有了诗性乌托邦的意义。 但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沈从文的田园视景必然具有一种先天缺乏。因为现代社会无法容纳一个传统意
8、义上的桃花源。一切现代的田园牧歌与乌托邦图景都不可防止地具有一种虚构的幻美性。这使边城毕竟不同于传统的田园诗。与传统田园牧歌中永恒的时间性构成区别的是，边城中无法祛除偶然性的线性时间元素的介入。如果说边城前两章的恒常叙事局部更趋于中国传统的静态的山水画，那么，一旦进入了展开具体情节的叙事流程，小说就进入了线性时间的具体性与一次性，进入了动态的日常生活和现代历史。所以作为节庆的端午和中秋的意义在小说中就发生了转变，节日的功能就从民俗学图景的恒常展示，转为替主人公的生命活动提供场景，小说的重心也就由民俗学展览进入了具体人生的写相，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转入进行与流逝中的现代历史时间。偶然性时间因素的介
9、入，因此使故事时间具有了具体性，事件也具有了一次性。小说结尾局部爷爷的死亡和白塔的倒掉都是线形时间中不可重复的事件，尤其是边城那个著名的结尾，使小说以及边城世界开始向未来时间敞开，从而使时间有了单线性，而不再呈现节日时间的回环性节奏：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在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时间的介入，标志着边城牧歌图景开始变得复杂化。偶然性的时间因素给边城的叙事带来了不可确知性，也带来小说结尾的开放性。这种结尾的开放性标志着边城这部小说现代视域的生成。现代小说
10、结尾与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结局的最大区别就是现代小说更迷恋一种非确定性。本雅明在他著名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中指出：“童话总这样说：从此他们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童话的惯常的大团圆终结，这种大团圆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时间性和可能性的终结，当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之后，也就意味着关于童话故事的主人公讲故事人已经无话可说了。而现代小说的结尾那么以卡夫卡为典型：“卡夫卡是那种注定无结尾的文学的代表。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有如摩西，永远看不到乐土。布朗肖说，不可能结尾，就是不可能在作品中死亡，不可能通过死亡自我解脱。小说的不可能结尾正对应着终结的不可能性。而现代性是指向未来的乌托邦，现代小说的终结也必然处在时间的
11、远方。当边城的结尾把偶然性的时间因素引入田园视景，也就把现代性的维度引入小说，小说的结尾也必然是指向未来的，开放的，无法在现世兑现的。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最鲜明地表现了小说的现代本性。因此，边城的叙事是一个时间的现代性乃至历史性逐渐凸现的过程。边城临近结尾即已显露变徵之音，借用沈从文习用的语汇，小说开始由“常入“变，即从乌托邦的恒常性进入到生命的变动不居的一次性。 从开放性结尾的角度说，边城表现出一种意义图式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还体现在边城中的田园视景的自我颠覆性。边城的意义既生成于牧歌秩序本身，也生成于这一秩序的被质疑。郑树森即指出：“沈从文的田园模式，其实暗示强力，城乡之间，文明和原始之间，比
12、照对立，而其笔调既有反讽，又有哀伤。所以边城不单呈现了一个纯粹的田园视景，其中的“所说和“所示之间有天然的缝隙。边城的牧歌倾向也与自身的颠覆性指向并存。“所说(牧歌)与“所示(内部的自我分裂)互相纠葛冲突，展示了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图景。这种自我分裂迹象在沈从文此前的小说灯中已经包含了，当灯的结尾男主人公不经意间透露出那个忠心耿耿的老仆人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时候，其湘西视景已然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在此，沈从文自己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啻一种冒险：湘西世界的真实形态的瓦解的风险。小说结构内部由此暴露出了缝隙和断裂，冲击着田园叙事和牧歌图景的单一性指向，意味着湘西世界内部依然包孕着田园视
13、景的“他者现代性。所以，边城是有内在的缝隙的。杰姆逊称“史诗话语里的形式和内容、词语和对象之间已经存在着一种根本的构成性的断裂。边城中的田园诗的话语方式与真正的对象的本来样态之间也正存在着这种断裂。田园牧歌生成的同时也蕴涵了被颠覆的因子。正如王德威对沈从文的断言：“他的叙事既是对田园牧歌的逼真再现，但同时也使之土崩瓦解。 二、“牧歌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从修辞的层面具体讨论沈从文笔下田园视景的生成，有助于我们感受湘西田园牧歌的人工性。我们要问的问题因此就转换为：沈从文笔下的“牧歌是怎样被表达出来的。 其一是“自然化。王德威在分析沈从文的小说柏子时曾对“自然和“自然化两个范畴进行了如下区分：“对于这
14、个故事的复杂性的诠释方法之一，是区分自然(nature)与自然化(naturalization)的观念。我们在阅读沈的抒情叙事时经常将前者视为理所当然，相对于此，后者那么表达了沈在描绘现实时的修辞与观念策略。在这里，自然指的是未经污染的理想源泉，而自然化那么指的是将历史流变化作天长地久的文化/意识形态范式。“我所关心的是更为文学性的问题：他如何把本来事出有因、决不自然的主题、现象写得自然而然起来，以及他又如何在这样的自然书写时，设下疑影或留了裂隙，从而把看来清朗的文体交织得极尽复杂微妙。(11) 对“自然和“自然化的区分使我们意识到，许多看上去是“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是人为的“自然化的结果，其中
15、就有不自然的成分。而关键是沈从文对自己的这种“自然化的过程是相当自觉的。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透露了自己创作中的重要的叙事策略：“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和了真实和幻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局部加以掩饰，使之保存童话的美和静，也即由之而来。(12)这里的“真实即是本真的“自然，而“幻念即是“自然化的结果，为的是“保存童话的美和静。这种“童话的美和静是效劳于总体上的湘西“田园视景的统一性的。 其二是“幼稚化叙事。沈从文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一个看似懵懵懂懂的未成熟的叙事者。如我的教育即有鲜明的叙事的幼稚化倾向： 排长头一天说，军人要早起，我就起得很早。 住到这祠堂里几天来我们的事可以列表记下：一，点名(不到那么罚跪)，二，吃饭(菜蔬以辣椒为主体)，三，擦枪，唱军歌，四，各处地方去玩，撞一点小小乱子(譬如打别人的狗一阵，撵别人的鸡一阵)。 早上，有一个火夫，被排长命令兵士，到近梯处楼下打了一顿，那火夫就荷荷的哭，称冤不止。一件好笑的事！到这些地方，眼泪就是为这样用处！ 这段叙事中所呈现的场景和细节都是非常感性而实体化的，叙事也只有描述，没有判断，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和现时性，是典型的孩童般的幼稚化叙事风格。这种幼稚化叙事凸显的是一个人格化的叙事者“我，一个自身在成长中的叙事者，一个非全知的叙事者，其叙事调子多少有些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