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道酬勤当代中国群众文艺的源与流摘 要：1930年代至1970年代的文艺群众化在当代中国文艺史上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指向。也正是在与之前的五四启蒙主义文艺思潮，及之后八十年代以来汹涌回潮的通俗文化的强烈对照中，文艺群众化的面貌愈来愈清晰。文艺群众化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面向工农兵群众的具有极强功能性和指向性的文艺实践。以革命理想为指引，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逐步推进，建国后的文艺群众化表现出一种内在的激情，并由此引发文艺形式上的诸多新变。当然，文艺群众化不断追求纯粹、透明、直观，所带来的问题也在所难免。关键词：群众文艺;文艺群众化;激情;形式提起文艺群众化，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1930年代历次关
2、于群众文艺的讨论，在各种资料汇编、文学史，包括研究专著当中，文艺群众化所涉及的时段也大多集中于1930年代，最多下延至1940年代。建国后群众文艺的存在毋庸置疑，而研究者却似乎无从下笔，这一现象本身就非常吊诡。文艺群众化的问题不重要吗？显然不是。建国后前三十年文艺实践的核心命题就是文艺群众化。并且在建国后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至革命领袖的批示下至具体的文艺政策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文艺群众化。是不是文艺群众化业已成为事实，不需要刻意强调？当然也不是，建国后文艺界频繁的论争与冲突都在说明关于文艺群众化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表现。迟至今日，从整体上对当代中国的群众文艺进行研究的成果仍然不多见，这需要政治学、
3、社会学等理论，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支撑。可以说从193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文艺群众化一直是中国文艺界的核心命题，其中各个层面的问题都值得深入讨论。本文尝试在梳理群众文艺的源与流的根底上，对如何理解建国后群众文艺的根本性质、指向与面貌，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概念与立场严格来说，1930年代左翼阵营关于文艺群众化的集中讨论经历了1930、1932、1934年三个阶段，每一次讨论的重点都不一样，也可以说是不断在深化。革命文学的兴起客观上将群众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如成仿吾所说，“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群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群众为我们的对象1。左联成立后，更是将文学的群众化
4、视为“第一个重大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群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群众化，作品，批判以及其他一切的群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2。可以说1930年开始的文艺群众化讨论将重点放在了文艺群众化的重要性上，在左联的实际领导者看来关于群众化存在着许多错误观念，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判断。虽然左联反反复复强调文艺群众化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在思想上形成统一，但事实上关于文艺群众化的争议不断，而最具颠覆性的观点往往来自左翼内部。有关文艺群众化的争论涉及各个层面，不同层面的问题需要区别对待，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出，群众化之所以引起
5、如此纷纭的局面，根本上是和“群众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的。“群众这一概念的演进，国语统一运动的代表人物黎锦熙认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古的用法，礼记月令云：“孟春毋聚群众，毋置城郭，郑注“为妨农之始，这里的“群众实为“大兵大役所会集之农人3。第二阶段到了中古，“群众一词成了印度的“舶来品，梵语的“僧伽Saingha被译为“众，佛门常用“众来指称三人或四人以上的数目，而这些数目之间兼有平等之义，但不管怎样，“群众在中古都指的是佛教信徒。第三阶段即近代的普通用法中，“群众就是众人，不但不分宗教阶级，而且不必聚在一起。第四阶段的“群众概念，又逐渐用于多数人民，如“劳动群众“无产群众，黎锦熙称其“
6、似乎又回复到中国的最古义4。黎锦熙在文艺群众化的讨论中，回到核心概念“群众本身，追根溯源，有其特殊的奉献，最起码让我们明白了“群众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具体意涵。只是很遗憾，进入近代，黎锦熙对“群众概念第三、第四两个阶段的划分与解释都显得模糊。不只黎锦熙，在整个1930年代文艺群众化的论争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较大分歧，就在于参与者对“群众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这一偏差不但凸显了参与者与左联的工作方针、政策的不一致，而且延及建国后文艺界历次的批判运动。黎锦熙提出的“群众概念的第三个阶段，即“群众就是众人，不分阶级宗教，且不必聚在一起，这是“群众概念开展史上极其重要的转戾点。“群众逐渐从中古社会佛家用语
7、蜕变而为宋元之后的平民日常用语，随着佛教的平民化和平民生活的佛教化，“群众及相关用语也越来越贴近平民的日常生活，出现在各种通俗小说当中。正因为这一过程比拟漫长，且潜移默化，概念性的梳理一时很难奏效。换句话说，人们对“群众这一概念的使用往往随着具体语境的变化而指称的内容有所变化，但总体上又有多数的意味。这一数目上的“多数虽然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却因为无主脑无主名，呈现出散兵游勇的状态。借用威廉斯的考证，“多数意义上的“群众即英语当中multitude，multitude通常会用强调数目的形容词many-headed来修饰，意即“多数。 “多数对“群众而言既是力量所在，也是危险之源，multitud
8、e很快就被负面意涵的mob，即一群桀骜不驯的群众所取代。与mob相区别，继承multitude的“多数意义而表示一般状况的民众的便是mass5。在现代社会当中，mass主要有两种意涵：一是用来表达“多头群众“烏合之众，指的是“低下的、无知的和不稳定的;一是被当作“正面的或者可能是正面的社会动力6。在第一层意涵当中群众很少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识别事物，大都照着别人的指示去做，往往作为社会行动的客体出现;而在第二层意涵中群众那么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出现，表现出积极活泼的革命传统。可以说威廉斯对群众的两层意涵的总结不仅抓住近代以来群众这一概念开展的主要脉络，而且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语境中的群众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启示。“群众在脱离中古的佛教信徒的意涵，走向平民化的过程中，虽然逐渐开展出“多数的意味，但这一用法根本上是被动的，也就是作为社会行动的客体出现，不管是使用者还是被使用者，大多用来陈述一个有关“多数的事实，即便伴随某种价值判断也多是负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