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文学史清中叶的诗文清中叶的传统文学，虽然作家众多，作品丰富，但总的趋势仍可以说是衰落的。诗的流派，愈变愈多;文有骈、散文的对立，有文笔之争;词亦出现了新派别。这些不同的流派同时并起，各树旗帜，外表上很繁盛，却始终找不到出路，正是封建时代文学回光返照、渐趋没落的表现。下面是办公室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乾嘉间的诗派和诗人在清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反动的文化政策统治之下，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家所代表的进步的学风、诗风和文风，不可防止地要朝相反的方向转变。从康熙时代的阎假设璩到乾隆、嘉庆时代大批的“汉学家，他们的文字、经史之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
2、顾炎武等“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钻进了故纸堆，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风。他们以“实事求是相号召，自以为有“求实的精神，不知他们避开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只是从故纸资料到故纸资料，恰巧把经史之学变成另一种空疏无用的东西。同时程朱理学，通过八股文考试制度和统治者的尊崇提倡，在王学被打击之后，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诗风、文风离开清初现实主义的道路，向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方向开展，也是很自然的。杭世骏于乾隆初年曾说：“自吾来京都，遍交贤豪长者，得以纵览天下之士。大都絺章绘句，顺以取宠者，趾相错矣。其肯措意于当世之务，沉着而度康济之略者，盖百不得一焉(道古堂文集卷十五送江岷山知晋州序)。这是当时脱离现实、庸俗
3、苟安的士风和玩弄章句词藻，走向拟古主义、形式主义诗风、文风真实的反映。从康熙晚年到乾隆中叶，在诗坛上发生很大影响的，首先是沈德潜所标榜的风格说。德潜(16731769)字确士，江南长洲(江苏苏州)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台阁体诗人，所作绝少成就。他早年即以诗论和选家著名，他的说诗晬语，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这就是要求诗必须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效劳。因此，他主张诗人“立言，在态度上，必须“一归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必须讲求比兴、“蕴蓄，不能“发露：这就是要求诗人不要揭露矛盾和斗争，努力维护封建统治。所以他选诗“既审其宗旨(诗道)，复观其体裁(格律)
4、，徐讽其音节(声调)，“而一归于中正和平。这个诗派，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它为当时脱离现实的诗风，找到了比“神韵派更为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理论。沈德潜的许多诗选，如唐诗别裁、古诗源等，表达了他的拟古主义的诗论观点。但它们指陈得失，辨析源流，也起了一定的流传、借鉴古典诗歌的作用。同时著名诗人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他研究宋诗，作诗亦取法宋人，与沈德潜曾“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他读书极博，特别熟悉宋元以来杂记小说，因而喜欢在诗中多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流为饾饤锁屑一肖。他生长杭州东城，有些近体诗，谧画西湖景物，有幽新孤淡之致。但由于生活的寂寞、枯槁，
5、所作缺乏现实内容，他的独辟蹊径的努力，适足以表现其形式主义倾向。未曾沾染似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自成一派的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工书善画，当时不以诗文著名，但由于出身贫苦，久居民间，深知人民被压迫剥削的痛苦，也看到“吾辈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实在庸俗不堪，从而发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的大胆议论(范县署中奇舍弟墨第四书)，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他的许多诗篇，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贪官恶吏，如悍吏、私刑恶、逃荒行、还家行等。偶然作一篇，将“才子的华贵与“民瘼对照写来，尤见作者愤世不平的苦心：文
6、章动天地，百族相绸缪;天地不能言，圣贤为咙喉。奈何纤小夫，雕饰金翠稠，口读子虚赋，身著貂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灿高楼;名酒黄羊羹，华灯水晶球;偶然一命笔，币帛千金收;歌钟连戚里，诗句钦王侯;浪膺才子称，何与民瘼求所以杜少陵，痛哭何时休!秋寒室无絮，春日耕无牛;娇儿乐岁饥，病妇长夜愁：推心担贩腹，结想山海陬。衣冠兼盗贼，征戍杂累囚。史家欠实录，借本资校仇。持以奉吾君，藻鉴横千秋。曹刘沈谢才，徐瘐江鲍俦，自云黼黻笔，吾谓乞儿谋!这里作者指出统治阶级的“才子骄奢淫佚的生活和人民所受饥寒压迫的痛苦的真相，反映了深刻的阶级矛盾，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郑燮非常推重杜甫，认为杜诗“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
7、种爱国爱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他反对当时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直斥提倡“文章不可说破、不宜说破，“言外有言、味外有味的娖娖“纤小之夫的“自文其陋。这显然是对“神韵派和“风格派的指责。郑燮的散文也独具一格。“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学夫人徒自苦(赠潘桐冈)。反对模拟古人，直达肺腑，是他的诗文创作根本的、一贯的精神。他的家书，表达家常，无所不谈，抒情议论，脱口而出，每多独见，比之于诗，表现了更多地打破陈规定矩、自由抒写的精神。比郑燮更彻底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是稍后的著名人袁枚(1716-1797)。枚字
8、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他少年得志，二十四岁中进士后，入翰林，出为溧水等县令。三十三岁即于南京小仓山筑“随园，过着论文赋诗、优游自在的享乐生活，足足半个世纪。袁枚的思想是比较自由解放的。他对当时统治学术思想界的汉、宋学派都有所不满，而特别反对汉学考据。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元(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他还认为六经“多可疑，“未必其言之皆当也，“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答定宇第二书)。这对当时埋头故纸、支离破碎的汉学家，实在是当头棒喝。他主张诗写“性情，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卷三)。又说，“作诗
9、不可以无我(同上卷七)。这就是说，作诗要有真性情，要有个性。在袁枚看来，“性情是诗的根本，一切题材内容、音韵格律、语言风格等等，都是“有定而无定，恰到好处即妙。他宣称对于古今人诗，对于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诗，“无所不爱，“无所偏嗜，主要在看它们有无表现性情。因此，他反对模唐仿宋、大谈格律、以书卷考据作诗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他更不喜爱一切迭韵、和韵、用僻韵、用古人韵等等来束缚性灵，以文字为游戏。袁枚论诗显然和郑燮一样，深受明末“公安派的影响，但他的立论比之“公安派要具体、系统得多。对于清初以来的著名诗派和“神韵派、“风格派等等，他并不一笔抹杀，而能有所分析，指出其优劣得失，对当时的拟古主义
10、与形式主义诗风，确乎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但他离开具体的社会生活，把“性情抽象化，终于不免陷入“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音律幽默，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同上卷三)的另一种形式主义结论。袁枚的诗创作，确能如他自己所说，直抒“性情，即写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拟风格或以考据文字为诗的作品，别具一种清新灵巧的风格。“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雨来蝉小歇，风到柳先知(起早);“十里烟笼村店小，一枝风压酒镇偏;“绿影自遮南北路，春痕分护短长桥(春柳)：这些诗句，意境明晰，自有韵味，而又不像“神韵派那样朦胧隐约，不着实际。袁枚的
11、佳作大抵就是这类近体诗。根本缺点在于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所作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纪事的范围，所谓“行藏交际，具有于斯诗在袁枚手里，只是一种运用自如的消遣，一种剔透玲珑的“盛世的点缀。和袁枚齐名的诗人有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和蒋士铨(1725-1784，字心馀，江西铅山人)。他们的论诗主张，根本和袁枚的相近。赵翼议论较多，也有不少独到的风解。他是个史学家，特别强调诗的开展、进化的观点，认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诗从触处生，新者辄成故(佳句)。因此他认为后来的诗总比前代的新，先后相承，各有“真本领，“未可以荣古虐今之见轻为訾议也(瓯北诗话卷十)。“李杜诗
12、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论诗)!这些见解，对盲目崇古的诗坛偏见，是非常有力的冲击。只是他所强调的新或新意，虽与“世运联系，但依然未着实际，主要指的是形式、语言等等表现技巧的翻新，因而不可能离开形式主义道路。赵翼的诗，也有打破束缚、冲口而出的特点，但议论太多，语句亦觉沉重板滞。蒋士铨作诗甚多，题材亦相当广泛，京师乐府词写下层社会风习见闻，以及一些留心民瘼的作品，具有一定认识意义。他以七言古体擅长，刻画景物，具有气势蓬勃、形象生动的特点。但他的创作成就和影响也都不如袁枚。翁方纲(1733-1
13、818)，字正三，号覃溪，大兴人。论诗主“肌理说。认为“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实际(复初斋文集延辉阁集序);“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这实在是为当时考据文士以故纸材料入诗寻找理论根据。他说：“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上)。他把思想意义(义理)与组织结构(文理)、学问材料(肌理)统一起来，可见作诗重要的事，不在高举神韵，或死守风格，或空谈性情;而在读书，有学问，有方法。他“诗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诚斋，是与他的诗论精神一致的。到嘉庆中，他成为诗坛的一位领袖人物，代表考据学派统治下产生的一个诗派，并影响到近代宋诗运动。后一辈的著名诗人，有江苏武进的黄景仁(174
14、9-1783);四川遂宁的张问陶(1764-1814)。景仁字仲那么，出身贫苦，一生不得志。他的观潮行、竹君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圈虎行、都门秋思等，都系传诵一时的名作。他怀抱不平，但缺乏力量，表现了哀怨婉丽的独特风格。“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寻驺卒话生平;“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他就这样忍受着抑郁和贫苦的折磨。黄景仁诗所以传诵一时，在于一定程度透露了“盛世士大夫的苦闷。它的根本缺点，仍在于缺乏广阔的现实社会内容，不能深入揭露社会矛盾。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他是“性灵派诗人，诗风和袁枚相近。他的名作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写白莲教起义，虽然本能地诬之为“盗贼，但他描写见闻，
15、不仅流露了同情人民、厌恶官军的感情，客观上也揭露了“盛世的虚伪和深刻的社会矛盾，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乾、嘉诗人，表现要摆脱上述主要诗派影响的，先后有黎简、舒位、王昙、彭兆荪等。黎简(1747-)，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他是岭南的一个著名的诗人和画家。自称“简也于为诗，刻意轧新响(答同学问仆诗)。诗中有画是他的诗最大的特点。“七二峰倒江水，俯见峰尖插天底;一舟天上棹海松，回合三万寒虬龙：这是诗，也是画记。他刻意创新，言人所不能言，确乎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但仍只是一条缺乏广阔的社会内容的小路。舒位(1765-1815)字立人，号铁云，河北大兴人。出身于官僚文士的家庭，中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后来
16、“九上春官，座不得遇。舒位以为“人无根柢学问必不能为诗，假设无真性情即能为诗亦不工(陈裴之舒君行状)。他读书极博，又奔波四方，接触现实社会生活也颇为广阔。“读万卷书，未能破之;行万里路，仅得过之;积三十年，存二千首(瓶水斋诗集自序)：这就是舒位诗的实际。他的诗以七古为尤胜，如张公石、断墙、老树图、破被篇等都很有名。它的特点，在能冲破束缚，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这里且看他的杭州关纪事：杭州关吏如乞儿，昔闻斯语今见之。果然我船来泊时，开箱倒箧靡不为。与吏言，呼吏坐，所欲吾背从，幸勿太琐琐。吏言“君果然，青铜白银无不可;又言“君不然，青山白水应笑我。我转向吏白：身行万里半天下，不记东西与南北。问我何所有笛一枝，剑一口，帖十三行诗万首，尔之仇敌我之友。我闻榷酒税，不闻搜诗囊;又闻报船料，不闻开客箱;
